发布于：2022-05-28 13:33:28
来自：工程造价/土建工程造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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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 年代中国出版了两部项目管理的书，第 一部是企业管理出版社的《项目管理》，美国人约翰·宾写的；另一部是中国建筑工出版社的《工程项目管理》，是同济大学丁士昭教授写的。起到普及效应的是前者，约翰·宾先生是美国著名的工程公司柏克德公司的项目经理，曾在 1970 年代中国引进八套合成氨系统的成都工厂担任 EPC 项目经理，给当时去项目视察的某国家领导人留下深刻印象。 1980 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与美国合作建立大连企业管理培训中心，中方领导点名要约翰·宾先生任教。美方顺水推舟任命宾先生担任美方教务长。
宾先生的《项目管理》明确告诉大家项目管理的三大目标：工期控制、成本控制、质量控制等三大控制，以及三大控制工具：网络法 CPM 、工作分解结构 WBS 和文件分发表。这三大控制目标和三大控制工具支撑了早期即 1985 年前后中国项目管理的普及和发展。 1988 年约翰·宾先生访问天津大学，时任技术经济与系统工程系主任的徐大图教授在天南街一个饭馆宴请他，我在场作陪。 1987 年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组织编写《施工企业管理手册》，我负责撰写《项目管理》一章。
丁士昭先生的《工程项目管理》则介绍了德国的施工项目管理，毕竟是重点大学的著名教授，这本书比宾先生的书厚了一倍，多介绍了项目管理组织和项目控制方法。 1986 年，丁先生据此向上海市和城乡建设部建议实行“建设监理制”，先后被上海市和城乡建设部采纳， 1987 年中国正式实施建设监理制，与项目法人责任制、项目合同制、招投标制并称中国建设领域的“四制”。后来随着项目法施工的兴起，中国已经形成了业主的项目管理即监理制，承包商的项目管理为项目法施工。 1988 年春节前，徐大图带领我在建设部三号楼招待所住了一周，起草监理工程师考试方案被监理司认可。年后建设部发文由天津大学、同济大学、重庆建工学院同时开展监理工程师培训，三个月一期，取得结业证即可上岗。两年后正式开考，我任其考试教材之二《建设工程合同管理》副主编，撰写《施工合同管理》一章。
1986 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教委主任的李鹏同志发明码电报给直属高校，要求土木工程系学习鲁布革水电站建设项目日本承包商大成公司的项目管理经验。他把日本大成公司在鲁布革项目成功的经验归结为：项目管理、工程合同管理（含招标和索赔）和工程经济学（含造价）的成功，要求各高校在土木工程系或管理学专业开设上述课程。 1987 年初在郑州的一次会议上国家计委施工司下达任务给天津大学管理工程系，要求总结鲁布革经验，拨科研经费 20 万元。当时天津大学张乃如等教师五上云南鲁布革工地，采集了大量素材。为与业主方项目管理区分，定名为“项目法施工”，主要内容是：前后方分离 / 前方成立施工项目部，后方设立基地；内部设立两个独立核算市场 / 施工机械租赁市场和劳务市场；严密的合同与索赔制度；项目部为扁平组织结构；公司为矩阵或地区总部组织结构。进入 1990 年代前后项目法施工在中国广泛应用，尤其是在原石油部系统应用最为成功，当时吐哈油田等新建油田均采用项目法施工获得成功。我当时任天津大学技术经济与系统工程系办公室主任，组织黄东兵教授编辑了《项目法施工》一书。
朱镕基同志 1998 年任国务院总理，力促中美贸易协定于 1999 年圣诞节前签署，扫清了加入 WTO 的最大障碍。又经一年半与欧盟谈妥通信与保险业的条约，于 2011 年率中国加入了 WTO 。但是议定书虽然同意中国暂缓加入 GPA （政府采购协议），但要求中国区分政府投资工程与私人投资工程，并采取不同管理体制。为落实此项承诺，当时建设部成立以建筑业司张鲁风司长为组长的“政府投资工程管理体制改革研究”课题组，我是其中一员。经过两年美国、德国、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调研；又在国内对重庆、成都、西安、合肥等地的建设口调研，形成了基本思路。我当时归纳发达国家政府投资项目管理的理念是：为了保证公平，宁愿牺牲效率”，又高度评价重庆的“投建管用分离的作法。根据 PMC （项目管理承包）和 PMA （项目管理咨询）的经验提出政府投资项目应实行“代建制”，得到国务院的肯定。从 2003 年起推广，在北京奥运会工程中大显身手；在深圳演变成工务署；在四川省则形成我心目中理想的“代建制”，即代业主实施项目管理。
1980 年代，建设项目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呼声越来越高，国家决定引人世界银行（ WB ）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UNlDO ）的以等值计算和折现为基础的项目经济评价方法。由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于守法副所长牵头，天津大学等一批高校和研究机构参与。当时，中国已经引进了工程经济学等理论并且在高校开设课程。同济大学黄渝祥教授编著了《费用效益分析》影响很大，但是国家重点是对有经营性的工业项目进行财务评价，黄先生主导的政府投资项目评价问题尚未提到议事日程。 1990 年代，国家发布《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中国建设项目科学决策的基础至此奠定了基础。
二、政府府投资管控：从被动控制到主动控制（ 4100 字）
政府投资评审与工程造价咨询产业一样，其核心就是政府投资管控。所谓控制，必先设定控制标准。英国 DBB 以分项工程所需工料数据即工程量清单作标准控制投资，美国 EPC 则以有序的市场竞争挤出真实成本，用合同总价控制投资，中国计划经济时期使用定额为标准控制投资，近年来采用工程量清单控制投资。
纠偏是管控的主旋律，古典控制论鼻祖维纳提出了反馈的设计，信息反馈就是指控制系统把投资实施过程中的数据输送到判断器，又把判断结论返送回来的动作。政府投资评审系统就是一种典型的古典控制系统，其本质是通过信息反馈来揭示实际与计划之间的差异，并采取纠偏措施，使政府投资稳定在预定的计划状态内。全世界的投资管控都是循着反馈纠偏控制的思路设计的控制系统。
纠错防弊的内部控制是投资管控的基本方法 项目内部控制措施通常包括项目风险控制、授权审批的内部牵制等。工程造价咨询机构应当结合风险评估结果，采用主动控制（预防）与被动控制（纠偏）相结合的控制措施，将风险控制在投资计划之内。并通过内部牵制机制，实现项目纵向审批上下牵制，项目模向复核纠偏左右制约，相互监督，实现纠错防弊的管控功能。从宏观看，国家设立财政投资评审体系就是政府对投资进行内部控制的重大举措。
目前我国一直沿用三十年前创制的“四制”，即招投标制、项目法人制、工程合同制和建设监理制。上述制度的经济学机理就是 DBB 发承包模式，即设计 D 、招标 B 、施工 B 三个阶段分立的发承包方式，英国叫它为传统模式。因其形成业主 / 咨询机构 / 承包商三足鼎立状，也称其为三角模式，对应最著名合同条件为 FlDlC 红皮书。中国 1983 年在鲁布革水电站项目采用， 1987 年由丁士昭先生倡导引入称建设监理制，利用咨询机构消除承包商对发包人的信息优势，引入专业的顾问服务提高项目管理绩效。政府投资评审机构就是各级政府的投资管控顾问机构，近年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近三十年来投资评审机构总结了基于 DBB 模式的投资管控经验如下：
据统计 DBB 模式 35% 的失控由变更引起。有四种变更，第一是业主的需求改变；第二种是设计错误；第三是施工困难或不利现场；第四是承包商合理化建议。 DBB 前三种变更均应由业主承担价款改变的风险，第四种则应按价值工程条款评估，批准后跟承包商分成获利。顾问机构要注意承包商与设计人合谋人为制造变更获利，更应从前期入手抓设计优化。
英国的价值管理之父凯利和伍同两人不约而同地发现投资管控的重点在前期，工程造价咨询机构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前期。采用的方法有价值工程、 LCC 和可施工性分析，尤其是工业项目或大型土木工程项目，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的项目效果尤为显著。据统计，应用可施工性分析可缩短工期 10% 以上，减少投资 5% 以上， BlM 是可施工性分析的利器。
香港上世纪一直釆用闭口总价包死合同，但是 1999 年发生政府房屋署公屋天颂苑“短桩”事件，承包商为避免损失，每根桩都短 15 米以上，直至房屋沉降不均才败露。事件导致拆除公屋，损失达 2.5 亿港元以上。后来港府成立调查组，给出报告，认为总价包干合同是帮凶之一，建议地下工程不宜闭口，应据实结算。承包商不可能自掏腰包弥补工程费用不足。
投资评审机构主要针对各级政府财政投资项目进行投资管控，除自身积累了大量经验和案例外，也对其他仍实行纵向管理的各行业投资管控进行了全面借鉴。
公路工程投资管控创造了零号工程量清单，即初步设计完成后招标；施工图设计完成后招标人召集设计人、咨询方、承包商会商，最终出一份各方认可的工程量清单。这份清单叫零号工程量清单，支付与结算均按照清单量为依据。这种方法的本质是模仿施工图预算，把设计细节做到可施工程度，出工程量清单，按中标单价制定总价，实行总价包干。
1992 年三峡工程静态投资概算为 900.9 亿元，三峡总工期为 17 年，考虑到物价上涨和利息因素，最终动态投资达到 1800 亿元。利息执行央行的利率，物价上涨因素则由国家计委（发改委）委托咨询公司根据当年的工作内容确定物价篮子的材料品种和权重，根据统计局的物价数据测算一篮子物价指数，乘以当年静态投资计划数即为当年动态投资额，国家据此下拨投资。
铁路有两个特殊环节，一个是概算检算，相当于施工图预算，检算不能超概算；另一个是概算清理，相当于竣工结算，两算责任主体均为勘察设计方。概算清理可增加部分包括变更、量差、政策性调整、新增等，如有异议交部鉴定中心处理。这种管控依赖定额，所以铁道定额所能获得巨额定额编制补助。这种管控无需咨询机构，勘设人是管控的第三方。
为了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缔约成本很高。为了降低缔约成本，中外均为合同注入柔性，即合同再谈判机制。最容易理解的柔性表现为：暂估价。如材料暂估价和专业工程暂估价都是为了加速缔约而设置的再谈判机制。合同的再谈判又分事件级与项目级两类。变更、调价、索赔均为事件级；和解、调解则属于项目级再谈判。政府投资评审机构掌握柔性则必执专业之牛耳。
中国的招标早期采用低价中标原则，出现了赢者诅咒现象，即由于投标人的乐观偏见和对招标人套牢产生的敲竹杠行为；后来采用综合评估法，又出现合谋与围标现象，即价格卡特尔（垄断合谋）。这就是招标两难，政府投资管控对解决两难问题提出信任解决方案。首先，政府应建立信任规制，其次招标人按信任级别确定招标竞争烈度，配合上相应柔性等级的合同条件。
低价中标破坏项目价值和市场秩序，这个结论在理论上没有说服力。低价中标损害项目和市场根本利益的现象叫赢者诅咒，它破坏的机理是：招标人的逆向选择，即买方宁愿出低价选择一个反正也信不过的人，造成建筑市场劣币驱逐良币；投标人的道德风险，即卖方机会主义行为利用买方的漏洞获利。解决赢者诅咒的良方就是信任，用多次博弈克服机会主义。
政府投资管控一般沿着监管和激励两条进路设计，监管难度大，成本高，所以 1980 年代后重视激励进路。项目激励与公司激励不同，因无剩余索取权，所以不能使用产权激励。项目的激励有四种，第一是信任，产生柔性风险分担效应；第二是公平，产生参照点效应；第三是关系，产生声誉效应；第四是权力，产生位势差效应。上述效应均可改善项目管理绩效。
假设合同签订期是状态 0 ，无风险执行是状态 1 ，风险造成偏离是状态 2 ，一般在状态 0 时就必须预测到状态 2 ，并约定状态 2 的价格。但纠结于缔约，成本加大。则应在合同中约定再谈判：一旦出现风险导致的状态 2 ，只需确定状态 2 与状态 1 的差异并由买方予以补偿即可。工程合同的再谈判包括变更、索赔与调价，由发包人弥补状态差异，承包人完成项目，项目成功。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经济增长方式由过去的投资拉动需求模式转变为供应侧改革模式。具体改革措施为在基础设施投资领域实施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即 PPP 模式，在发承包模式中实施设计釆购施工一体化模式即 EPC 。新的建设方式要求政府投资管控与时俱进，在观念和手段上全面创新。
三角模式零和博弈色彩太浓，发承包双方对抗。于是出现了 EPC 设计釆购施工集成模式，采用 FlDlC 银皮书。 EPC 的基础是合作，合作的前提是信任，信任表现为双方不利用对方的漏洞。因此， EPC 也称交钥匙工程，付款与结算按约定总价及程序，一般不再审核。中国推行 EPC 缺乏信任基础，故用 EPC 集成之形，施严格管控之实，称为中国特色 EPC 。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的投资管控为我们提出了新的挑战，第一 PPP 模式中项目控制权基本交给社会资本方，社会资本方对投资管控无积极性，但对成本控制有动力；第二为吸引社会资本中央同意两标并一标，施工不招标，则对概算的精度提出更高要求；第三 PPP 一般采用 EPC ，支付与结算方式改变，政府投资管控无抓手。针对上述三个难题，政府投资评审部门惟有抓住可行性研究不放，提高可研深度，建议釆用初步可研和工可两阶段可研以提高精度。另外迅速建立已完工程数据库，作为 PPP 项目投资管控的标杆。
政府投资管控专业人士与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的领袖一样应具备三种素质，其一是企业管理能力，包括战略、内部控制与激励、经营与市场、质量与成本等；其二是投资管控能力，必须有强烈的为委托人提供投资管控顾问服务的意识；其三是为项目增值的能力，要利用 VM 、 LCC 等工具优化项目。具备这三种素质的咨询机构领袖就会有宏大的格局，必然带领团队走向成功。
PPP 项目实质上属于政府投资项目，表面上看是社会资本投资并支付工程款，实质上是政府授予特许经营权并延期多次支付的投资行为。因为政府在提供公共品中采用 PPP 方式，确实向社会资本转移了大部分风险，其代价是向社会资本让渡了项目的大部分控制权。那么 PPP 项目的投资管控就具有了非常特殊的形式和内容，即通过可用性和绩效考核两种形式进行，考核标准是物有所值。从可用性评价看，主要是评价资产是否虚化。两标并一标后的利润可以算是资产形成，但设计优化形成的节约能否形成资产争议很大，如果虚报冒领、偷工减料形成资产则绝对不能允许。政府对可用性评价的控制手段主要是投资评审和投资审计，通过扣减社会资本履约保函和扣减可用性资产额（从而扣减可用性付费）来实现目的。至于对绩效考核则主要是考核以设计参数为基础制定的运营绩效考核指标实现程度进行。
从定额概预算到工程造价管理，初步引进四制（招标、合同、监理、项目法人制），建立建议监理和监理工程师制度、工程造价咨询和造价工程师制度属于跟跑；推行 2003 、 2008 、 2013 版清单计价规范，发布标准施工招标文件，推行代建制和全过程工程造价咨询属于并跑；取消工程咨询企业隔离墙，实行公共项目数据面板化，定额指标数据化，推行大标段招标，推行 PPP 项目两标并一标，推动全过程工程咨询属于领跑。
中国特色是中国领跑世界的关键所在，全盘西化或拒绝西方都无法领跑，只有兼收并蓄博采众长才能形成中国特色的工程咨询理论体系和实操规范。目前看，中国特色工程咨询主要有：定额与价格信息结合的计价依据、估概算审批制、信任型招投标、刚性合同与重新结算制等。这些中国工程咨询元素镶嵌在工程量清单 BOQ 和 FIDlC 合同体系、 ICB 竞争性招标和单价合同之中形成崭新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工程咨询管理体系。我们凭这一套理论与实操体系，在中国庞大的建设工程现场不断加以实践，就具备领跑世界的能力和可行性。
刚性合同与重新结算制具有特别鲜明的中国特色，本来《 2013 版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吸取了 56 号令《标准施工招标文件》向 FIDIC 靠拢的原则，明确规定结算工程量是历次计量支付的累积，也就是从量支付原则。但是 56 号令和 13 版清单均要求承包商在竣工验收同时向业主报送竣工结算，由业主自行或委托咨询方审查，这就是重新结算制度。刚性合同就是不开口合同，对承包商损害非常大，但是承包商非但没倒闭反而日益壮大，个中原因就是重新结算制度为刚性合同注入了柔性。重新结算使承包商获得了讨价还价的机会和筹码，使承包商赢得了部分预期的施工利润。
信任型招标就是东亚特有的招标，其形式是嵌入信任要件的公开竞争性招标，脱胎于国际竞争性招标 ICB 。这种东亚独有的信任型招标的特点是业主利用招标寻找可信任的承包商的变化形态，尤其是 EPC 发包时，业主必须寻找一个称心如意的承包商，方可弥补因控制权让度产生的失控风险。信任型招标部分满足了业主对中标人信任的要求，从而对项目成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信任型招标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是资格预审更多地注入业主对信任的要求，第二是评标办法中注入业主对最希望中标人的能力要求，第三是通过入库或短名单注入业主对目标中标人的影响。信任型招标的本质是发包人对中标承包人信任要求的表现；信任型招标对项目成功的影响是通过信任激励起作用的；信任型招标必须适当约束，否则会滑入腐败的陷阱。
估概算审批制也是中国特色的工程造价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服从于政府投资项目投资管控和宏观调控计划平衡的需要。投资估算是可行性研究的重要组成，设计概算是初步设计的必备内容，政府投资项目两者都必须经过相应层级计划行政管理部门的审批，非政府投资项目则采用备案或核准制。经批准的项目估概算应作为后一程序的控制目标，如可研估算作为设计概算的控制目标，设计概算作为招标控制价的编制依据且为项目投资的总控目标。估概算审批制是依据一系列部门规章的规定及《政府投资条例》有关规定设立的，具有法定性。与估概算审批制关联的是财政投资评审制度，各地根据估概算审批制度又纷纷建立财政投资评审中心，负责政府投资项目各项支出的评审；审计部门也加入了对政府投资项目的财政支出审计，从而共同构建了完整的中国特色的估概算审批制。
定额与价格信息结合的计价依据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工程咨询，定额源起于向苏联学习的建国初期，但可追溯至美国科学管理之父泰罗的定额管理思想。改造后的定额是在一定工法的前提下把每单位分部分项工程的生产要素（人工时、机械台班、建筑材料）消耗量指标化，并由授权机构经过一定程序批准后发布。定额用于分析并确定分部分项工程的消耗量，与价格信息配合形成单价。价格信息就是定期调查人工时、机械台班、建筑材料的市场平均价格并经过一定程序由授权机构指定的媒体（媒介）发布。定额是国家发布，本质上是一种公共产品，全社会都可以利用，从而提高了社会经济系统的运行效率。定额现时被人垢病的根源在于三十年未重新测定消耗量了，与实际消耗存在较大误差，但是中国工程咨询专业人士通过招标纠正了大部分误差。定额经过重新测定和调校可以起到科学决策的作用，也是财政投资效率审计的测度标准，如果废除定额就可能像八十年代运十下马一样犯大错误。至于价格信息则应通过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实现高效、正确、及时和精确。
祝贺《全过程工程咨询指南丛书》顺利出版，祝福中国特色的工程咨询制度行稳致远，攀登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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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身情歌味
沙发
2022-05-29 20:4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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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一分一秒
板凳
2022-05-29 18: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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