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建设环境除了是满足市民遮蔽、安全、活动以及精神（审美）需求的实质空间，它更是表现市民价值观的社会空间，也是社会结构中拥有不同位置与利益的团体彼此相互逐的场所。正如列斐伏尔所说：“空间是政治的。”
建设环境公共价值领域的政治内涵体现在“市民（民主）性”，这一点，与
Mike Douglass
建构的“市民空间”
(civic space)
的政治内涵相似。公共性与市民性的意蕴是市民社会价值的具体表现，从而，建设环境公共价值领域的型构从“单纯物质领域跨入关乎国家（政府）一市民社会的制度性边界”，其功能、形式与意义表现了社会“权力一权利”的关系，可见也是政治的。
“公园是公共空间。它提供人们一个聚集的场合。它是众人聚合、意见交流的地方。但是它的空白也提供着政治上的目的。公园可以是聚会的场所，也可以是政治图腾的摆设地，是政治建筑符号摆放的地方，甚至，它原本存在的目的也可以直接就是政治性的诉求与宣扬。”广场与街道是城市设计领域公认的西方城市最主要的两种公共空间。公共场所的本质目的是庇护社区，同时仲裁社会冲突。
广场是人们行使市民权、体验归属感的地点。在某一层面上，广场空间的公共性对权力机构具有反向的、制约的作用。广场的这些特质促使权力机构在一开始就希望能控制它在实质上的形式，广场上设置了各种政府的象征元素。一直到现在，公共地点一直是记录政治与社会变迁的一块画布。对权力机构来说，光是拥有城市的驾驭权，取代现有的社会秩序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留下历史痕迹一一在这个城市公共空间的设计与使用上体现出时代的更迭。
“作为一种公共生活的场所”。无论是哈贝马斯提出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还是
Richard Sennett
所谓的“公共人的堕落”，他们都已深刻意识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公共领域”衰微。功利主义哲学伴随市场经济模式，“人们以结果或后果作为判定福利、快乐或效用的标准，而这是通过官僚化、技术或科学的方法来测定的。这里已毫无公共可言，公共成为原子化的个体的集会”。李普曼更尖锐地指出，在缺乏公共哲学的情况下，没有人对公共行为负责，所以大多数人的行为的后果是相当自私的。
Sennett
甚至认为，公认的公共领域是不存在的，在个体的集会之外，根本不存在什么公共。这些西方学者对“公共”的批判目的是期望能重建“公共领域”，创造一种新的公共生活，追求公共精神。因为“人们越来越具有一种相互依赖意识，公共领域的重建是可能的”。那么城市空间环境形塑在“市民公共生活”的重塑中扮演何种角色？这是对城市设计者的挑战性议题。只有先确立理念的“公共”，我们才能通过行动付诸于实践，积极创造“作为一种公共生活场所”的公共价值领域。
建设环境公共价值领域是由“场所”与“参与公共生活的市民”共同建构的，而非单纯的物质空间。公共价值领域中包含市民参与的“公共行动”，这种行动的目的是为追求公共福利和伸张公民的空间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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