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与经济：如何从对立走向统一

据《科技日报》2006年10月28日报道:

主持人：李禾（科技日报记者）

嘉宾：段宁（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环保问题一直备受公众关注，今年“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今后的环保目标———到2010年，在GDP年均增长7.5%%的同时，单位GDP能源消耗降低20%，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要减少10%。我国首任环保局局长、中华环保基金会理事长曲格平在评价我国环保状况时曾指出，“25年间，环保计划中定下的指标从未完全完成过。”在这种情况下，“十一五”订下的目标能否完成？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段宁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认为，要想完成环保指标，首先要明确认识到环保与经济发展存在矛盾对立的方面。

　　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是一对矛盾

　　主持人：环境保护是一个老话题了，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是以牺牲环境实现的。您认为，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究竟存在怎样的相互关系？

　　段宁：经济和环保，一个的天性是产生污染物，一个的天职是防治污染物，显然是一对矛盾。尽管技术的进步可以减少单位产品的排污量，结构调整可以减少单位产值的排污量，但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矛盾。

　　主持人：如果我们更注重环境保护，是不是会延缓甚至阻碍经济的发展？

　　段宁：环保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十分复杂，除了对立的一面，也有互相支持的一面。经济发展得好一些，环保的物质基础有可能坚实一些；环保加强一些，也有助于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速度。

　　但是，只有认识到环保与经济发展的对立性质，才有可能合理地利用存在于二者之间的科学规律，做到环境优化增长，增长优化环境。国内外经验证明：越是承认二者的对立、适当加大环境监督执法的深度和广度，经济发展得就越好、竞争力也越强；越是不承认二者的对立、迁就企业超标排污行为，经济发展质量就越差、竞争力也越弱。

　　我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处于不对称对立状态

　　主持人：关于经济与环境两者之间的矛盾，是不是以前也有一些这样的说法？

　　段宁：以前也有一些这样的说法，但是更多地是讲协调、讲服务，很少从正面充分明确地肯定两者对立这一道理。近几十年来，都是过分强调环保与经济的协调、过分强调环保对经济的服务，所以，我国环保工作与经济发展一直处于不对称对立状态。

　　而且，由于没有充分认识环保与经济发展的对立性，我国经济起飞的初期过早地用光了环境容量。另外，当时制定的一些法律和制度对环保重视不够，这些法律中，有相当的一部分至今仍在发挥作用。当前，我国许多地方都存在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增长模式，这与近年来人们对环保与经济发展关系理论的认识存在误区有关。

　　主持人：您提到的“不对称对立”现象，听起来有些拗口，具体是指什么？

　　段宁：对称是指在矛盾中的各对立面都充分发挥自身功能的状态。如果处于矛盾中的对立面具备充分发挥应有功能的条件，这种对立是对称的，否则就是不对称的。我国环保工作与经济发展一直处于不对称对立状态。

　　其实这种现象一直存在，只不过没有这么明确地提出来。发现和确认二者不对称对立的基本环节，正是尽快有效解决影响二者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

　　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相互关系中,环保处于弱势地位

　　主持人：我们应该怎样理解环保和经济的不对称对立呢？

　　段宁：从法律体系来看，环保处于弱势地位。主要是现有法律对环保部门的授权定量界定不足，例如在执行对超标排污企业限期治理和关闭停业时，没有对企业超标倍数和总量做出相应的定量规定，这给一些企业只考虑经济目标而忽略环境目标在客观上提供了方便。

　　工艺设备是否科学合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产排污状况，发达国家环保战略由末端治理为主转向源头控制为主、防治结合已有20年左右历史，而我国法律体系中对于限期禁止采用的严重污染环境的工艺名录以及限期禁止生产、销售、进口或者使用的严重污染环境的设备名录的公布，没有授予环保部门主导权。企业超标排污最高可罚十万元，违法成本低于守法成本，有的城市想在这方面有所突破但受上位法限制未能成功。

　　从政府职责来看，环保处于弱者地位。就控制污染和排放污染而言，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目前我国体制安排上搞环境的由搞经济的协调，与理论上二者的定位有悖。大牌运动员的价值远高于裁判，但是再大牌的运动员也要接受裁判的裁定，只有做到了这一点，体育事业才能持续健康发展。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在政府机构职责分配上与此同理。

　　从资源投入来看，环保处于弱小地位。美国加利福利亚一个州的环保局仅从事管理工作的公务员就有400多人。1990年美国用于三废处理的费用为1200亿美元，占当年全美GDP的2.8%，超级基金(superfunds)是由美国环保局管理的污染治理专项基金，其数额相当巨大。相比之下，我国“十五”前4年环保投入仅占全国GDP的1.31%。

　　高速度重化工容易导致高污染，但并不等于高污染

　　主持人：社会上一直存在这样一种说法，在人均GDP还比较低的情况下，经济高增长必然会导致社会环境的高污染。

　　段宁：这种说法我也经常听到，依据是库兹涅茨曲线。他们认为当前情形下我国污染物大幅度下降是不可能的。在经济落后的地方，无论是政府还是群众，对经济发展的要求往往大于改善自身环境条件的要求，这是库兹涅茨曲线在人均收入较低阶段上升的最主要原因。但是，库兹涅茨曲线没有考虑政府干预，尤其是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干预，而政府干预是可以改变这条曲线的形状的。

　　高速度和重化工必然导致高污染的说法在事实上是经不起推敲的。从理论上来说，在环境容量等自然条件相同的条件下，污染的高低取决于资源消费量，资源利用效率以及污染控制措施效率。在同样的资源消费量条件下，资源利用率越高污染物产生量越少；在同样的污染物产生量条件下，污染控制措施去除的污染物越多，最终排污量越小。这一简单逻辑关系表明，高速度重化工容易导致高污染，但并不等于高污染。

　　限制脏小差企业是降低排污总量的突破口

　　主持人：实现降低资源消费量、提高资源利用率和污染控制措施效率，改变我国高污染状态的主要突破口在哪里？

　　段宁：当前我国的一些地方，一方面积极引进大规模高科技低排放的企业，一方面以各种方式允许在其区域内已建成的规模小、技术含量低、排污量大的企业照常运行。这一点既是造成高速度重化工必然导致高污染的重要原因，又是当前我国在高速度重化工条件下迅速降减排污总量的主要突破口之一。

　　这方面，日本有很多经验可以借鉴。日本经济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起飞，60年代末全国一片污染、比我国现阶段的污染还要严重，但70年代初期就已经大治。北九州市曾经是日本重化工最集中污染最严重的城市，5年间硫氧化下降了61.8%，年均下降12.4%；近海水域COD浓度下降83.3%，年均下降16.7%。同时，北九州的结构调整扎扎实实，大规模高科技企业全面取代脏小差企业，经济增长了153.3%，年均增长15.3%。

　　我国正处于高速度重化工阶段，这一阶段还要持续一段时间。理论和实践都表明，只要正确把握环保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高速度和重化工阶段完全可以通过结构调整和技术提升，大幅削减污染物总量。

　　库兹涅茨曲线

　　库兹涅茨曲线最早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库兹涅茨提出，用来解释收入分配的不均衡随人均GDP变化的倒“U”形曲线，概括了收入分配不均衡性在经济发展的早期比较低,并随人均GDP上升而增加,一直增长到当人均GDP达到一定临界值时达到顶点,然后转而下降的规律。20世纪90年代，经济学家开始借用库兹涅茨曲线来描述环境污染与人均GDP的关系。其核心就是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所对应的环境质量状况：在经济发展的初期，环境质量可能随着经济增长而不断下降和恶化，但到一定拐点时，环境质量又有可能随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逐步改善。

■新闻缘起

　　据新华社四月十八日:在第六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上，温家宝总理强调，做好新形势下的环保工作，要加快实现三个转变：一是从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转变为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并重，在保护环境中求发展。二是从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发展转变为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同步，努力做到不欠新账，多还旧账，改变先污染后治理、边治理边破坏的状况。三是从主要用行政办法保护环境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解决环境问题，自觉遵循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提高环境保护工作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