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沙叶新一席谈

著名作家沙叶新一席谈，针砭时弊, 妙趣横生
沙叶新为东南大学百年校庆所作的演讲
《精神与使命──我的心路历程》(节选)
　　知识分子最大的痛苦就是内心的痛苦，是思想的痛苦。知识分子的本能就是求真。叫一个知识分子不说真话，逼他说假话，这是知识分子最痛苦的事情。为什么文革当中会有那么多知识分子自杀，除了被打、被关、身体被折磨受不了以外，更重要的还是他精神的痛苦，灵魂的痛苦。他觉得他丧失了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良知，他在撒谎。这是不可饶恕的罪过，有很多知识分子就是这么自杀的。
　　到了90年代，意识形态的色彩开始淡漠了。中国转入消费时代，欲望时代，所以知识分了又面临着另外一种选择，说俗了，就是一个“权”，一个“钱”的选择。于是就像鲁迅讲的，有人退隐，有人消沉，有人流亡，有人当官，有人发财，但也有人坚守。
　　可悲的是坚守的人越来越少。90年代是知识分子大分化的年代。知识分子应该具有的责任、良心、道义、勇气、执著、诚实、规范、准则都被耻笑，说什么年代了，你还坚守这样一些破烂，所以很多像我这样的人又不适应了。我也有过彷徨、有过困惑，也有过笑话。我举个例子，也许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也许可以从中透露出一些什么。
　　1999年吧、也许是2000年，我对数字总是记忆不清。法国有个有名的酒，叫铭锐吧？这个酒拿破仑喝过，说拿破仑打仗，必须到这个酒厂去喝他一瓶。一喝每战必胜。这个厂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发展到现在成了法国一个专门制造高档奢侈品的一家大的公司，比如毛皮衣啊，钻石啊，高档的酒啊……
　　1999年吧，这家法国大公司把1900年到1999年不同年份的酒混合到一起，酿造了300瓶“鸡尾酒”，其中100瓶不出售，只送给世界各国在某个领域的著名人物。香港送给了萧芳芳，还送给了一些什么国家的政要，反正都是名人。中国就送给了张艺谋。当时张艺谋在德国领奖，是《我的父亲母亲》获奖吧。他特地到上海来，到法国驻上海的领事馆来接受这瓶酒。这要举行一个仪式，在那个公司的总裁把这瓶酒送给张艺谋之前，要找个当地文化界的名人来介绍张艺谋出场。于是就找到我，我说好呀，这是一次文化活动嘛，是中国的光荣嘛！他们问：“沙先生，你有什么要求吗？”我说：“没有什么要求。”然后又问：“真的没什么要求吗？”（笑声）我心想能什么要求呢？总不能让张艺谋拍部电影让我演男主角吧。我实在是没想到其他地方去，就说：“一点要求也没有。”对方说：“那好，那好。”
　　这一次，我确实是把它当作一次纯粹的文化活动。我平时发言、演讲，都不写讲稿，信口开河，那次我特地写了讲稿，做了准备。张艺谋嘛，要郑重对待。我想这是发奖大会，发言不要搞得太一本正经。发奖本来就是开心的事，你看奥斯卡颁奖多开心。所以我想尽量讲的轻松一点，风趣一点。我的发言开头说：“张艺谋是不用介绍的，天下谁人不识君。张艺谋也不希望别人去夸奖他，一夸奖张艺谋就成了‘夸张’了（笑声）。”
　　这个开头就赢得大家掌声，我也很得意（笑声）。我说：“张艺谋是中国电影界的‘大红灯笼’，是得奖专业户。他以前得奖是‘一个和八个 ’，现在他是‘一个都不能少’。”（笑声）。中间说的也不错吧？是不是？你想呀，他得过表演奖，得过导演奖，还得过摄影奖。不是“一个也不能少”吗？那次我讲了10分钟，很受欢迎，我也认为我是参加了一次有意义的文化活动。第二天早上，我请张艺谋喝早茶，还请了黄蜀芹、奚美娟等上海电影界人士。
　　其实人家法国公司是有利可图的，他们是用文化来包装商业目的。所以他才问你：“你有什么要求？”说白了，你要多少钱嘛。可我就是听不懂嘛（笑声）。这是两种符号，两种语言。他送给名人的100瓶酒不卖，但其他200瓶酒是要卖的，也可能卖的很贵嘛。他这100瓶送的酒是广告嘛，是为了推销那200瓶酒的广告嘛。我也在无形中做了一次广告，一分钱没拿（笑声）。
　　我讲这件事情是说到了90年代，商业大潮汹涌澎湃，把一部份想坚守的知识分子席卷而去，就像钱塘大潮一样，你即便原先只是想在岸上看看的，也会把你席卷下海。可是我理解那些下海的知识分子。90年代知识分子是分化了，被官场、商场冲走了。但还有一小部份人在坚守。他们面对不公，面对邪恶，没有闭上眼睛，没有掉头而去；他们仍有良知，还在坚持真理，敢说真话，坚持伸张正义，揭露黑暗。这样的知识分子不少，老人有，新人也有。老的当中，我所钦佩的李慎之先生就是这样的人。
　　我很少很少给名人写信，不是骄傲，是怕打扰他们。当我看到李慎之先生的《风雨苍黄五十年》之后，我激动不已，我抑制不住地给他写了一封信。
　　说了半天，有人会问我：“阁下如何啊？”
　　我境界不高，但我有一个底线，我是作家，不能撒谎。何以证之？有个例子可以一说。这儿没有打小报告的吧？打小报告，我也说。我说出来是为了说明问题，是希望知识分子绝对不要撒谎（鼓掌）。
　　去年年底，开全国文代会、作代会。我当时很高兴。为什么呢？因为我从来没想到我在上海的选票是如此之高，我真的真的感谢上海作家们对我信任，对我的支持。我真的真的心存感激。虽然我知道我不够资格当选代表，因为我几乎从来不参加任何协会的会议。我连官都不想当，还开什么会？85年我当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院长，当了4年不想当了，要辞职。我说我一个人改变不了终身制，但我一定要从我做起，一定要任期制，只能当4年。可是就是不让我辞，还叫我继续当。没办法，我就写了一张名片。我的名片可能有些人知道，上面印的是：“我，沙叶新──上海人民艺术院院长──暂时的（笑声）。剧作家──长久的。某某理事，某某委员，某某教授，某某主席──都是挂名的（笑声）。”
　　所以呢，我就这么多年一直坚守这样的立场，不愿当官，不愿开会，我行我素，独往独来，只要对得起良心，问心无愧就可以了。不以被接见感到荣幸，不以被赏识感到骄傲。有副对联，好像原本是流沙河先生的，我可能记不准确了，但我一定按照自己的意思窜改了，叫做：“偶有慧心写小品，绝无俗趣见大官。”埋头写作，一心只读“剩”“闲”书。所以作协选我，我真的感到我太辜负上海作家们对我的信任了。我这个人是很容易感动的。
　　这样，我去年就到了北京参加全国作家协会代表大会去了。你不是不喜欢开会吗？怎么又去北京开会了？我可以借此机会看朋友呀，可以到我喜欢的几家靠近北大的书店去买书呀。至于会，我真的没参加，连开幕式，中央首长都出席的隆重的开幕式你居然都没出席？是的。是不是太过份了，太狂妄了？什么原因，我下面说。
　　我认为，这样的所谓全国作家代表大会没意思。一是最近几届大会从来不安排代表们的大会发言，只安排代表们听中央首长的大会报告，因此各个代表团之间无从交流，你无法了解其他地区代表团的意见。各个代表团是虽然有小组发言，但没有会议简报，因此各代表团之间也无从了解其他代表团的发言情况。没大会发言，没会议简报，这叫什么全国代表大会？北京的不知道上海的会议情况，山东的不知道山西的会议情况，议不起来嘛（笑声、鼓掌）。那各个代表团何必要相聚北京？就在自己所在的地区开会不是一样吗？干吗还要浪费那么多经费跑到北京来呢？所以我每次上北京开会，我都说我一定要认认真真地把这会开得像没开一样（笑声、鼓掌）。
　　但不开也不行，作协章程上规定了的呀，几年……大概四年就要开一次吧？开了又要高度警惕，严加防范。我看每次开会，最紧张的是领导，就怕出事。防范大家交流思想，交流意见，串通一气，形成舆论，或是决定，给上面造成压力，打乱上面的战略部署，无法和上面保持一致，无法维持那“压倒一切”的稳定局面。所以这样的所谓大会，总是在开幕之前先要召开党员预备会议，统一思想，保持一致。很少听说另外一种局面，就是要党员带头各抒己见、言无不尽，或者要党员鼓动大家打消顾虑、畅所欲言。如果有过这样的局面，那是在1957年，那是为了“阳谋”，为了 “钓鱼”，为了打你个“右派”。
　　你说这样的会又有什么意思？会议、会议，就是要“议”嘛；不“议 ”，光让大家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