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水电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双赢——访潘家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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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兴建葛洲坝、二滩、三峡到溪洛渡，我们国家对环境是越来越重视。在新的形势下，您认为处理好水电开发与生态环境关系的原则是什么？您认为我们在金沙江的开发中，应当怎么处理好水电开发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潘院士：我认为，修建工程总是有利有弊。工程应不应该建，主要看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是什么性质的利和弊。我认为绝大多数的水电工程是利大于弊的，而且利远远大于弊。到现在为止，我国能源主要还是依靠烧煤解决。大量煤炭的采掘、运输，燃烧，对环境带来越来越严峻的局面，再无限制地增长下去，难以为继了。中国西部有丰富水电资源，可以说是得天独厚。尽可能多的开发水电，来缓解一些烧煤的压力，这是最大的一个利。这个利，不仅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全世界。因为水能开发可减轻大气污染，所以水电的利是跨国界的。另外，修水电站，不仅有很大的发电效益，还有防洪、供水、旅游、水产等很多很多对环境有益的效益。中国这么丰富的水利资源，不开发，靠烧煤，讲不过去啊。这是我总的看法。但是我们又不否认，在开发水利的过程中会产生一些对生态、对环境的负面影响。过去，往往在这方面注意不够，这个教训必须吸取。但是绝对不能够因为有点负作用，过去有失误，就否定了水电的开发。这样就不科学。对水电产生的负作用，我认为：第一，要重视，改变过去不重视的失误。第二，要调查，是什么负作用，是什么性质的负作用，多大影响的负作用，一定要调查清楚。第三，在这个基础上，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千方百计减免、缓解负作用。第四，区别对待。对水电不是百分之百的开发，个别的水电开发项目，如它的效益有限，可以不开发。应开发的开发，弊大于利的，不开发，或等问题解决了开发。这应是科学的解决水电开发与环境之间矛盾的方法。

水电开发的负作用，我认为最大的还是在大坝上游。建水电站，要淹地和搬迁移民。我们要着重解决这个方面的问题，要把移民安顿好，不能给他们造成苦痛；也不能因为搬迁移民，使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一定要尽一切努力把它搞好。第二个较大的负作用是河道淤积及鱼类问题。修水电往往要建坝，隔断了江河。有许多鱼类要回游，于是会影响鱼类的生存环境。此外，下游的流量与天然情况有变化，水温等也会有变化。这些都对鱼类的生存有影响，要想办法解决。第三是污染方面的影响。建了水库以后，水流自洁能力降低，影响水质。但问题的本质是：现在有很多企业把河道当成天然排污道使用，这是落后的方式，不能再继续下去。无论建不建水电站，都不应该这样做。每个企业都应该有废水处理设施。这才是真正的解决办法。修不修水电站，水质都应该、也能够保持良好。我们举一个例子。新安江水库修建以后，上游的水质没有什么变化，到现在为止，这个水库可说是蓄了一库矿泉水。而大坝下游的水质很差，根本不能用，这当然不是水电站的问题，是大量的厂矿、企业把河道当成了排污道。所以所谓水库对水质的影响问题，我们应该进行客观的分析。另外，水库的库容很大的话，对河道径流有较大的调节作用。当然，有利的一面是水库能起防洪作用，但也有负作用，比如说枯水时期，流量、水位比天然情况高，可能会使得两岸的地下水位抬高等等，对此要考虑。在洪水期，流量、水位比天然状况小了，也会出现一些情况。譬如说，原来这条河是靠天然洪水冲沙的，洪水小了，也会出现不利后果。像黄河就是这个情况。总之对于每一条河，建库后的正负作用要分别进行分析，哪些情况重要，哪些情况次要，要弄清楚。只要认真求实，水电开发和生态环境是可能做到双赢的。

对这个双赢，现在有个提法：“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我觉得后一句话还可以提得更积极一点，不仅在开发中保护，而且是以开发促进保护，要比原来情况更好。环境保护是需要经济实力的。欧美国家的生态环境比我们好得很多，但当初也严重污染过，现在为什么能做好？因为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可以按非常高的标准来做。反过来说，如果生产能力落后。如果还是刀耕火种，很原始的情况，生态环境就保护不了。通过开发水利，把整个地区的经济实力与生活水平提高，老百姓都富裕了，我们就有力量把环境保护得更好。一定要双赢。这是我的想法。

记者：您多次参加了溪洛渡大坝设计的优化工作，我们也读了您的文章《溪洛渡的技术经济评估》。您能否就成勘院的可行性研究报告，谈谈设计优化，如建基面外移等方面的问题？您认为，优化设计以后，在降低大坝的成本、工程效益方面有什么意义？

潘院士：溪洛渡是一个宏伟的工程，要做非常细致的研究。说到设计优化，成勘院才有发言权。我只能讲，溪洛渡这样宏伟的工程，可行性报告中的方案不能说是最优的。主要是在各个方面可靠可行，相对较优就可以了。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优化，会有很大的作用。不仅仅减少工程量，节约投资，加快工期，更可以提高工程的安全性，方便运用，使它发挥更大的效益。溪洛渡是一个大工程，对它优化更有必要。我们在前期工作中，有预可行性设计，可行性设计等阶段。可行性设计通过以后，还要提出招标设计，直到施工详图，在这一过程中进行优化是很自然的。每个设计阶段有不同的要求，可行性阶段主要是研究工程的大格局，目标是所提出的方案在技术上可行，经济上合理，生态环境评价能够通过。但可行的不一定是最优的。前期工作的初期阶段一般不能不留余地。从这个意义上说，可行性报告的方案是个基础方案。大的格局不能变动，但优化的前提是存在的。以溪洛渡为例，这么高的坝，在可行性设计时当然应该选择新鲜的或微风化的基岩为建基面，但在实施中，就可以研究能否移出来，移出来以后基岩要差一些。成勘院进行了反复的研究，主要分析移出来以后，基岩能不能满足建坝的要求？如果能，再通过可靠的处理措施加以完善，就应该移出来。这样，坝的宽度大大削减，坝高也减少了，总的水推力小了，浇筑方量减少，投资节省。我建议审批部门放点权给业主和设计院，只要优化不会影响工程质量，能优化要尽可能优化。工程师真正的本领是要做出优良设计。当然不是刻意寻求最优，要恰如其分。我对成勘院的优化课题很赞成，支持他们。

记者：我以前看过您写的《春梦秋云录》，尤其对大西南艰难岁月中的那一段回眸，令人印象深刻。在西部的大开发中，您如今又多次回到了大西南。您能不能对比着二滩、锦屏电站，谈一谈近年我们在技术方面有哪些进步或不同之处？

潘院士：每一个工程都有自己的特点，不同的工程不好比。工程的难度不是可以简单地由某个指标如坝高来反映的。同样的坝高，地质的完整性可能大不相同，河流条件、泄洪量大小也可能完全不同，技术难度也就不能比。但总的讲来，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我们国家建坝的难度越来越大、建坝水准随之也越来越高。

到现在为止，中国的坝工技术在国际上可认为己名列前茅。因为，综合各方面的因素，中国建的工程，难度是很高的。溪洛渡、向家坝及锦屏一级，这些工程都顺利建成以后，中国的坝工水平在世界上毫无疑问将处于领先地位。

和过去相比，现在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我的想象。你要知道，我们老一代，虽在水电界奋斗五十多年，但在改革开放以前，九十年代以前，想建一座大的水电站是何等的困难。有的老工程师从年轻时开始研究、设计某个工程，但一辈子都没能看到其上马，直到赍志而殁。就像二滩从开始到建设，几起几落。有一次，一些老科学家写信给中央领导，说二滩地质条件不行，不能建坝。当时我非常失望，以为看不到二滩建设了！钱正英部长就为我们打气，重新整资料，做研究，证明这个坝可建，反复向上反映，历尽波折，到最后才定下来。为什么这样困难？与当时的技术水平有关，更与计划经济有关。中央没有那么多的钱。改革开放以后，大家积极性很高，经济发展很快，钱是没有问题的。再加上政策导向，这么多的大水电站，说干就干上了。和过去比，没办法形容。我估计，再有三、四十年，国内一些比较好的水电项目都可开发出来，对国家可持续发展将做出更大的贡献。甚至可以开发西藏的水电东送。在三个具有1亿千瓦水电开发潜力的省区中，四川、云南已经开始开发，西藏还没动！这三个省区域加起来3亿千瓦，何等的诱人！

记者：这一月底，金沙江溪洛渡电站将正式开工。请问金沙江第一座电站正式开工，对促进西部水电的开发和西电东送有什么作用？正式开工之前，您还有何忠告？

潘院士：现在世界上建成的最大的水电站是伊泰普水电站，三峡比它更大。溪洛渡电站和伊泰普装机规模（不计它近期扩机）一样大，1260万千瓦。再加上向家坝，等于又增加一座三峡电站。溪洛渡电站是西电东送的一系列骨干电站之一，是中国能源的一个重要基地之一。溪洛渡开工是一个里程碑，标志着金沙江干流系列梯级建设拉开序幕，这个大宝库开发后，将会形成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强大的水电基地，会掀起西南水电开发的高潮，意义十分巨大。

当然，在西南水电大开发中，我们也明确反对无序开发。特别是大的水电站，前期工作没有做到家，不能盲目开发。特别是环境移民问题，要解决好，也必须解决好。否则会影响整个水电开发的。无序开发是行不通的！瞻望前景，中国的水电开发是势不可挡的。在与其他能源进行竞争的同时，我们要注意以开发促进保护，寻求双赢，在生态环境问题上可不能出差错，这就是我的忠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