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与路易十四的科学国策

康熙与路易十四的科学国策



谁也不会想到，两位禀赋各异的国王不约而同地领会了培根的这句话：“知识就是力量。”当然，他们谁也没有读过它。但在这种精神的引领下，他们在相隔甚远的两个国家，缔造了各自的关于“知识”的盛世。这两位国王，一个是法兰西国王路易十四；另一个是清朝皇帝康熙。

300多年后，一场关于这两位君王在位期间的科学国策的演讲在北京故宫报告厅举行。“要知道，在路易十四时代，人们还相信：地球是宇宙的中心。”这场演讲的主讲人，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CatherineJami女士说，“但路易十四竟然把自己比做太阳，这真是非常有意思的事。”

两个国王

路易十四与康熙有着相似的生活经历。他们都生活在17、18世纪，都是幼年继位，都是在位长达半个多世纪，都是野心勃勃、精力充沛，有着强烈地了解世界的愿望。

当然，他们也有不同。对于研究这段历史的Jami来说，两者最大的差别在于：“康熙本人对科学充满了兴趣，而路易十四则热衷于跳他的芭蕾。”

是一封信把他们两人联系到了一起，作者即康熙的大臣南怀仁（F．Verbiest）。南怀仁是比利时耶稣会士，主要教授康熙欧几里得几何学。1678年，他发表告欧洲耶稣会士书，希望欧洲派遣更多的耶稣会士来华。

为了回应南怀仁的号召，1688年，路易十四派遣了四位耶稣会士远渡重洋，赐名为：“国王数学家”。这几个人很快被康熙所接受。他们很快学会了汉语、满语，并起了中国名字：洪若翰、白晋、张诚……

康熙无疑是个少有的聪明皇帝，但喜欢科学，却不是因为聪明。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有没有一个权威而统一的历法，关乎社稷存亡。于是，他专注于天文历法十余载。研究历法，要从数学始，南怀仁就这样成为他的第一位数学老师。接下来，便是白晋和张诚。

老师们惊讶于康熙的勤奋好学。白晋在1691年的一篇日记里，这样写道：“21日。皇帝回宫了。他在算学桌上做了几道算术，然后便到院子里去用半圆测量一建筑的高度，并让我们去帮他。陛下亲自摆放了仪器，进行观测，然后用他的中国办法（注：算盘）计算，速度快得惊人。”

传教士们的惊讶或许更来自对比。“路易十四根本没有兴趣参与任何科学活动。”Jami说。一次，他的科学家为全国测绘地图，结果比原来以为的小，路易十四很生气地说：“我的科学家比我的敌人让我失去了更多领土。”

有意思的是，完全不热爱科学的路易十四，早在此前的1666年，却以国王的意志支持了科学。他接受大臣的建议，成立了法兰西科学院。其成员享受国王的津贴，研究活动受到资助。每周，他们都在皇家图书馆的一个房间里聚会。

1713年，康熙发布圣谕，在蒙养斋设立“算学馆”，翻译西方历算著作，编写《律历渊源》等书籍，被西方人同样称为“皇家科学院”。

两种文化

一个显而易见的疑问：为什么康熙时代的科学热潮没能延续下来，而路易十四却做到了？

“我想，这是因为在中国和欧洲文化中，科学的地位不同。”Jami说，“在17、18世纪的欧洲，科学工作者渐渐有了自己的地位；而在那时的中国文化里，只有你懂四书五经，才是个真正有学问的人。”法兰西科学院致力于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学科的研究。当时知名的欧洲学者霍布斯、卡西尼、惠更斯等，都受其吸引并加入。科学院成员可以自行决定自己的研究内容。他们还组织了几次海外考察。

不断来华的传教士在朝廷受到重用，是件让大部分中国人心里不舒服的事。但由于中国的士大夫几乎没有受过科学教育，很难在这一领域与他们一拼伯仲。在这种情况下，“西学中源”的说法渐渐盛行。甚至有记载说，康熙自己就这样说过：“算法之理，皆出于《易经》，即西洋算法亦善，原系中国算法……”

清廷也命令地方派送精通历算之人到京师考试，选出优秀者编写《律历渊源》等讲述西学的书籍。为了塑造“自立”形象，避免使人感觉所编写的书中一切皆取自外国，算学馆的大臣们亲赴各地去观测，并将这些结果记录在书中。

Jami这样总结两家科学院的区别：“一个是为了取得新的发现，一个是为了整合旧的知识。”这也决定了两个机构的命运。《律历渊源》编纂完成后，算学馆完成了使命而终结。法兰西科学院却一直延续下来。

分道扬镳

“毫无疑问，推广科学的目的是为了统治。”在Jami看来，两个国家毫无差别。路易十四期望科学家们为他建造漂亮的宫殿、美妙的喷泉以显示他的权威，康熙希望通过科学计算获得更准确的历法，更好地治理洪水和河道。二者都希望通过科学测绘，获得自己疆域的版图。

但是，康熙晚年时，由于历法之争已不存在，公开地讨论天文预兆和历法研究都被禁止—————这些内容已和清王朝的合法性有关。而欧洲的科学家们渐渐有了自己的圈子。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