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盛产汉奸？zt

当代北欧哲学家希尔贝克和伊耶都认为，中国文明总的来说是以人的行为规范作为取向。这确实让人醍醐灌顶，也感叹还是旁观者清。回过头来，事实也几乎就是如此：奠定中国文明基础的“儒家”，其创始人孔夫子，只是断断续续地提出了有关人伦关系和生活的一些建议，主导的态度就是适应世界。而这，大约就是中国盛产汉奸的历史文化根源。
对主子“适应”的结果，是摆布出一幅“温良恭俭让”的奴才模样，以搏得主子的欢心。孔子之后的批评者称“儒家”为“犬儒”，并非是如今网络上乏力无能的谩骂，正好相反，是一种很有见地的发现。遗憾的是，这种智者的发现因背着“骂名”的形式而长期以来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开发。

对生活的“适应”，则为中国造就了源源不断的良民或顺民，一个个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架构下，演绎着“好死不如赖活”的生死轮回。异族入侵时，这些良民或顺民多半也就习惯使然地批发为“汉奸”，且美其名曰：“识时务者为俊杰”，名正言顺地实践着汉奸的干活，甚至还回过头去甜蜜蜜地称人家是“盛世”。时至今天，党国的电影、电视和作家们，仍在温情脉脉地热衷着提供一个个低眉顺目受虐狂似的奴才范本，全不顾廉耻为何物，更不管以何面目见“列祖列宗”于九泉之下，就是一个注脚。

鲁迅说，中国历史上其实只有两个时代，一个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一个是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制作这许多“奴隶”的，便是“犬儒”文化，充当这“奴隶”的，便是历朝历代的良民和顺民。

细思量，也怪不得孔夫子。该同志先是出身不好，产于没落贵族之家。本来孔夫子在他那个时代算得上是人高马大，即使沦为无赖也不难混口东西吃，不料祖传喜好斯文，子不语“怪力乱神”，硬生生地避长扬短，于是不得不谋职于当权者建立的机构，人在屋檐下，不低头怎行？偏又生不逢时，社会动荡剧烈，“朝秦暮楚”，要活着下去，也只能当“亡国奴”。从这样一种环境中走出来的孔夫子，其思想的核心更多的或理性的决策当然是寻求“适应”。

有人也许不以为然，孔子时代的外国人就那么崇高着么？历史正是这样的。那个时代的古以色列—犹太王国，居然实行长老会议和民众会以限制他们国王的权力；与此同时，古罗马人也成立“公民大会”、“公民代表大会”来行使城邦的最高权力。而我们的孔家店此时正在列国兜售着“奴化”教育，用这些“教育”治理国家的，就被儒家的徒子徒孙们尊为“以礼”，或“以孝”，或“以德”治国。

今天看来，良民和顺民从来似乎就和“自由、民主、平等”的理念和追求搭不上界。所擅长的只是寄希望于“好皇帝”，退而求其次，遭遇个“清官”也就欢天喜地。而中国历史上“好皇帝”和“清官”又实在不多，多的只是“哀民生之多艰”的悲叹。于是在“昏君”和“贪官”的功德下，良民和顺民又无一例外地忍无可忍地成为“暴民”或“暴徒”。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次数之多、规模之大、为祸之烈（进入二十世纪50年代后还可以加上一个“评价之高”）都是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尽管党国历史教科书上记下了一代又一代农民起义提出的“口号”以求证农民起义的“历史意义”，然而，只要看看法国大革命时一句“不自由，勿宁死！”，便知道那些暴民们的奋斗目标是多么的“简陋”。

革命者是不会也从不反思的，他们只会一往无前，换言之，也可叫做“与时俱进”。不过，实事求是地讲，加入WTO还是让国人多了一份世界眼光。今天，我们大可以睁开眼看一看世界其他文化，看一看他们有些什么出产。

先谈谈印度文明，一则这个国家与我们同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二来中国人骨子里是看不起印度人的，这样研究起来我们能多一份旁观者的冷静。印度人信“佛教”，其中心是对解放和拯救的兴趣，实在不行了也要“逃离”世界去苦行，以求个体之解脱。当年学世界历史时俺对甘地的“不抵抗运动”感到完全不可理解：这不是任人宰割吗？现在才知道这一奇特的“革命手段”是以其文化为底蕴的——任你宰割也决不“适应”你。

再瞻仰一下古希腊文明。说实话，对这一文明我从来就怀着嫉妒如火的情愫。在人类文明的草创时期，在那食不裹腹、衣不蔽体的情形下，古希腊人怎么就把理性的思辩和系统的学术作为他们的寄托与追求？也许正因为如此，才成就了人类今天的文明！总疑心这与党国重要思想一样应该是不争的事实。欧洲人在反思当年能够实现地理大发现时，念念不忘的一条就是古希腊人地圆学说的支撑。这样的文化即使一时湮灭也终有“复兴”的那一天。

话说转来，中国历史文化并不是一团漆黑，这不符合事实。汉以前，中国毕竟百家争鸣过一回，当时中国人的价值取向是多元的并精彩着。只有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精气神才如流星擦过天边，成为我们今天仰望世界发达国家和民族时的慰安剂。

中国历史上自汉初“田横死、其客五百人亦皆自杀”后，中国男人的气慨即一并与之完蛋，余下的或是能够施虐于老婆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