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畏生命是中国人的当务之急

敬畏生命是中国人的当务之急zt


响水滩客


（谨以此文，祭奠我的四川老乡——3月11日横尸广州车站4个小时的六旬打工农民周老汉）


如果你打算作一个有良知、有理性、有尊严地活着的人，那么，你生活在转型期的中国是一种不幸。因为，通过30多年政治运动炼狱的煎熬，以及20多年拜金主义狂潮的冲涮，这片土地基本变成了道德文化的荒漠，人文主义、终极关怀等词语，对生存于中的人们而言，不啻于一句天方夜谈。

人性中那些最宝贵的东西，譬如友善、关爱、真诚、信任……早已离我们而去。更可悲的是，在这里，连生命都得不到一丝起码的敬畏。你根本不会感到，生命是一种有血、有肉、有感情、有尊严的存在，它变成了一个简单的符号，或一串冰冷的数字，如陕西陈家山、辽宁孙家湾等矿难发生后，新闻媒体所报道那几个数字一样。你每天看到的，永远是一些呆滞、冷漠、无情的眼神，永远是一些匆匆而过、咫尺天涯的身影。别人存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与你无关；而你存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也与别人无关。

这是一个什么样人世间？生于斯、死于斯又有什么意义？这个问题令我痛苦困惑，无法作答。我不知道，3月11日猝死在广州车站的那位周老汉，在他生命最后一刻闪过这个念头没有？或许，这样形而上的提问，对于一个惨死异乡的六旬打工农民来说，简直就是一种不人道。在他闭上那双凄然、绝望的眼睛之际，所有生与死的问题，还是交给冥冥上苍去解答吧。

感谢《新快报》几位记者，是他们采写的这则短消息，让我们知晓，就在以“构建和谐社会”为主题的全国人大会、政协会“胜利”召开之际，在那个中国南方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发生了一件既悲惨又平常的事：我的一个老乡——来自四川某乡下、年过六旬的周老汉（具体名字不详），和几名同乡到广州打工，刚出车站就因病猝死，之后，“横尸广场4小时，未见有关部门前来处理，不少路人避而远之”。从新闻照片可以看出，周老汉的遗体就摆在广场铁栅栏外，身上裹了一张白色塑料布，旁边行人如织，纷纷掩鼻而过；老汉遗体正对着“广州站”大厅，大厅两旁悬挂着“××祖国，振兴中华”的巨型标语。

唉，我的年过六旬还要出来打工的老乡，你一条老命就这样丢在了那个根本不属于你的都市，丢在了成千上万人冷漠的眼神里！如果你在天有灵，是否正在叹息这个人世的冷酷，憾恨自己蝼蚁一样命运？今夜，在遥远的天国，你是否还感到卑微、无助与恐惧？或许你不会孤单吧，因为那里有许多同命运的灵魂栖留，让我想一想——孙志刚、李思怡、黄静、宝马车撞死的那位农妇、林肯车拖死的那个女孩、陈家山矿难的168名矿工、孙家湾矿难的214名矿工——还有许许多多的名字或者数字。也许，当我刚写下这行字时，又有新悲剧发生了……在中国这个灾难频繁的国度，一个生命的消失，就像一片枯叶飘入森林，就像一滴水掉进大海，不会留下任何痕迹，也不会得到任何形式的敬畏与同情，这就是我们残酷的现实！

我不知道，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因子，把中国人的道德良知、心理人格扭曲得如此残狠、可怕？是马克思主义？可马克思主义提倡的是“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呵；是资本主义？可资本主义的文化内核是“自由、平等、博爱”呵；是封建主义？可儒家文化讲的是“仁者爱人”、“生死为大”呵！如果不是故意曲解，应该说这三种文化中，都隐含了敬畏生命、关怀人生的价值判断，绝对没有蔑视生命的意识。

看来，我们的这种道德困境，只能用任不寐的《灾变论》来解释了：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心理意识是“灾民心理”，“往往仅仅出于‘活着’的目的，灾民可以不择手段；为了吃饱喝足，他们可以做任何残暴的事情，可以接受任何无耻的任务，干任何下贱的营生”。以此推理，在被“灾民心理”长久浸淫的群体中，自然不会产生诚信、友善、关爱、同情等道德观念，更不会对生命的产生敬畏与悲悯感。

而人一旦失去了对生命的敬畏与悲悯，在这个世界上也就无所不用其极了。一方面，由于没什么值得珍惜，可以像践踏蝼蚁一样践踏一个鲜活的生命；另一方面，由于没什么值得施予，“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就成了很自然的选择，不会受到任何良心拷问和道德谴责。问题是，在这样一个冷漠残酷的环境里，一个正常的人真能生存下去吗？人类之所以要从丛林走出，走向文明时代，是因为人天生就需要交流、关怀、友爱、敬重。人性产生于爱，也升华于爱。当人性退隐时，兽性就会盘踞我们的心灵，让我们重新成为茹毛饮血的生物。面对那些死者远去的灵魂，每一位生者都应审视自己的内心：是否真有兽性的恶魔盘踞于此，从而掩盖了我们人性的灵光？

要知道，于这茫茫尘世而言，个体永远是卑微、弱小的，个体之间只有达成关爱、友善、信任、同情，群体才能和谐地整合，产生强大的创造力，进而培育出健康、理性的文化价值，让个体荫护在这种文化价值下，实现更好的命运。因此，站在人类或族群整体命运的角度看，周老汉的命运也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