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校高官激烈交锋 我们应怎样对待爱滋病人

中央党校高官激烈交锋 我们应怎样对待爱滋病人



意识影响决策

今年6月15日晚，联合国副秘书长、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彼得·皮奥特，不事张扬地来到中共中央党校，与学员交流艾滋病防治问题。他说，他“很感动”。他感动的，不仅是“能够给中国未来和现在的领导者作这样一个话题的演讲”，更是因为艾滋病问题已进入中央党校的视野，并引发在此学习的中高级领导者的争论。

某省一位主管文化工作的官员，曾在中央党校的一次艾滋病研讨会上提议：将全国艾滋病人隔离集中，让他们从事简单的劳动，编织麻袋、缝纫，自己养活自己，“这样就不会传染给别人”。他的主张立即遭到反对。甘肃省卫生厅厅长侯生华认为，这样的提议既不人道，也不现实。

对方举例说：“我们上世纪50年代建‘麻风病村’，将麻风病人集中起来，不就成功控制了麻风病吗？”侯生华再次反驳：“当时麻风病能被控制住，是因为预防和药物治疗做得好。国外、国内的实践早就证明，建‘麻风病村’是失败的。”

去年的一次研讨会上，国家某部的一位局长坚持主张，应把艾滋病人全部隔离，这令被请来与党校学员座谈的清华大学李木盾教授非常生气。两人互不相让，一时争执起来，差点拍了桌子。

研讨会上的争论，正是中央党校开办这个项目的目的：让这些官员意识到艾滋病问题的严重性，并思考如何正确决策。

最有影响力的人

在中央党校主持“决策者与艾滋病防治研讨”项目的靳薇教授，获得了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颁发的“防治艾滋病杰出贡献奖”。靳薇告诉记者，当年中央党校开展艾滋病教育时，有人问，那些身为地厅级干部的学员会不会心怀疑虑：“难道组织上怀疑我行为不轨？”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说：“当时有些人感到很奇怪，中央党校为什么要讲艾滋病？胡锦涛主席指出，艾滋病防治是关系到我中华民族素质和国家兴亡的大事，各级党政领导需要提高认识。因此，我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必须了解这个有关人类前途和命运的大事。”

靳薇说，目前艾滋病蔓延严重，如果不重视，将来会更加严重。“政府是谁主导的？就是这些领导干部。”靳薇说。他们是政策的制定者和实施者，是最有影响力的人，他们重视，一项工作才能有效开展起来。在她的研讨班上，许多官员不知道国家1998年就出台了防治艾滋病中长期规划，也不知道国家的“五年行动计划”，因此，必须首先教育干部。她说，SARS危机后来为何有效

逆转？就是因为中央启动了对官员的问责制。问责制是教育干部的一种非常状态下的非常方式。而现在常态下的艾滋病防治工作中，要用新的教育方式。

中英防治性病艾滋病办公室的项目官员张建新赴四川凉山开展工作时，一位副州长表现出对艾滋病防治的高度理解和配合，并说：“这项工作很重要，如果不及时防治，就有灭族的危险。”这令张建新极为惊讶，因为遇到对艾滋病防治理解如此到位的地厅级官员，并不多见。那位副州长解释说：“我在中央党校上过艾滋病防治课。”

从2001年到2004年，靳薇和她的同事，向来自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厅(局)级官员做了调查。被调查者在参加专题报告会和讨论会前后各做一次相同的调查问卷，反映培训活动的效果。接受调查的600多位地方掌权者中，平均年龄44岁，其中大学学历占72.8%，研究生学历占27.2%。靳薇认为，了解并影响这一部分地方官员对待艾滋病问题的态度，可能直接关系到国家“防艾”政策的制定及执行。

管理比严打好

调查中，有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您的属下因过错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您主张是什么？4个选择：一、不用管他，咎由自取；二、公开他的病情并解除他的工作；三、替他保密，允许他继续工作；四、不知道怎么办。”超过半数的官员选择“不用管他，咎由自取”。经过专题报告和研讨会的干预后，被调查者的知识改变非常明显，观念也发生极大改变。某省的省委政法委书记在听完报告后说：“今天很受启发，对卖淫嫖娼、吸毒的管理上，国外降低危害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借鉴。过去我们总用搞运动的方式‘严打’，但越打越多，反弹很厉害。长久以来，我们也对自己工作的方式和效果产生疑问，看来运用‘管理’的思路会更有效。”

（据《新民晚报》刘鉴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