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下政坛的永贵大叔

走下政坛的永贵大叔




陈大斌是新华社高级记者，1978年任新华社国内部副主任兼农村组组长，与陈永贵本人有长期交往。以下是他的回忆文章。

我最后一次拜访陈永贵，是1984年的初冬，11月下旬的一天。这时的陈永贵，已经是没有任何领导职务的一个平民百姓了。他住在北京木樨地的一座公寓楼房里。

那天清早，按照约定的时间，我进了他的家门。陈永贵正蹲在沙发上，端着个粗瓷大碗，喝昔阳人爱吃的小米加面条煮的糊糊，老伴正在厨房里忙着，小儿子已经出去上学了。

他见我进来，一手端着碗，一手拉着我进了客厅，让我在沙发上落座。我仔细看了看他，外表没有多少变化，还是穿着黑色对襟的夹袄，宽大的黑裤子，家做的黑布鞋，脸上满是刀子刻出来似的皱纹，又密又深。他精神仍然十分健旺，年过七十的老人了，抬手动脚都十分利落，说话声音宏亮，吃起糊糊来呼呼有声。再环视一下厅里的陈设，一看便知道，沙发、桌凳、书柜这全套家具都是公家配的，书柜里摆着不少书。我正看着，老陈吃完饭丢下饭碗走过来，使劲跟我握了握手，喊着：“大斌同志，谢谢你来看看我。我是个平民百姓了，咱们这见面是老朋友交往，不用说工作上的事了。”

我忙上前问候：“这些年不见，挺想念你的，早就想来看看你。身体好不好？”

他高兴地哈哈大笑，抬抬胳膊伸伸腿，说，“你看，壮着哩！一说这我就高兴啊！从我往上数三代，老先人们都没有我的年岁大，在旧社会，老一辈都早早饿死了，苦死了。我过了七十，算长寿啦！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幸福啊！”

前些日子，听人说陈永贵下台后满腹牢骚，整日愁眉苦脸。可是，今天坐在我面前的陈永贵，却是另一个形象。他精神健旺，性格开朗，看不出有什么苦恼，也没有前些年的逼人官气，又是一个慈祥、热情、善良的老农民模样了。我们对面坐着，平等地、自由自在地说着家常话。十多年来，我多次见到陈永贵。说句实在话，只有这时才对他有了几分亲近的感觉。

正说着闲话，他突然问了我一句：“这几年新闻界的老朋友、新朋友都写文章骂我，你写过没有？”

这一问倒是有点意外。陈永贵仔细地、耐心地听我说长篇大论，等我说完了，他一摆手，哈哈大笑，说：“你倒说的仔细，我也就是这么一问。都是过去的事啦！说好哩，坏哩，批哩，骂哩，都过去了。不想它了！也不说它了！”他又笑了起来。

我说：“过去了的事，就让它过去吧。这些年风风雨雨，你过的也不容易。你上了年纪了，还是平平静静、高高兴兴养老，过几年好日子吧！我们希望你健康长寿！多享几年社会主义的幸福！”

他看了看我，似乎有点动情，连声说：“谢谢！”说着，他站了起来，拉起我说：“走，咱下乡看看去！现在我只有这么个工作了———东郊农场的顾问，一星期去一回。今天那儿正好有点工作，咱们一块去。你也看看咱那农场。”他又回头喊道：“汤师傅，咱们走呀！”

上了车，我问他：“有空了，还去自由市场哩？”

他说，“现在是天天有空闲了，去买点菜，去跟人家说说话，了解点社会嘛！可就是不敢多去。北京人都认得我这张脸，认得我这‘永贵大叔’！买点啥人家非得照顾咱，有的还硬不收钱，给咱闹开了特殊化啦！”

下了台的陈永贵，在北京普通市民中间，就是这样一个“永贵大叔”。陈永贵深情地说：“北京人待咱不薄，没有谁看不起咱这山里老汉。”说这话时，他恢复了以前那宽厚的、知足常乐的淳朴农民形象。

我们到了东郊农场，人还没有下车，人们迎上来，是冲着老陈来的。年纪大点的喊声“陈大哥”，年轻的喊“永贵大叔”！有的人问他身体可好？还有人问他请他办的某件事办成没有？还有人喊他，“今儿晌午上我家喝一盅去！”陈永贵一一作答，高喉咙大嗓门地喊着，笑着，看起来，他跟农场的人相处得不错。

中午，我们在农场机关食堂就餐。正巧有位港商来农场谈生意，慕名求见陈永贵，非得邀请他共进午餐不可。陈永贵乐哈哈地答应，“好，好！请吃饭还不好？”饭桌上拿出酒来，是京郊产的“二锅头”。陈永贵像孩子一样高兴，说，“那咱就跟香港朋友干一盅！”他高兴得连喝了几盅酒，满面红光，说话声笑声更加响亮了。

送走那位香港客人，陈永贵和我们一起在农场大院里散步，闲聊。几杯烧酒下肚，他的话也更多了。有些话我本来想问又不好问，他都主动对我们说起来了。

他问我：“听人家说我的坏话没有？有人说我反对农村改革，反对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制。我为啥反对哩？有人说是因为陈永贵丢了官位，心怀不满哩！说我还想掌着领导全国农业的大权哩！哎呀！这些人真不知道我的心嘛！你知道的，就凭我这么个人，大字不识几个，能当好副总理？能管得了全国的农业？能担得起那么重的担子？那些年，也愁死我哩！咱不会别的，就会个大寨的那些干法，干部带头苦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