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女性化的高塔

一座女性化的高塔
外滩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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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22 亿的广州新电视塔是世界第一高塔，它将于今年年底全面完成454 米塔身的主体结构施工，2009 年1 月开始156 米桅杆的顶升安装工作，2010 年6 月完成调试和试运行之后，为广州亚运会服务。其设计师是荷兰IBA事务所的马克•海默尔和芭芭拉•库伊特（Mark Hemel&Barbara Kuit）夫妇。这是一个浪漫故事，广州新电视塔是马克•海默尔夫妇在中国的第一个作品。从竞标到中标，也是他们第二个女儿孕育的过程。中标当日，女儿出生。夫妻俩为女儿起名为“妮娜”。



近日，《外滩画报》记者应邀来到IBA 的荷兰事务所，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新兴办公区Stavangerweg890，办公楼都像一个个集装箱。IBA 就坐落在湖边，一条木栈桥通向事务所。对岸是一个色彩斑斓的方块建筑，工作室内，几个“烟囱”穿透屋顶，把阳光引进室内，既满足了照明需要，又实现了环保节能。IBA 事务所建筑师马克•海默尔利用周末做了一个圆柱体模型。当着我们的面，他抓住模型两端，向相反方向拧了45 度，弄出了一个麻花形状。马克用这个高仅1 米的模型的形状变化，来比方610 米高的广州新电视塔的转身回眸。

一座女性化的高塔

广州新电视塔位于广州城市新中轴线和珠江景观线的交汇处。在珠江南岸，它回眸顾盼，腰身因肢体扭转而变得极细。它是世界上腰身最细的建筑，一座高大生猛的建筑因此生出许多妩媚妖娆。

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往电视塔建筑风格的设计。翻开历史，从建于19世纪的艾菲尔铁塔到一度世界最高的多伦多电视塔，从上海的东方明珠到天津的电视塔，它们的建筑流线都是直线，上下一根柱子。最大的变化不过是把下部的柱子拆分成几条支撑腿。

电视塔的审美疲劳已经延续了很长时间。“历史上的摩天建筑都很阳刚，棱角分明，简洁沉重，楼层重复，而我们设计的电视塔曲线轻盈，空间和楼层平面的尺度具有多样性，具有阴柔感觉，简单地说就是性感和复杂兼备。”马克把自己的设计定位为“女性化”。4 年前，广州新电视塔全球竞标，竞标任务书上没有提及高度，也没有详细的功能要求，只笼统地说希望新电视塔是一个具有艺术感的地标建筑。竞标吸引了14 家事务所参加，其中有以设计高楼著称的美国KPF、设计过法兰克福邮政大厦的美国SBA，还有法国鼎鼎大名的AS 事务所。他们都强调建筑的强势和力量，其中一家把塔高设计为1000 米，另一家设计为728 米。在14 个方案中，荷兰IBA 事务所设计的塔高不是最高的—塔身454米、天线桅杆156 米，总高610 米。这个高度在建成后，仅能保持一年世界最高塔的纪录—因为美国、日本、迪拜都在不断刷新第一的纪录，但是IBA 是唯一一家提出女性化建筑风格的机构。他们因此脱颖而出。



如何解决细腰的安全性

在最初的设计阶段，除了马克和妻子芭芭拉•库伊特，没有人相信这是一个可以实现的作品。如何实现这个结构超高、扭转、偏心、细柔的超高层建筑？如何在最细的腰身里放下电梯、竖井、应急楼梯等？如何在最薄弱的腰部保持结构强度？在两年多的设计里，业主还对细腰提出更高要求—塔腰要尽可能地细。塔腰最细处仅 20.6 米。每细一米，就得用更多的钢材去强化塔腰，造价呈级数增长。

广州市建委主任陈如桂认为电视塔的施工难度世界第一，现场工程师认为其施工难度超过上海环球金融中心，施工方上海建工集团总工程师吴欣之在一篇演讲中细细分析了电视塔的施工难度——由于塔身旋转，所以没有一个构建是平直的，都是斜的。另外，普通的建筑横平竖直，但电视塔里的每个间距都是变化的，长长短短都不一样。施工难度可想而知。

截至今年8 月，454 米的核心筒已经封顶。而施工技术已创造了不下10项世界第一。电视塔预计今年底竣工，2009 年调试设、试运行。2010 年投入使用，届时将承担第16 届亚运会的转播任务。

广州新电视塔比老电视塔高出五六倍，它发出的信号能覆盖珠江三角洲绝大多数的山脉地区，让那些以前看不上有线电视的人能看上有线。但是，广播电视发射只是它的一个功能，和上海东方明珠一样，它还是一个观光旅游的综合设施。

电视塔分为内外两层，类似于同心圆，内部是一个椭圆形的中心核。不过由于塔身旋转，中心核没有中心轴，也是偏的。内部所有的功能区域都分布在中心轴上，分为五个功能区：底层是城市建设展览馆，4 至8 米高处是露台，95 米高处是三维电影院，195 米高处是草原花园，290 米至310 米高处是热带快餐厅，345 米高处是卡拉OK，350 米高处是贵宾酒店，390 米至395米处是豪华餐厅，454 米高处是一个大小相当于半个足球场大小的观景平台，这是世界最高的观景平台。在这里可以乘坐“发射台”，像火箭发射一样，把游客送到610 米的高处。



专访世界第一高塔设计师夫妇：“它最接近我们的梦想”

B ＝《外滩画报》
H＝马克•海默尔（Mark Hemel）
K＝芭芭拉•库伊特（Barbara Kuit）

马克和芭芭拉这对设计师夫妻搭档是荷兰Delft 大学的同窗，在大学，他们和同学成立了艺术工作室并因此走到了一起。马克有远见有想法，但是有的想法不现实；芭芭拉是马克的“刹车片”，她性格温和，善于和人打交道，是内外沟通的润滑剂。出于女性的细腻，她在设计上更注重人性化的功能需求，和马克互补。

大学毕业后，马克和芭芭拉去了伦敦。马克在大学授课，1998 年成立工作室。芭芭拉和有“法国设计国王”之称的Philippe Starck 合作，设计了圣马丁街酒店和伦敦桑德森（Sanderson）酒店，那被认为是世界上最hip 的酒店。后来，芭芭拉在哈迪德的建筑事务所工作了5 年，她和哈迪德合作设计了著名的千禧穹顶中的思雏区、沃夫斯堡科学中心等。

2002 年，夫妻俩回到阿姆斯特丹，2004 年来到广州参与新电视塔的竞标。他们是荷兰建筑师涌向中国大军中的一员，据荷兰建筑评论家玛丽斯•布尔曼统计，中国已有300 多座荷兰建筑师的作品在建，其中包括库哈斯设计的央视新大楼、MVRDV 设计的南京第壹区。广州新电视塔是IBA 在中国的第一个项目，是马克离梦想最近的一座建筑。从竞标到中标，也是他们的第二个女儿孕育的过程。中标当日，女儿出生广州新电视塔设计师、荷兰IBA 事务所的马克•海默尔和芭芭拉•库伊特（Mark Hemel&Barbara Kuit）夫妇。夫妻俩为女儿起名为“妮娜”。



B：据说电视塔扭转了45 度的设计灵感来自女性的身体，是这样吗？

H：是的。电视塔分为5 个功能段，每段都要体现出不同的层次，要有美感、装饰感，还要有个性、柔性。

K：电视塔非常高大，如果它只是一根直筒筒的柱子，人们可能会觉得它只是冷冰冰的建筑，和自己没有关系。越高大的电视塔越要有魅力，让人感到亲近。另外，扭转了45 度的电视塔在任何角度看起来都不同。有生命力的建筑都是多面的，可以从这面看它，也可以从那面看它；可以喜欢这面，也可以喜欢那面。

M：广州新电视塔表达了我一生追求的东西。绝大多数的建筑都是方方正正、面积很大，看上去很直接、很强壮。这些是男性建筑，表达的是男性价值观。建筑界能否设计、建出女性化的建筑？如何建？为此我们讨论了很久。因为女性化建筑要有女性的特点，既要有深度，又得难以琢磨、难以理解。这些都是设计、建造的难点。

在广州电视塔的竞标中，有的设计师设计的电视塔比我们的高大，但体现的都是男性价值观。我认为建筑的重点是质量以及和环境是否协调。符合条件的建筑，如果你长时间地看它，你不会厌烦，反而会觉得它很有趣味。如果你参观了一次，还想再参观一次，每次都会有新发现。合格的建筑是对周围环境的丰富，是一种完整、复杂、全面的体验，这和女性在生活中的态度一样—女性不简单，也不直接。男性则不同，他们的注意力集中，一根线到底。

B：马克的建筑女性观是否和芭芭拉有关？

H：肯定有关的，不要忘记我和芭芭拉是搭档。我喜欢和女性共事。但是建筑界是男人的世界，在设计电视塔的过程中，芭芭拉经常碰到这种情况—男建筑师喜欢扎堆讨论，芭芭拉融不进去。不过，别人对她都非常尊重，觉得一个女性在男性世界里独立工作很了不起。

B：据说“细腰”设计是政府的要求，是这样吗？

H：这是双方的要求，既是政府、客户的要求，也是我的审美理想和追求。“细腰”设计是一次挑战，因为在最细的部位要放进电梯、竖井、应急楼梯，还要放下中心核。同时，它必须是最细的。“细”有多种概念。在生活中，有人瘦到厌食，有人暴饮暴食导致肥胖症，这些都不健康。我追求的“细”是和谐的，既考虑资金、金属材料的问题，又要考虑建筑美感、技术能否实现，还得考虑能否符合规章。设计是一个找方法确保方案实现的过程，不能一意孤行，固执己见。

B：在施工现场，看到自己的作品正在拔地而起，你们的感觉如何？

K：当我站在电视塔的最顶端，非常骄傲。那种感觉很难用语言来表达。直到现在我还是这样，每次看到它就很骄傲。女儿是我的心血，而我的灵魂都在电视塔上。

H：一开始，电视塔的设计和想法完全出自我和芭芭拉，除了我俩，没人相信能造出这样的建筑。当设计进入一定阶段时，突然有上百人围着我们，就像你刚当父母，开始抚养和教育孩子的时候，总有很多人教你怎么做。当电视塔造到一定阶段，一起参与的有上百人，我们好像突然没有发言权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心理转变过程。当你把孩子养育成人，孩子有了自己的生活，至于他今后怎么生活，最好的态度就是信任他，因为我已经把我的观念灌输给他了。

B：经历过“9•11”和四川地震，人们都对高楼心有余悸，你们怎样让大家克服高楼恐惧？

H：我理解大家。不过高楼其实比矮楼安全，因为矮楼和地震的频率会产生共振，而高楼不一定。另外，高楼采用的钢筋比水泥柔韧。地震是自然现象，“9•11”是恐怖分子袭击，我们考虑了这点。在结构上，如果有外力撞击，电视塔马上会分担、消解某一点的压力。在设计上，电视塔分内外两层，内层中心核是一个圆形的混凝土柱子。不可能有外力来冲破这两道防线；而如果遇到其他危险，人员撤离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尽管可以采取各种措施，但是高度本身是没有办法克服的，就像登山登到一定高度时，总会有风险—完全没有风险是不可能的。人们也许会问，既然有风险，那么为什么还要登山？为什么要建这么高的建筑？因为我们想超越自我，明知前面有风险，但是我们要做一件从来没人做过的事情。

B：电视塔建成后，将是广州的地标建筑，同时也是你们的梦想之作。这两个意义，你们更看重哪个？

H：实现梦想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到目前为止，广州电视塔是最接近我梦想的一座建筑。在设计时，大家都觉得这是天方夜谭，不可能实现，我们遭到很多批评。现在，它即将建成的事实不仅证明在建筑上存在一种新的技术可能，而且打破了既有观念，这是最重要的。

K：我和马克对这个问题的意见不统一。我觉得电视塔在中国建成对我们的意义也很重要。

B：你们的事务所有中文译名“信基”，名片也有中文版，看得出你们对中国很重视，为什么如此重视中国？

H：第一个原因是我和芭芭拉酷爱旅行。大学毕业后，我们拿到政府奖学金，用了一年时间周游世界—在非洲待了半年，在印度待了半年，还去了印度尼西亚和中国。我们第一次到中国是在1994 年，第二次是1997 年。旅行也是积累建筑知识的过程，比如我们注意到非洲把沙子、泥土等用作主要建筑材料；第二个原因是，现在一切事情正在中国发生，如果你要去中国，必须现在就去！因为中国正在急速发展，机会只有一次！在欧洲不论建什么，方案都要经过层层审批，有一种猛踩刹车的感觉。

B：马克曾经批评现在的主流建筑太肤浅、太保守。这是打击面很广的批评，你真的这么说过吗？

H：是的。目前大多数建筑都不是真正的建筑设计，只是造房子而已。它们遵守了很多条条框框和规范。房子虽然是新建的，但是其实都是老房子。因为建得太快了，很少有人关注建筑本身，也没人留心世界的变化，更没有考虑将来。作为设计师，除了关注设计，我还关注很多社会问题。你可能觉得我很天真，我希望用建筑改善世界。我很关注环境、人口等问题，当下世界越来越扁平，应该保持地区特性还是全球化？这些被广泛讨论的问题，我都很关注。

建造房子要有长远考虑。阿姆斯特丹建于17 世纪，我们生活在17 世纪的空间里。但是当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和那些老房子共处时，根本不会意识到这一点。任何建筑一定要考虑它的质量、将来。我要建的房子是100 年之后仍然可以使用的，能够决定居住者的生活、居住环境的。否则，100 年以后，我们又回到诺亚方舟上，船上都是没用的乱七八糟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