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防灾减灾合作：挑战与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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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现有国际灾害合作机制，

构建针对“一带一路”的防灾减灾合作机制

目前，联合国减灾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人道主义援助事务协调办公室、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粮农组织等不同机构都从不同领域推动各国的防灾减灾合作。联合国第六十九届会议通过的《仙台框架》被视为当前防灾减灾国际合作的纲领性文件。在该框架下，联合国各成员国承诺重视各国自身的灾害管理，酌情增加针对减少灾害风险和抗灾能力建设的预算开支。

不过，在联合国倡导的国际灾害合作机制中，对话主体通常按照不同的大陆板块划分，而“一带一路”倡议贯穿欧亚非大陆，所以并不被当前由联合国主导的区域间防灾减灾合作所覆盖。针对“一带一路”倡议面临的特殊风险，应构建专属的合作机制，包括面向政府间合作的“一带一路”防灾减灾国家会议、面向公众的“一带一路”国家风险信息平台和面向防灾主体的“一带一路”技术交流与对话平台。专属合作机制围绕着“一带一路”展开工作，与其他现有的合作机制形成合作和补充关系，通过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灾害信息共享、早期预警、人员训练和灾害救援演习等合作，提前做好各国灾害预防和救助中的知识、技能、理念、文化等多方面的沟通与互助，保证重大灾害发生时各国都可以及时获得充足和可持续的资源与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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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一带一路”国家间防灾减灾国际合作，既要坚持中国当前对许多国家单向援助的做法，又要吸引更多的“一带一路”国家参与到防灾减灾的国际合作中，使合作机制更加具有活力和持续性。中国是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灾害的主要施援国。援助不仅能够体现我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态度，也有助于加强和受灾国的联系，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因此必须继续坚持。

中国要利用自身在防灾减灾领域的技术优势吸引更多国家参与到区域间的灾害管理建设。比如中国是《空间与重大灾害国际宪章》仅有的15个正式成员之一，与各国共享防灾技术与数据。

由于各国自然灾害条件、灾害管理能力等各不相同，并且还有地缘文化等差异，因此中国在开展防灾减灾对外援助的过程中，也要争取吸引其他各国共同参与到合作中，调动各国在共同的兴趣和利益基础上制定战略合作框架，进行早期的跨国预警和风险评估，共同应对自然灾害风险。

重视人员培训在防灾减灾中的作用。我国作为自然灾害多发国家，在灾害救援上积累了大量宝贵经验，应该在这方面向其他“一带一路”沿途国家共享经验，帮助其他国家培养专业的灾害管理人才。

除此以外，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和中国经贸和投资有着密切联系、但灾害管理能力又相对薄弱国家，应该重点开展防灾减灾合作，从小处做起，帮助能力较差国家提高自身的灾害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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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不同的灾种对防灾减灾技术和要求有所不同，“一带一路”防灾减灾合作可以首先选取该地区最为严重的灾种进行试点，积累经验，加深合作基础，再此基础上推进综合防灾减灾合作。

重视防灾在灾害管理体系中的作用。防灾包括两个层面的灾害预防：首先，减少“一带一路”新风险的形成，避免因为区域间经济合作发展带来的人口变化、制度安排薄弱、自然资源不可持续利用、无序快速城市化、土地管理不善和气候变化等因素造成的自然灾害风险；其次，重视对现有自然灾害风险的预防，对于台风、地震等常规性风险进行提前预防，通过增强抗灾能力和降低经济易损性的方式，减少灾害发生的风险以及可能造成的损失。

“一带一路”防灾减灾国际合作要引入保险机制，为灾害发生提供稳定的资金保障。建立“一带一路自然灾害保险基金”，通过市场化的运作机制将自然灾害损失风险转移至资本市场，运用参数保险、再保险、巨灾债券等金融创新工具，管理“一带一路”自然灾害风险，保障灾后重建资金和有效控制灾害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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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进“一带一路”的各项合作中，应该时刻将防灾减灾融入到规划、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等项目议题上。尽管“一带一路”许多沿线国家基础设施落后，生态文明发展程度不高，但是发达国家或者中国在早期发展过程中为环境生态所付出沉重代价的经历被这些国家视为经验教训。将防灾减灾的环境保护理念带入到这些国家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工业化进程和经济转型，不仅是对人类环境负责，也是区域间经济合作和惠及民生的举措。

对于当前由我国企业开展的贯穿喀什和瓜达尔港的公路铁路以及港区建设、印尼雅万高铁、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口城、汉班托塔港二期工程等重大项目，应该充分评估可能面临的灾害风险，做好相应的灾害预防和防灾抗灾建设，保证中国制造的品牌质量，利用高质量的项目赢取投资国的民心与信心。对于尚未开展的各项建设，中国政府以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新丝路基金、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国际投资机构在能源、城市开发、交通等不同领域也要充分考虑相关的灾害管理，给予防灾减灾理念一席之地，降低自然灾害可能带来的损失，提高经济投资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