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历史水网的启示与借鉴

▋国家历史水网

水与人类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历代国土开发和人口增长，都伴随着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与水旱灾害的斗争。兴修水利是治国安邦、发展生产和开拓疆土的重要措施。历史上人类水利活动主要通过修建各类工程，如引水、排水和防洪工程等，对自然界的水体循环进行干扰和调控，以实现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目的。这类工程与现代水网工程相比，虽然含义和规模有所不同，但实质基本一致。相对于现代的国家水网，这里将这类工程称为国家历史水网工程，以其为核心，连通自然河湖水系和人工渠系所形成的水循环网络体系，称为国家历史水网。

我国水利事业历史悠久，历代水网工程不仅数量众多，分布广泛，类型多样，而且很多工程延续使用，至今仍在发挥作用。据不完全统计，自春秋至清末修建的各类水利工程有8000 余项(冀朝鼎，1981)。另据2010 年水利部组织开展的水利文化遗产调查，目前全国仍在使用的古代水利工程有近600 处。这些工程从西部高原到东部平原，从北方高寒地区到南方湿润地区，各地都有分布。由于各地自然条件的不同，各类工程形态各异，各具特色，如平原区的大型灌区、丘陵山区的梯田和塘堰工程、西北干旱地区的绿洲和地下井渠工程、南方沿江滨湖地区的圩垸工程，以及沿海地区的拒咸蓄淡工程等。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由于水利活动的空间和内容不同，这些工程形成的水网呈现出种类不一、功能多样的特点。既有服务于农业生产活动，以提高水旱灾害防御能力为目标的灌溉排水网和防洪水网；也有服务于军事、政治或经济目的，以扩大交通运输为目标的水运网络，以及服务于城市建设的城市水网。

▋国家历史水网的基本特征

与国家水网相比，历史水网最鲜明的特性就是长期性(或阶段性)，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

• 一是发展的阶段性。我国水利事业历史悠久，各时期水网建设的情况不同，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

• 二是空间的变化性。历代水网工程的规划布局与建设，与王朝政治、经济中心密切相关。随着政治、经济中心的转移，水网布局也随之发生变化。

• 三是历史继承性(或延续性)。历史上修建的一些水网工程，后世在使用中，会顺应区域自然与社会环境，不断进行维修和管理，延续数百年甚至上千年，至今仍在发挥工程效益。

• 四是类型和功能的多样性。从类型上看，国家历史水网有灌排水网、运河水网、城市水网、防洪水网等。从功能上看，这些水网大多发挥有灌溉、水运、城市供水与排水、防洪、维系生态及美化人居环境等多种功能。

此外，在隋唐及以前，我国政治经济活动重心一直位于黄河流域。受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和水量洪枯变化剧烈的影响，黄河含沙量大，形成下游河道“善淤、善决、善徙” 的特点，历史上改道频繁。特别是南宋建炎二年(1128 年) 黄河决口南泛，此后的700 余年间，黄河在黄淮海平原屡屡改徙，形成下游水系混乱局面，许多河流淤浅断流，湖泊堙废，对黄河下游河道水沙的调节、交通运输、农田灌溉、小气候变化，都产生极不利的影响(邹逸麟，1997)。这对历代水网，特别是东部平原地区的水网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也是历史水网的一个显著特点。

▋国家历史水网的启示与借鉴

数千年来，中华民族为了自身发展和社会进步，以河湖水系为伴，通过艰苦努力，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修建了各具特色的水网工程，并带有鲜明的中华传统哲学和文化烙印，成就了一个水利大国。其中有许多方面值得当代水网建设参考借鉴。

第一，水网建设必须尊重区域自然地理条件，因地制宜。

我国国土广袤，自然环境复杂多样，水土资源分布不平衡。历代水网建设最初多是河湖水系条件相对较好的平原低洼地区，随着社会发展和人口增多，水网工程开始向丘陵山区和高原地区扩展。但这种开发需要根据区域的自然地理条件，因地制宜，切不可盲目照搬。战国时期《慎子》一书中，在论及水利建设时就指出：“法非从天下，非从地出，发于人间，合乎人心而已。治水者，茨防决塞，九州四海相似如一。学之于水，不学之禹也”，强调水利建设要从实际出发，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采取适宜的方法去治理。明代《农政全书》也指出，“今欲修沟洫，非谓一一如古也。但各因水势地势之宜，纵横曲直，随其所向，自高而下，自小而大，自近而远，盈科而进，委之於海”。同样认为，要因地因水制宜，从实际出发来采取措施。说明古代的水利建设，不是死板地学前人而不加变通的，只有从实际出发，因地因水制宜才是最正确的方法。

反之，因不尊重区域的自然地理条件，水利建设失败的例子也不少见。例如，历史上对京杭运河淮河以北运道的建设，一直处于不断地治理中。究其原因，固然与黄河的泛滥决溢有关，但水源、地形、气候等不利因素也是至关重要的原因。特别是京津地区的运道，水源匮乏、地形差异大，对发展水运极为不利。元代统治阶级出于漕运需要，不惜耗费巨资，用工285 万人，历时一年开凿了白浮堰引水工程，甚至由有着京杭大运河总规划师之称的著名科学家郭守敬亲自设计施工，但最终因受自然条件的制约，最终难逃失败的结果。

第二，从历代水网发展进程来看，政治、经济、军事形势对水网建设格局影响明显。

和平与统一时期，是全国性水网建设的重要时期，贯通全国的水网不仅将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联系在一起，而且也是全国主要的交通要道。分裂时期的水网建设，多与军事形势有关，军事战略要地往往成为水网建设的重要区域，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江淮地区。此外，人类不合理的社会经济活动，也会对水网建设带来不利影响，进而对水网布局及区域社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 三江闸修建后萧绍平原水系及控制工程示意图

资料来源: 谭徐明等，2012

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如绍兴平原的水网建设。平原内的鉴湖，位于绍兴市会稽山北麓，建成于东汉永和五年(公元140 年)。当年人们在近山低地周围兴建堤防，积蓄若耶溪来水，形成水库。水库北面是地形较低的农田，可以引水灌田，再北则是大海，有利于农田排水。丰富的水源和适宜的地形，使鉴湖成为一座“堤塘周回三百一十里，都溉田九千余顷” 的大型蓄水灌溉工程，并兼有防洪和向绍兴城及运河供水的综合水利工程。绍兴平原也成为当时著名的水网区，一直到北宋年间，鉴湖都是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但是，北宋中期至南宋初期，为增加土地资源，在江南一带普遍出现了围垦水面的做法。到南宋初年，鉴湖的水利功用已丧失殆尽。鉴湖废毁后，平原失去了对水资源的调蓄，不仅水旱灾害频发，而且对区域水网结构产生影响。鉴湖被围垦后，绍兴平原逐渐进行水利调整。北部平原形成了几个新的蓄水湖泊，部分代替了鉴湖的功用。明代嘉靖年间又对绍兴水利进行了重大的改造：导浦阳江北出钱塘江，减少了本地的来水，同时修建了三江闸，提高了对江河的调蓄能力。经过四百余年的努力，绍兴水利才进入一个新阶段(周魁一，2002)。

第三，历史水网建设与区域环境之间呈现出与区域自然和社会环境共生共存、和谐发展的态势。

自然环境方面，表现出在人与自然和谐的前提下，使工程付出的环境代价、自然资源和人力代价最小，而获得的效益最大。所谓“道法自然”，减少对环境的干扰，不仅是低影响开发模式的典范，而且塑造出优美的水利景观。例如，都江堰、宁夏引黄古灌区、郑国渠等的传统无坝引水型式，以及丽水通济堰、它山堰、汉中三堰等的低坝引水枢纽型式，在发挥工程既有功能的同时，将对自然环境的影响降低到最低程度。再如，唐宋时期太湖塘浦圩田通过系统的排水网络，优化沿湖滩涂的生境，发展了圩田农业，兼有航运之利，造就了“苏湖熟、天下足” 的繁盛。

社会环境方面，历代水网建设表现出随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特点，使之能够持续发挥工程效益。例如，郑国渠的引水渠口，历史上曾多次上移，其原因就是由于引水河床的不断下切，为实现自流引水，历代的引水渠口不断上移；安徽寿县的芍陂，各时期随着人口的增加，以及区域耕地面积的扩大，塘堤、水门、渠系等蓄水灌溉工程体系不断改进完善，在保证工程功能的同时，区域水资源人工调控能力也得以不断提高。城市水网建设与社会的关系更为直接明显，城市水网工程在满足城市供排水等工程功能的同时，也利用自然河湖美化城市环境。例如，汉唐时期长安的昆明池、唐宋时期杭州的西湖、元明清时期北京的昆明湖等，通过美化环境，使之成为著名的风景名胜。

第四，历史水网工程大多是系统工程，工程构成简洁，建筑物构造简单，其功能主要靠各建筑物间相互关联自动实现和调整，各个组成部分形成一个内在的科学联系的整体，任何一个单体建筑物离开整体都会毫无作为，符合我国传统哲学从整体出发注重治本的思路。

▲ 都江堰渠首枢纽平面布置图（1931年）

资料来源: 《中国河湖大典》编纂委员会，2014

不仅如此，工程整体与其上下游、左右岸无论是从外在表象，还是内在规律，都表现出有机、平顺地连接，把人类活动的影响融入大自然之中，达成“天人合一”，从人类简单地适应自然转变为能动地与自然和谐，充分发挥工程的综合功能效益。例如，都江堰渠首工程，与周围的青山、流水、庙宇、索桥和由当地材料构成的建筑物等融为一体，不见其宏伟和崇高，浑然是一幅景自天成的山水画卷。闻名遐迩的鱼嘴、飞沙堰和宝瓶口，平淡而充实，简洁而深奥，与人们意识中的大型工程的景象少有共同之处。再如，灵渠因其工程精巧和完整而得名，与周围的桂林山水一脉相连，充满“甲天下” 的余韵，这里只见自然生态，少见人工雕琢。无论在“三七分水” 的渠首枢纽，还是巧激六十里的渠道，融于自然，宛如天成；青山有影，清流盈渠，林木有疏密，禾稼有高低，清流一脉，伴随着一方的和谐。

第五，延续使用至今的水网工程大多布局基本合理，经过历代不断维修和改进，经历了从简单到逐渐完善的过程，并持续发挥效益，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例如，都江堰修建初期的主要工程是开凿引水口(即宝瓶口) 和疏浚岷江与成都间的水路；汉晋时期的主要工程演变为导流堤和宝瓶口；到唐代，渠首工程逐渐趋于完善，形成包括分水堰、导流堤、宝瓶口于一体的较为完善的工程体系，实现了对区域水量的总体控制。再如，郑国渠修建初期工程结构也比较简单，主要工程包括引水口、渠道和简单的渠系工程；汉代，郑国渠衍生了六辅渠和白渠两条支渠；到唐代，郑白渠渠系经过多次续建，工程设施逐步完善，灌区成为长安京畿地区的粮食生产和加工基地。再如，杭州西湖在唐代宗时是以城内六井的供水为主的；到了唐穆宗时，白居易全面增修，其城市供水和农田水利并重；北宋时，又形成供水、灌溉、航运、造酒及风景观赏等多种目的的综合利用；之后，由于自然条件的演变，供水作用逐渐减弱，在不断的整修扩建中，风景建设日益加强，逐步由唐代的自然景观，转化为举世闻名的风景游览胜地。这类演变，为今天合理利用城市水源和古代水利工程遗存来建设现代化城市，提供了良好先例。

第六，统一的中央集中管理是国家水网建设和持续运行的有力保障，特别是全国性水网建设和重要经济区的水网建设，多由中央政府集中组织开展。

全国性的大规模的水网建设，如隋唐大运河和京杭大运河的开凿，只有在中央政府统一领导、统一规划、统一组织和主持下，才可能集中全国力量，完成相当规模的工程建设。我国古代经历了三次大一统与和平时期，即秦汉、隋唐、元明清，这三个时期也是历史水网建设发展的三个重要时期。秦汉时期关中平原水网、成都平原水网，以及灵渠的建设与发展；隋代全国性运河网的贯通，以及隋唐时期长安、洛阳城市水利建设；及至元明清时期，沟通全国五大水系的京杭运河的全线贯通，以及北京城的水利建设，无不是得益于统一的中央政府。反过来，历代中央政府负责建设和管理的这些水网工程，也是发展和维护历代重要经济区的主要手段措施。以致早在20 世纪30 年代，著名经济史学者冀朝鼎就提出“基本经济区” 的概念，指出在古代中国，存在一些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非常优越的地区，历代统治者只要控制了这些地区，就有可能征服与统一全中国。在这些地区中，治水活动不仅是发展和维护基本经济区的一种主要手段，而且也是政治斗争的一种经济武器。

▲ 唐代长安及城周水系示意图

此外，重要经济区的水网，多实行政府主导、民间参与的管理体制。这种官民结合的管理制度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文化土壤中产生，由士大夫担任的地方官员具有兴修水利、造福百姓的职责意识和文化传统。在王朝更迭的历史长河中，只要基层社会组织结构未发生巨变，这一管理模式就会延续有效，从而保证了工程的持续运行。

总之，与现代水利工程建设追求工程规模大型化、结构型式标准化、建筑材料单一化、管理模式简单化等特点相比，中国古代水网工程呈现出农业文明发展水平下的、具有鲜明东方文化烙印的治水智慧与科技特征，具体表现在适宜自然条件的工程规划设计、顺应区域环境友好的工程结构型式、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工程演变和发展，以及官民协同有效的管理体系等，共同维护了历史水网的长久持续发挥作用。

历史水网是中华文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水网的发展与中华民族历史的发展进程相依相存，呈现出水进则人进，人进则产业进、经济进、国家进，进而文明进的链条逻辑关系。历代运河的开通，促进了一批运河沿岸城市的兴起与繁荣，特别是一些水路交汇点先后兴起了一批工商业城镇，如唐宋时期的汴州(今开封)、楚州(今淮安)、扬州、润州、常州、苏州、杭州等，都是当时著名的运河城市。水网发展也是文明进展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和前提，同时也是区域内诸多古城、古镇、古村落的防洪排涝、灌溉、水运等功能效益的安全保障。延续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水网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工程的经典范例。在当前大力倡导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构建国家水网、弘扬传承优秀文化传统的形势下，充分挖掘历史水网建设中的有益经验，加强国家水网的西部战略通道，对于解决西部地区地多与水少、人少、经济不发达的矛盾，推进区域生态文明建设，也有着重要的文化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