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法融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时工程价款结算的27条规则操作

陕西泾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武某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2019）最高法民终1549号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泾渭公司认为合同无效，武某不应当获得工程利润。本案中，泾渭公司将案涉工程转包给没有资质的个人武某，泾渭公司对《项目施工委托书》的无效存在过错。一审中已经按照《项目施工委托书》的约定扣除了泾渭公司收取的管理费，如再扣除利润，该利润被泾渭公司获得，泾渭公司违法转包反而取得了实际施工人本应获得的利润，不仅违背《项目施工委托书》的约定，违背诚信，亦有失公平。因此泾渭公司主张扣减施工利润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马某英、甘肃省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总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

（2019）最高法民申5453号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马某英与润森公司并未签订书面合同约定工程价款的支付范围，亦未提交证据证明规费、企业管理费实际产生，原审判决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财政部关于印发《建筑安装工程费用组成》的通知，认定规费、企业管理费缴纳义务人是企业而非自然人，马某英没有施工资质和取费资格，不应支付规费和企业管理费给马某英并无不当。

其他案例：

潘某进、中铁十二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2021）最高法民终412号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华昆咨询价鉴（2019）2号鉴定意见书载明，间接费868820元包括了企业管理费、规费和利润。因企业管理费与实际施工人的资质无关，且潘某进在建设施工过程中进行了具体的工程管理，故管理费不应从潘某进应得工程价款中扣除。而规费作为政府和有关权力部门规定必须缴纳的费用，包括为职工缴纳的五险一金以及按规定缴纳的施工现场工程排污费等费用，因案涉工程由潘传进组织的工人施工，所涉及的五险一金等应由潘某进承担，故规费不应从潘传进应得工程价款中扣除。

信阳市翔如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新世纪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

（2021）最高法民申1606号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李某生等人作为个人虽不具备开设社保账户、缴纳社会保障费的资格，但其享受相关社会保障的应有权利不因前述约定而被实质剥夺。所以，原审法院按照权利义务对等原则，基于李某生等人自行承担相关责任约定，将相应的社会保障费列入欠付工程款范围，并无明显失当。

株洲银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金某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

（2020）最高法民申3929号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关于银泰公司的连带责任是否包含工程款的利息。工程款利息系法定孳息，原判决依据《建设工程司法解释（一）》第二十六条规定认定银泰公司应支付案涉欠付工程款利息，并不缺乏法律依据。

蔡某永、农某军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

（2020）最高法民申4170号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至于10万元保险费，蔡某永作为劳务承包人与民工之间成立雇佣关系，蔡某永有义务承担该笔保险费用。

陕西宝陵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陕西聚泉节能建筑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

（2020）最高法民申2649号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宝陵公司与聚泉公司在《补充协议》中取消了备案合同第27条关于合同价款调整（包括人工费调差）的内容，原审判决参照该协议的约定认定双方当事人对人工费不予调整已达成合意，不予计取人工费调差，并无不当。

青海新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万利建设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2020）最高法民终1142号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经查，案涉合同中明确约定政策性调整、造价管理部门调整价格的属于工程价款调整范围。案涉合同虽无效,但该约定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参照适用,将案涉工程的人工费依据青海省的造价调整规定予以调整，并无不当。

大有环境有限公司、赵某杰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

（2020）最高法民申2721号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协议书》因大有公司与赵某杰之间借用资质而无效，其中第一条第五项约定的赵某杰应按工程造价的总额为计算基数向大有公司交纳工程款的2.5%的款项，该款项亦因借用资质而产生，也属无效。故，本案二审判决就该款项的处理并无不妥。

四川华夏军安建设有限公司、李某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

（2020）最高法民申6123号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关于华夏军安公司请求东源公司支付管理费等问题，由于《工程承包合作协议书》属无效合同，合同中关于4%的管理费及分摊公共费用的约定，对双方不产生约束力，华夏军安公司请求东源公司按合同约定支付管理费，没有法律依据。（该案中华夏军安公司和东源公司之间系转包关系。）

中铁隧道集团二处有限公司、上海瑞翃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

（2020）最高法民申6096号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案涉《工程施工承包合同》无效，原审判决未支持项目管理费、安全奖罚，并无不当。（该案中中铁隧道集团二处有限公司和上海瑞翃建设管理有限公司系违法分包关系。）

青海盛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八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2020）最高法民终898号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关于管理费、项目费、材料发票税金。八冶公司、八冶西宁分公司上诉认为欠付工程款中应扣除管理费、项目费及材料发票税金。八冶公司、八冶西宁分公司为专业建筑施工企业，其将案涉工程转包给无相应建筑施工资质的个人，存在明显过错，八冶西宁分公司与李某初签订的《协议》为无效合同，其也不能举证证明实际参与了工程建设的相关管理，且未提交证据证明材料发票与本案的关联性,其该项上诉请求缺乏依据，不予支持。

陕西煜塬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西北建设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

（2020）最高法民申2954号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劳务分包协议》约定，西北公司按照每次收到建设单位支付工程款的95%向煜塬公司支付劳务费。该条内容属于双方关于工程价款的约定内容之一，如前所述，可以参照适用。原审中，煜塬公司认可西北公司在施工过程中有代付工人工资、支付塔吊费、打桩费，参与工程结算等行为，证明西北公司参与了工程管理。原审判决参照双方合同约定，扣除5%管理费，按照世纪城投资公司支付给西北公司工程款的95%计算西北公司应付煜塬公司工程款，并无不当，且不存在超出诉讼请求的情形。

（该案件中煜塬公司和西部公司系转包关系。）

重庆市基础工程有限公司、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2020）最高法民终860号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关于基础公司主张的管理费返还问题。根据兵建公司与基础公司签订的《分包合同》的约定，基础公司需按照工程价款的一定比例向兵建公司支付管理费，其中小高层支付比例为2%，多层为3%。虽然《分包合同》无效，但兵建公司在基础公司施工过程中配合其与发包方、材料供应商、劳务单位等各方进行资金、施工资料的调配和结算，并安排工作人员参与案涉工程现场管理，其要求基础公司参照原约定支付管理费，一审判决予以支持，并无不当。（该案中兵建公司和基础公司系违法分包关系）。

浙江省东阳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鹰潭万和房地产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

（2020）最高法民申6228号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关于管理费。一、二审判决已按照工程总造价3.5%计算了东阳公司管理费。东阳公司与何某、刘某之间系挂靠施工关系，何某、刘某并不具有相应的建设工程施工资质，双方之间签订的《工程项目责任承包合同》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故东阳公司依据该无效合同主张剩余管理费等费用，其诉请显然不能得到支持。

广东高业集团有限公司、汕头公路桥梁工程总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再审民事判决书

（2019）最高法民再396号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关于管理费的问题。高业公司主张其不应当承担管理费。根据各方的陈述及认可，汕头路桥公司收取了实际施工人的管理费5800000元，虽然双方的转包合同无效，但因汕头路桥公司在将工程转包给高业公司后，的确对施工及财务进行管理，原审酌情认定高业公司按完成实体工程量占总工程量35%的比例承担管理费2030000元，并无不当，汕头路桥公司多收取的管理费应在高业公司应承担的费用中予以扣除。

葛某华、海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2020）最高法民终1165号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关于葛某华应否向海天公司支付按工程总造价5.1%计算的利润问题。葛某华与海天公司签订的《经营责任书》因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合同中有关利润的约定亦无效。海天公司依据无效合同主张葛某华应向其支付利润不符合法律规定，原审判决认定葛某华应按《经营责任书》的约定向海天公司支付利润不当，本院予以纠正。鉴于案涉工程施工过程中，海天公司金华分公司向葛某华支付了工程进度款并代扣代缴了工程税金，工程竣工后，亦办理了工程资料的交接等，本院酌定葛某华向海天公司支付300万元实际劳务成本。

（该案中海天公司和葛向华之间系违法分包关系。）

浙江宏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陕西广厦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2020）最高法民终849号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承包协议系无效合同，其中关于工程总价下浮5%的约定亦归于无效。一审判决根据公平原则及案涉工程的实际情况，对工程总价未予下浮，处理亦无不当。

其他案例：青岛温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青岛昊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

（2021）最高法民申1940号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关于已完工工程价值的确定，温泉公司与昊通公司作为平等的商事主体，按照《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的方法进行计算，符合双方当事人订立合同时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双方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约定的让利条款属于结算条款，鉴定机构按照《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的结算方式认定工程造价并无不当，故对该申请再审理由不予支持。

杨某尧、江苏通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

（2020）最高法民申4837号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案涉小高层工程总价应否下浮4%的问题。案涉协议中有关如工程质量小高层达不到“姑苏杯”优质工程，通力公司、杨某尧愿处小高层总价下浮4%处罚的约定，原审法院将其理解为案涉工程在合格标准之上额外投入的优质工程费用，本质上属于工程结算条款的组成部分亦未超出当事人的缔约预期。如依杨某尧所述应排除该条款的适用，则意味着案涉工程已达到优质工程标准，杨某尧即可据此以合格工程获得优质工程对价，与本案事实不符，亦有失公允。同时，根据《苏州市“姑苏杯”优质工程奖评审办法》的规定，苏州市“姑苏杯”优质奖每年评审一次，申报的工程应为评审年度的上一年度12月31日前竣工且验收合格的工程，申报材料中必须包括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签发的“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材料。但案涉工程竣工验收时间为2014年1月20日，并不具备申报2013年度苏州市“姑苏杯”优质工程奖的条件，而杨某尧于2014年6月提起本案诉讼也未向通力公司或豪世公司交付相应材料并提出申报主张，原审法院据此认定杨某尧提出的案涉工程未能评上苏州市“姑苏杯”优质工程与其无关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符合案涉实际。杨某尧关于案涉小高层总价不应下浮4%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本案中，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

长沙市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湖南省株洲市醴陵市人民政府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2019）最高法民终1459号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因案涉合同属无效合同，而当事人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优质工程奖励款的约定不属有关解决争议方法的条款，故亦属无效；因此，一审法院没有支持长沙市政公司关于新城公司、醴陵市政府支付逾期违约金、优质工程奖励款的请求，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

其他案例：中国华西企业有限公司、赣州铭欣实业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2020）最高法民终8号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关于奖励费用。《协议书》第九条第2项约定：“如果单位工程获得市优工程，发包人按获得市优工程的单位工程价款奖励承包人综合费率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建设工程分类标准》（GB/T50841-2013）中的相关定义，“单位工程”一般是指具备独立施工条件并能形成独立使用功能的建筑物及构筑物。且赣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赣州铭欣实业有限公司咨询函的回复》中亦载明，该市目前有“赣州市建筑结构示范工程”（2016年以前为“赣州市建筑结构优良工程”）和“赣州市优质建设工程”两个工程质量奖项的评选。《协议书》仅表述为单位工程获得市优工程，并未就“市优工程”作出明确具体的奖项所指，华西公司施工建设的5#、6#楼获赣州市优良结构工程奖，与合同约定的奖励条件并不相悖，亦实现了约定奖励费用以鼓励承包人提升建设质量的初衷。因此，一审法院按照5#、6#楼工程款的比例计算奖励费66917元，有相应事实依据亦符合建筑工程行业内对单位工程的通常理解，本院予以维持。（本案中，《协议书》无效。）

江苏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大庆嘉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2020）最高法民终398号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江苏建设公司与嘉丽开发公司已约定“如江苏建设公司报送造价金额超过审减额5%的部分由江苏建设公司承担该部分审计费”。本案中，江苏建设公司工程报审金额162875655.42元，审核后金额132716459.65元，核减金额30159195.77元，审减率达18.52%，远超162875655.42元5%的8143782.77元，二者差额22015413元。《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约定“效益咨询费按核减额3%收取”，嘉丽开发公司就江苏建设公司超过审减率5%部分额外支出审计费660462元（计算公式为：22015413元×3%＝660462元）。因此，在双方当事人已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应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不宜在无确定依据的情况下自由裁量。一审法院未按照合同约定确定审计费负担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纠正。超出审减额的部分审计费660462元应全额予以计入已付工程款。

四川省第四建筑有限公司（原四川省第四建筑工程公司）、汇丰祥商业控股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2020）最高法民终1145号

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第7.4条“甲方增加或减少工程范围的权利”中约定：“甲方有权增加或减少本地块工程总包范围内的相关工程项目，相关工程指令乙方必须执行”，故汇丰祥公司有减少工程范围的权利，四建公司主张汇丰祥公司擅自变更合同施工范围，致使双方合同金额从2.3亿元降低至1.6亿元左右，造成其预期收益损失约2601300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故不予支持。

四川省第四建筑有限公司（原四川省第四建筑工程公司）、汇丰祥商业控股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2020）最高法民终1145号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关于取费标准的问题。四建公司上诉称，案涉工程应按照一级企业一类工程进行取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就同一建设工程订立的数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均无效，但建设工程质量合格，一方当事人请求参照实际履行的合同结算建设工程价款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案涉两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以及《备忘录》，因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无效，当事人均同意按照或参照2013年4月30日所签合同结算工程款，该合同约定按照二类工程二类企业类别进行取费，故四建公司该项主张依据不足，不能成立。

广元市川越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中国水利水电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2020）最高法民终912号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因川越公司的原因长江设计公司将收尾工程交由地方政府继续施工，不属于《通用合同条款》和《专用合同条款》规定计取管理费和利润的情形，一审对该项不予计价，并无不当。（本案中，水利水电八局与川越公司之间系转包关系，长江设计公司系发包人。）

曾某刚、江西大筑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

（2020）最高法民申3989号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关于原审判决扣除虚高工程造价差额部分10%罚金1005232.3元是否正确的问题。案涉《施工合同》中关于施工人报送的竣工结算价经最终核减超过5%时超出部分的10%应作为罚金从结算总价中扣除的约定，属于合同结算条款，原审判决根据双方履行合同情况，将上述款项作为罚金予以扣除，不违反法律规定。（本案中，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

四川省第四建筑有限公司（原四川省第四建筑工程公司）、汇丰祥商业控股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2020）最高法民终1145号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关于停、窝工损失以及由此产生的贷款利息、同期银行透支利息等损失。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虽属无效，但合同第5.6.1条款约定：“因以下原因在施工关键线路（按乙方提交，并经甲方、监理确认的施工网络图中关键线路）造成工期延误，经甲方确认，工期相应顺延；但甲方不再承担包括乙方窝工停工费等在内的任何费用（已经由乙方在增加的措施费中包干考虑）：（b）甲方引起的工程延期开工、停建、缓建、暂停施工”。本案中，四建公司于2014年4月8日及2014年5月6日向汇丰祥公司发出2份《工作联系单》，载明案涉工程因汇丰祥公司原因造成停、窝工，汇丰祥公司以及监理工程师在该《工作联系单》以及所附《进场人员窝工费用、机械周转料具租赁费用清单》上签字或盖章，后汇丰祥公司对四建公司报送的《工程延期报审表》经过审核，同意延长工期77天，双方未对停、窝工损失问题达成新的处理意见，依照前述约定，因汇丰祥公司原因造成的工期延误，汇丰祥公司给予顺延工期，但不再承担四建公司的停、窝工损失，故四建公司主张汇丰祥公司承担停、窝工损失以及由此产生的贷款利息、同期银行透支利息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

四川省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云南万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2019）最高法民终1134号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案涉合同通用条款第39条和专用条款第39条约定，因地震等不可抗力事件导致承包人机械设备损坏及停工损失的，由承包人承担。就本案而言，2014年8月3日，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发生6.5级地震，行政主管部门发出停工通知。8月8日，行政主管部门口头通知四川一建可以恢复施工；8月15日，行政主管部门电话通知四川一建可以恢复施工；8月22日，行政主管部门召开会议要求四川一建尽快恢复施工。之后，四川一建于2014年9月2日恢复施工。前述事实表明第一次停工原因系不可抗力，依照前述约定承包人机械设备损坏及停工损失由承包人承担。虽然案涉合同无效，但毕竟为当事人所实际履行，在处理纠纷时应予充分考量，故一审以此为依据进行认定，符合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并无不当。

广 元市川越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中国水利水电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2020）最高法民终912号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根据招标文件《技术规范》的规定，川越公司负有道路保通义务，临时道路的维护、保通不另行计量，监理及业主批复对该项不予计价，川越公司主张另行计量缺乏事实依据，不能成立。（本案中，水利水电八局与川越公司之间系转包关系，长江设计公司系发包人。）

六枝特区金海大酒店有限公司、戴某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2020）最高法民终429号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金海大酒店委托戴某忠采购酒店所需杂件，由此产生的杂件采购款系直接支付给杂件供货人，对于杂件的采购款其不享有任何利润。考虑戴某忠采购杂件需支出除采购款外必要的采购成本，且对所采购的杂件负有保管的义务和承担毁损灭失的风险，故合同约定的采保费和管理费应当予以认定。因此，金海大酒店代为支付的杂件采购款20万元对应的采保费和管理费56000元应当支付给戴某忠。（本案中，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

六枝特区金海大酒店有限公司、戴某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2020）最高法民终429号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施工合同》《补充协议1》约定，乙方进场后5天内开始计算乙方总投入金额3000万元，甲方每月按乙方投入3000万金额的2%作为给乙方的投入报酬费用。《补充合同2》虽无关于垫资的约定，但根据金海大酒店截至诉前仍欠工程款25769407.06元的事实，可以证实戴某忠在整个工程施工周期内均系垫资施工。鉴于戴某忠确因垫资施工产生了利息损失，一审法院未采用双方约定的计息标准，而是以应付工程款30147147.06元作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妥当平衡了双方的利益，本院予以维持。

中国华冶科工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

（2020）最高法民申482号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关于超运距、材料调价、人工调价的问题。涉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专用条款“六、合同价款与支付”约定：“本合同价款采用固定单价合同方式确定。固定单价（综合单价）包含的风险范围：工程的不可预见性及市场因素（投标人已经按招标文件要求，在投标报价中考虑了相应的风险费用）。风险费用的计算方法：投标人投标报价中的单价为固定单价，结算时在合同约定范围内不再调整。风险范围以外的综合单价调整方法：本工程的洽商变更及经发包人提出并确认的设计变更，作相应增减账调整。”超运距、材料调价、人工调价的产生均系工程的不可预见性及市场因素导致，华冶公司亦未举证证明超运距、材料调价、人工调价经过洽商变更或设计变更，依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该部分不属于增减账调整的范围。二审判决对华冶公司的该部分请求未予支持，并无不当。（本案案涉工程层层转包，由自然人作为实际施工人完成案涉工程的施工）

四川省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云南万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2019）最高法民终1134号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依照双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专用条款第9.1条的约定：“承包人应遵守昭通市、昭阳区政府及相关部门的管理规定、办理相关手续并承担费用。”以及双方补充协议第5.2.3条“承包人配合发包人办理施工许可证以及与施工有关的一切证件和手续，费用由承包人根据政策规定承担费用”约定，该费用应由四川一建承担，虽然案涉合同无效，但毕竟为当事人所实际履行，四川一建上诉主张万都公司承担办理文明施工许可证费用和建筑垃圾处置费的主张，与双方约定不符，若支持四川一建的该主张，则实际上相当于四川一建获得了比合同约定要多的工程款，故一审以此为依据进行认定，符合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及参照合同约定结算工程价款的基本原则，并无不当。

发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吴某进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

（2021）最高法民申3670号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第三人，在查明发包人欠付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建设工程价款的数额后，判决发包人在欠付建设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本案中，发达公司虽非案涉工程的发包人，但其作为转包人，对张某尚未支付完毕全部的工程款，原审判令其承担连带责任，并未实际损害其利益。至于其与张某之间工程款支付及相关债务关系，如其能补充提供证据，亦可通过另诉解决。

北京城乡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郑州东业冠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民事二审民事判决书

（2021）最高法民终417号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冠达公司与城乡一建公司之间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冠达公司作为案涉工程的发包人不及时支付工程款，是导致城乡一建公司赔偿福盛天公司钢材款损失、赔偿何某力利息等损失的原因之一。一审判决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酌定冠达公司承担赔偿福盛天公司、何某力损失的60%责任，并无不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