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街区创意更新共生效应评估研究——以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为例

1　研究背景

苏州古城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吸引了游客观光、产业入驻、政府管控和资本投入等“外力”，形成了“保护式”“地产式”“创意式”等古城更新模式，并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更新效应 。其中，创意阶层对历史文化资源的兴趣和依赖性“撬动”了古城创意更 新，不断集聚的创意资源通过渐进式重组，影响了所在区域的文化、权力和空间格局，培育出新的文化氛围及权力关系，盘活了存量空间。

平江历史文化街区(以下简称“平江街区”)是苏州7个历史文化街区之一，是苏州迄今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历史街区，历史遗存和人文景观要素齐全，被称为“苏州古城的缩影”。平江街区于2002—2004年实施了集中性的风貌保护与环境整治工程；2023年7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来此考察，并给予高度评价。随着创意资源引入路径的逐步畅通，平江街区在创意更新中积累了大量经验，探索了一条既独特又具有普适性的城市更新路径。

2　创意更新的缘起与特征

2.1　缘起：创意城市与城市更新

创意城市体现了一种推动城市复兴和重生的发展模式，它伴随着世界大城市的转型而提出，知识经济或创意经济是它产生的根源。我国创新驱动转型导向的城市更新趋势日益明显，并逐渐出现“创新与更新联动”的城市发展新范式。创意更新在本文中指的是存量空间通过局部拆除重建、改造提升和保护修缮等手段，使创意阶层长时间在此集聚，形成了综合设计、研发、制造、销售、传播和使用等要素的创意空间。各类创意空间可以相互混合，形成规模不同且相互联系的创意产业集群(Creative Clusters)、创新街区(Innovative Districts)或创意社区(Creative Communities)。

既有研究主要关注创意更新项目的分布选址、空间特征、实施路径等方面，本文主要对创意更新的共生效应进行研究，期望科学认知创意对城市系统所产生的外部影响，掌握不同效应背后的条件差异，根据科学规律提出更新优化策略。

2.2　特征：创意生态系统的共生性

创意更新同一切城市更新一样，基于城市系统多要素的共同驱动，推动城市系统的新陈代谢。由于各要素高强度的集聚和交互，创意更新的发展过程和效应具有创意生态系统(创新生态系统)的典型特征。

创意生态系统理论强调创新过程的网络协作及其开放性、系统性、差异性特征，对差异化的创新主体、服务机构、物质环境进行更为精准的制度安排。创意生态系统的主要特征体现为创新主体之间的共生关系、创新主体与外围环境的共生关系，以及系统成员合作关系的建立、放弃与再建立的动态交互过程。创意更新是在城市存量空间中培育创意生态系统的过程，并在内外两层有机嵌套的生态系统中产生多维度的共生效应，体现在两个方面：①创意更新主体在内部生态系统中通过长期合作形成独特的文化圈层(创意阶层、创意网络和文化参与)与创意空间。例如，“大学—产业—政府”“三螺旋”(Triple Helix)创新模式促进了创新型共生区域的形成。②创意更新提升外部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和价值，并调动外部系统为内部系统提供支持，达成供需匹配。例如，提升周边住区环境，促进产业与存量空间融合共生，增加原住民和商家收入并倒逼政府出台支持政策。

2.3　相关研究现状

总体而言，针对城市更新内部效应的评估研究较多，主要着眼于更新措施直接影响下的区域环境、生活品质提升等，而涉及可达性和吸引力、房屋供给、社会经济复兴、机构合作、政策/规划整合等多个关键内容的外部效应评估研究较少。近期，国内城市更新效应的相关研究侧重通过数学模型定量评价城市更新经济、生态和社会等效应的正负向影响，但研究对象、尺度和方向与本文差异较大。与本文研究对象和尺度相近的研究主要有产业创新类城市更新对创新主体的培育水平研究、社区建成环境评估、历史城区的保护规划评估与更新活力评价。

3　苏州古城创意生态系统的特征与范围

3.1　基本特征

苏州古城创意更新项目按空间特征主要分为散点、街巷、园区、街坊等类型，构成了“点—线—面”完整的形态梯度。从1986年版苏州城市总体规划开始，苏州古城被划分为54个街坊进行保护研究和详细规划编制，同时由于古城特殊的空间肌理和“更新单元”管理模式，造就了大量街坊型的创意更新项目。

与具有明确物理边界的园区型项目不同，街坊型项目的生态系统边界模糊且处在动态变化的状态。街坊内文化资源丰富，不同人群和功能高度聚集，文化参与度高，人员流动频繁；房屋权属复杂，规模各异的项目产生出多样的更新主体和创意网络权力关系；各类创意空间在街坊内的开放度和分布密度各异，并与各种设施、用地相互重叠嵌套。

3.2　研究范围

平江街区总用地面积为116 hm ² ，约占苏州古城总面积的8.17％。《苏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分类目录(2015)》将文化创意产业按照重要性分为核心层和外围层两大部分。本文依据核心层的产业目录(传媒业、文化艺术服务业、文化信息传输服务业、设计服务业、文化旅游业、数字内容与动漫游戏业、文化会展业、教育培训业)，通过实地入户调研，认定研究对象为位于平江街区的创意空间(正在运营且连续运营至少半年)，进而划定内部创意生态系统的范围，再通过问卷、访谈建立创意空间与各类设施、用地、人群之间的关联，并根据内部创意生态系统之外1 min(60 m)步行距离划定外部创意生态系统的范围。

4　历史文化街区创意更新共生效应评估框架构建

4.1　创意生态系统共生效应三元耦合关系

2017年，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European Commission' s Joint Research Centre)设计开发了一个标准化、开放式的“文化和创意城市监测平台” ^① ，通过建立“文化活力”(Cultural Vibrancy)、“创意经济”(Creative Economy)和“有利环境”(Enabling Environment)3个一级指标，以及相关的9个二级指标和29个三级指标，监测和评估30个欧洲国家190个城市的文化和创意表现。该监测平台的一级指标反映了创意城市的文化、经济、环境是关键性推动要素，创意型城市更新的产生和发展受文化、权力、空间要素的三元耦合驱动。

据此，由创意更新产生的创意生态系统的共生效应可以进一步梳理为3个维度：①文化共生，由不同文化群体围绕创意场域的日常交互和认同而构建，体现为共时性的“文化活力提升”和历时性的“文化价值传承”；②权力共生，不同利益主体通过创意更新建立共赢关系，体现为通过自下而上或自上而下的方式构建长期稳定的“创意更新驱动”和“创意资源合作”机制；③空间共生，创意更新后新旧空间的有机融合和不同类型空间的高效串联，体现为创意空间与街坊风貌、用地等的融合度提升和环境品质提升。文化、权力、空间三者并非孤立驱动，而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见图1。

4.2　历史文化街区创意更新共生效应评估的关联指标

根据创意更新共生效应的三元耦合关系，结合街坊型创意更新特殊的物质和历史人文环境，分解出活力度、传承度、促进度、联系度、融合度、提升度6个二级指标，以及9个三级指标，它们构成了创意更新共生效应的主要特征。

文化共生涵盖了活力度和传承度两个方面，分别表示创意更新直接引发的街区活力变化和街区文化资源再生状况。活力度进一步以创意空间分布密度和业态引流能力来表征，传承度进一步以历史建筑创意更新率和业态—文化关联度来表征。

权力共生涵盖了促进度和联系度两个方面，前者以更新动力持续性表示各方权力主体推动创意更新的难度、意愿和满意度，后者以创意网络深度表示内外创意生态系统的资源流动性。

空间共生涵盖了融合度和提升度两个方面，前者以风貌契合度和创意邻近度表示各创意更新单体或群组与所处物质环境的共生程度，后者以微环境品质的改善度表示创意更新对街道等公共空间和建筑内部空间的正向影响程度。见表1。

通过分析归纳各评估指标的共生效应差异，进一步梳理出由低到高3个效应层级。见图2。

4.3　数据来源

评估所需的基础数据来源于实地调研、问卷调查和开源数据，以及相关法定规划文本等。实地调研获取了创意街区物质空间和人群活动信息；问卷调查提供了街区内相关创意企业(人员)所在创意网络的结构、经营情况、满意度等信息；开源数据主要是高德地图POI、大众点评等数据；法定规划文本提供了街区空间管控要素和历史文化资源等信息，根据研究需要再对这些信息进行相应的数据量化处理。

5　平江街区创意更新共生效应评估实践

5.1　文化共生效应评估

5.1.1　活力度——“三片集聚，产消不均”

通过实地走访调研，共获得174处有效创意空间点位，约占街区POI总量的10.3％。2005年，平江街区仅有位于中张家巷的评弹博物馆、戏曲博物馆和大柳枝巷的丝绸技工学校3处创意空间。近20年来，创意空间增长较为迅速，它们主要沿中轴平江路和东西向6条主要巷弄分布，在两端和中间形成3片创意集聚区。174个创意空间构成了街区内部创意生态系统，据此向外延伸1 min步行可达范围，划定外部创意生态系统，几乎可以覆盖到所有的传统民居。见图3。

街区创意空间以消费、展示性业态居多，生产性业态则较稀缺。苏州是全国热门旅游城市，根据百度热力图分析工作日主要时间点的街区人流情况可知，游客在街区流动人员中的占比较大，他们主要聚集在沿平江路密集分布的消费空间。街区两侧巷弄的游客稀疏(大儒巷除外)，人流量较小，通过访谈得知，巷弄中相对大型的博物馆等创意传播展示场所平均每馆每日仅有约两百人次到访。

5.1.2　传承度——“以点带面，点未成线”

平江街区的文物保护单位共有19处，控制保护单位共有45处，文物登录点共有67处。其中，3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6处控制保护单位及19处文物登录点已进行创意更新，相应类型历史建筑的更新率分别为100％、50％、14.3％、13.3％、28.4％，总体形成“以点带面，点未成线”的文化传承格局，基本与街区的文化遗存展示利用规划相契合。

文化艺术服务和文化旅游业的创意空间约占创意空间总数的76％，传统戏剧、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业态的比重很高，文化关联度较强。近年来，平江街区的文创活动持续增加，促进了文化传承和创意资源的持续引入。以2021苏州国际设计周“老巷·行：B面平江计划”为例，其点位分布与创意空间集聚状态高度相关，大量创意空间成为文化事件的载体或背景，共生效应显著。见图4。

5.1.3　小　结

经过评估，得出“文化—空间”共生关联性：街区活力度或人流量与空间可达性成正相关，人流量大的空间(如主路)经营成本高，往往被有客源需求的消费性功能占据，展示、生产性创意空间多分布于街区支弄。在传承度方面，建筑保护等级和历史文化价值越高，其地籍内更新的空间范围越大、更新程度越高，反之仅在建筑局部空间发生有限的创意更新。

5.2　权力共生效应评估

平江街区的创意空间主要由控制保护单位的古建老宅(挂牌历史建筑)、非控制保护单位的传统民居，以及新中国成立后新建的各类建筑更新而来。街区的创意更新有4个驱动主体：政府、属地平台公司(国企)、社会资本、作为物业权利人的居民/企业。不同类型的主体相互联系且更新模式相对独立、各具特征，更新后呈现不同的创意网络格局。

5.2.1　促进度——“上慢下小，持续推进”

古建老宅的创意更新主要由政府或属地平台公司自上而下地推动。早在2011年，苏州市区两级国资公司、公房管理部门就启动了“古建老宅保护修缮工程”。但总体而言，平江街区古建老宅的更新率及创意空间转化率不高，且大型社会资本介入度低。虽然通过自上而下保护修缮的一部分古建老宅的空间品质上乘、规模较大，但是招商运营较为滞后，很多载体在施工完成后仍未找到合适的产业匹配入驻。例如，相关部门在2001—2005年就对卫道观前潘宅(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了多次修缮，但直到2021年才与苏州城建博物馆(1997年成立)项目匹配。

传统民居及其他建筑的创意更新具有显著的自下而上特征，中小型社会资本是此类创意更新的“主力军”。经调研，有超过半数的创意空间是由市场主体通过向政府平台或物业权利人租赁，然后改造运营的；还有约20％的空间产权归经营者所有，自主进行更新。在规模上，中小型社会资本倾向于小规模开发运营，面积最小的仅十几平方米，大的则百余平方米，多为1～2层临街小商铺形式。大多数经营者认为“历史文化底蕴丰厚”“交通便利”“网红效应”等因素促使其入驻平江街区；而对于拥有房屋产权和“不差钱”的经营者来说，在此开业则是顺理成章或是个人喜好驱动，受外部促进因素的影响较小。此类创意更新虽然数量较多，但是规模小，业态缺乏引导。

大型社会资本倾向于在较大地块进行整体开发，如平江街区东南部的原振亚丝织厂和原苏州第三监狱共约13 hm ² 的土地由仁恒置地集团统一开发，分别被拆除重建为耦前别墅和仁恒仓街商业综合体，前者采用封闭式管理，后者尚未营业，后续研究还将持续关注其更新效应。

上述创意空间“自上而下更新慢、自下而上规模小”的现状反映了古城存量资源无法大规模活化利用的普遍难题 ^② ，各类“堵点”也直接促进了对相关权力组织和资源引入模式的探索与完善 ^③ ，更新动力逐渐增强。就平江街区而言，《姑苏区城市更新试点工作实施方案》(2021年)选取了街区12个产权或土地性质不清晰的文物保护单位、控制保护单位的建筑和传统民居作为试点，推进了该类存量资源更新利用全流程路径探索；《保护区、姑苏区存量建筑盘活利用工作要点(试行)》(2022年)的出台直接促成街区内钮家巷姑苏小院文旅项目的顺利审批。

通过问卷调查得知，小型社会资本对政策的敏感度不高，大多对街区的软环境较为满意，大型资本则对现有权力举措褒贬不一，有的还会提出相应的改进建议。

5.2.2　联系度——“散户孤立，南强北弱；局部建群，多方合作”

资源要素在创意生态系统内外部的联系越密切，共生效应越强，创意产业发展水平就越高。街区消费类业态比重较大，此类企业多关注创意生态系统外的资源引流，而与系统内部企业之间的联系较弱，基本处于各自为政、互不联系的“孤立”状态；生产比重较大或功能复合型的创意企业之间则存在较强的联系，它们有着讨论、接洽、社交等多样化诉求，需要功能互补，其创意空间基本位于街区南部(其中东升里13号 ^④ 与周边的联系度最高)，总体呈“散户孤立，南强北弱”的格局。

东升里13号的建筑为国有资产，由多家创意企业共同租赁并改造运营。项目联营和合作的建筑面积近5000 m ² ，主要包含“右见艺文空间”“巴黎会馆”“货郎记”等空间，数十家画廊、咖啡馆以及手工艺、设计工作室等创意空间在周边集聚。2021年，东升里文化发展(苏州)有限公司成立，项目合作更为密切。通过“东升里艺术节”“东升里嘉年华”等系列活动的举办，以及“东升里文创人才会客厅”的成立，东升里形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创意品牌与资源共享平台。

东升里13号的创意更新一方面离不开政府自上而下的扶持，另一方面得益于团队扎根式的自下而上更新。环境品质和空间价值的提升使项目获得了居民的普遍认可，项目更新实施得到了居民的积极配合，居民将东升里当做自家“会客厅”，自发进行改善并积极保持街巷公共环境卫生，进而提升了基层治理能力。同时，东升里13号与邻近项目联系紧密，形成了更大的创意生态系统，如与以文化科技、餐饮娱乐为主要业态的视界1956数字文化产业园在钮家巷—肖家巷—大儒巷区域自然形成了一个文旅线路联通、业态互补的创意社区。见图5。

5.2.3　小　结

经过评估，得出“权力—空间”共生关联性和“权力—文化”共生关联性。

“权力—空间”共生关联性：空间是权力运作的基础，更新主体的“强弱”对应不同特征的空间和运营模式，表现出不同的促进度，完备的政策“工具箱”和机制创新是提升促进度的决定因素。联系度与空间距离、产业类别、更新方式等因素有较大的相关性，创意企业之间的日常性联系多在5 min步行距离之内，业务上的联系往往不囿于街区边界，但基本在2 km范围之内。

“权力—文化”共生关联性：创意主体在同一区域内高频率的联系更容易形成多向的创意产业链、更加包容的创意文化氛围和更高的认同感，高度的文化认同也会促进权力共生合作。总体而言，越邻近、越混合、越“接地气”，创意企业之间、创意空间与群众之间的联系合作就越密切，文化认同感就越强，创意生态系统就越稳定、越有活力。

5.3　空间共生效应评估

5.3.1　融合度——“风貌和谐，多元混合”

根据历史文化街区内“原地、原面积、原高度、原式样”等严格的名城保护管控措施，创意更新多采用原地翻建、改造提升、保护修缮等3种模式，更新后的建筑风貌契合度高，空间肌理基本保持不变，且部分创意空间设计得精致巧妙，提升了街区风貌和空间品质。见表2。

大多数小型创意空间通过局部更新散落分布于居住用地内，创意人员的餐饮、如厕、休闲活动等需求必须依靠外部创意生态系统及更大范围的服务设施，总体形成商住混合的共生关系。根据调研情况，创意人员除了前往附近较常联系的创意空间进行日常活动，还经常(约22％的受访者)或偶尔(约58％的受访者)到访“头部”的公共空间、文化设施，如去街区内的平江路、东园、相门城墙，街区外的苏州博物馆、观前街、吴文化博物馆进行创意性的休闲活动。然而，街区内的创意空间与南部的苏州大学(天赐庄校区)虽邻近但联系不强，“三螺旋”效应不显著。

5.3.2　提升度——“新旧交融，环境提升”

创意更新对相邻环境(交往空间、绿化、景观小品等)有提升效应，创意空间界面的开放度与微环境提升度有着显著的正相关性。一般而言，创作型空间较封闭，“创作—共享”复合型空间较开放，“展示—消费”等共享型空间最开放，这些空间与街区公共空间的融合共生程度逐渐提高。在创意空间内部，历史建筑的更新大多在原结构和平面格局的基础上进行优化，各功能板块(办公、创作、展示等)多采用垂直分隔、水平分隔和混合集中的方式来提升空间内部环境品质和使用效率。见表3。

5.3.3　小　结

经过评估，得出空间与文化、权力的关联性：物质空间是创意资源的载体，也是创意更新的重要抓手。空间的更新模式、规模和品质等不仅与历史文化基因、使用者的文化理念、功能活力等文化要素密切相关，还与更新主体的“强弱”、政策制度等权力要素密切相关，权力主导空间、文化塑造空间。

6　创意更新共生效应综合评估与相关建议

6.1　以效应评估促城市体检

效应评价不仅是研究性课题，还是响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开展城市体检工作的重要实践手段。平江街区由20、21、22、28、29、30号街坊组成，由于22、30号街坊有仁恒置地集团在建项目，本文选取其余4个街坊进行初步的比较分析。根据共生效应3个层级的指标特征，对4个街坊进行初步评估、分类后，描绘各街坊共生效应的现阶段形态，为创意更新的发展提供阶段性参考，并为下一步的研究和更加全面的城市体检工作打下坚实基础。见图6。

20号街坊的文物保护单位、控制保护单位数量最多、占比最大，还有众多文物点，但是因为巷弄(曹胡徐巷、悬桥巷等)的舒适度、交通便捷性等不高，创意更新进展较慢，所以C1、S1较低。同时，一批古建老宅 ^⑤ 的更新临近完工，且服务设施多样，C2、S2和P1尚可，但因消费氛围不强，商家、居民之间关系融洽，故P2较高。

21号街坊的文物保护单位、控制保护单位数量仅次于20号街坊，新增文物点大多聚集于此，空间条件较好，创意空间较多，几个重要的文化会展空间均完成更新并开业，因此C1、C2较高；中张家巷等滨水开放空间的更新效果较好，S1、S2和P1尚可；中国昆曲博物馆等文化会展空间主要由物业公司运营管理，平江路东侧又多为消费型创意空间，彼此缺乏联系，故P2较低。

28号街坊的文物保护单位、控制保护单位数量不多，没有文物点，C2、P1尚可。整个街坊创意空间集聚分布，更新品质较好且联系紧密，形成了以东升里13号为中心的创意生态系统，目前已成为各大App上的网红打卡地，C1、P2、S1、S2均较高。

29号街坊以教育和R2类居住用地为主，创意空间数量较少，主要一处为苏州市平江实验学校 ^⑥ 。整个街坊的历史文化资源较少，其中一处文物保护单位位于苏州市平江实验学校内，用作校史馆，C1、C2、P1、S1尚可。校园采用封闭式管理，与外部创意资源互动较少，故P2、S2较低。

6.2　相关建议

平江街区的创意更新以南北向的平江路为发展主轴，逐渐沿东西街巷向街坊内部发展，创新生态系统逐渐走向成熟，并在文化、权力、空间层面产生了可观的共生效应。本文以现象研究为主，3个维度的共生现象相互关联又相互独立，且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与新“外力”和老“禀赋”均有关。自上而下的权力关系更倾向于匹配“高、大”的存量空间，自下而上的权力关系则倾向于匹配“低、小”空间，空间的具体表征与更微观的权力关系和文化理念密切相关；文化基因和认同在项目开业后逐渐成为街区创意氛围营造及空间良性发展的核心要素，也将深刻影响权力的空间决策，而“新权力通道”的打开又将打破空间和文化的平衡关系，因此创意更新需要有动态的发展视角和监测手段。

基于共生效应研究，针对未来街区创意更新的良性发展，对城市管理决策提出如下建议：①文化方面，通过业态引导增加生产性创意空间的比重，鼓励街区创意更新多样化发展；以街区保护规划为指导提升历史建筑的更新率，并建议“运营前置”；以文化事件为触媒，强化街区文化资源外溢、文化品牌塑造和外部资源引入。②权力方面，完善相关城市更新政策“工具箱”，解决在古城更新中普遍存在的“难点”“堵点”问题。鼓励、支持社会资本渐进式更新和长期深耕，促进基层自治，形成从“原子化”到“群组化”再到“网络化”的权力关系。③空间方面，继续以“保护式更新”为指导，在方案报批、审图等环节鼓励空间模式创新；提升界面开放度，促进微环境提升，并引导创意资源向街区更新单元集聚；梳理街区内外联动通道，优化步行和静态交通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