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征大码头盛衰历程考

宋建友 ，江苏省仪征市水利局原副局长，现为扬州大学中国大运河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仪征市地方文献资料研究会副会长。主要著作：仪征运河和漕运（广陵书社），一条大河通天下（大众文艺出版社）。主编《仪征市水利志》（方志出版社），《仪征水文化》（作家出版社）。

     

在仪征，大码头是地名。《辞海》：“码头，专供停靠船舶、上下旅客和装卸货物的水工建筑物。”可见码头依存于河流。仪征大码头同样是凭借大运河和长江交汇之利而形成，其盛衰与漕盐运的兴废密切相关。

大码头是人们对城南一带的称谓。说到城南，自然要先说南城墙和南城门。仪征古城主要经过三次大的建设。

最早是北宋乾德二年（964），迎銮镇升为建安军时筑军城，“周回凡五里三十步”，这时的南城门叫宁江门，在今天的鼓楼位置。清道光《重修仪征县志·建置志·城池》引康熙《仪真县志》（知县胡崇伦主修，史称“胡志”）：“今鼓楼圈，即宋宁江门。”

第二次是南宋嘉定年间（1209-1224）至宝庆三年（1227），此时建安军早已升为真州，前后历经十二年，修建完成了东西翼城，将原来城南的重要设施和繁华区包入翼城内，城区向南延伸到大约仓桥南、莲花池北一线。不过南面没有修建城墙，而是筑土垅，以潮河为天然屏障。

此前自乾道间起还有一次建设过程，明隆庆《仪真县志·艺文考》有《修城记》说：“乾道四年（1168）冬，十月辛亥，真州新城成。”因为这次建设主要有三项内容，一是固城墙，建楼橹；二是改城门，“旧为门六，杀其一”；三是凿城濠，所以主要是以修护为主。

第三次是明洪武初，“合两翼城增筑之”，修建了南城墙，城区 “凡九里十三步有奇”。根据在今海德花园内的考古发掘，南城墙是在盐塘（天池，亦即莲花池）北岸一线。

关于南宋增建翼城后的城南，有一种说法，认为出了南城就是大江或是江滩。那么当时的城外情势究竟是什么状况呢？清道光《重修仪征县志·建置志·城池》引奉议郎提举荆湖常平茶盐公事孙德舆《新筑两翼城记》：“闸河之南，沮洳之地，不任版筑。”因为重要设施和繁华区已经被包入翼城内，新的城南显得格外冷清，与原先的热土而言，被视为“沮洳之地”，即低湿的意思，应该说很好理解。但是，并不是说出了城就是江边滩涂。明隆庆《仪真县志·艺文考》载有真州学正薛洪《增筑两翼城记》：“役虽就，而去江尚远。”道光《重修仪征县志·建置志·城池》引南宋《枢密院札子》：“大江之上，潮河之南，有芦地，或为僧佃，或为民居。”又引司法参军刘宰《增筑两翼城记》：“改筑西城，而更增东城之长，使俱属于潮河。”可见改筑后的东西翼城都是与潮河相接，而不是直接长江，并且与长江保持了一定的缓冲地带和安全距离。

还有一种说法，说是南城没有城门。虽然事出有因，但是史实并非如此。南城确实没有建设城墙，而是如《枢密院札子》所说: “以濠土积于濠之里岸，大濠既成，土城亦就”。没有建城墙的原因，一是因为江岸地势平缓，为了防止江潮侵蚀，提高安全系数。二是避免过多的民房拆迁，既节省费用，又减少麻烦。道光《重修仪征县志·建置志·城池》引录事参军张端义《新筑两翼城记》：“城之南，面江，其势缓，且重迁民居，难议版筑。” 建成后的南城形势，张端义《记》说得十分清楚：“乃即潮河之南，创开重濠，垒土为垅，与东西两翼城形势相接，为城门、拖板桥各一。” 刘宰《记》亦说：“潮水之南，又培土城，缭以外河。”可知南城虽无墙却有垅。垅，以土垒成，类似于土堤，或者也可以称为土墙。因为简陋，有城门而可能没有规范的城楼，当然也不似西翼城有吊桥、拖板桥各一，东翼城有吊桥和木闸，而只是配套了一座拖板桥。所谓拖板桥，桥面是活动的， “船至则去，船过搭行。”

可以说，虽然直到明初才建成南城墙，但是南宋筑东西翼城后，我们今天所称城南的范围基本已经形成，并且随着长江岸线的变迁逐步南延。

因为宋金战争，南宋时漕运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设置于真州达一百多年的江淮发运司于绍兴二年（1132）正月废罢。但是，江河交汇的水运优势没有变，“两淮浙江诸路商贾辐辏去处”的地利犹在。不久，原来分置于楚州（今淮安）和庐州（今合肥）的淮南转运使司，治楚州者移治真州(今仪征)，治庐州者移治舒州(今安徽潜山)，真州成为淮东转运司驻所。淮东即淮南东路，范围主要包括扬、楚、海、泰、泗、滁、真、通八州，也就是今天的扬州、淮安、南通、盐城、滁州、泰州、连云港、宿迁等地区。当时的真州州官也多由漕官兼任，即方志所说“漕臣兼知”。宋金议和以淮水为界，一度停歇的漕运此后又恢复了真州至楚州的通航。湖广、四川等地区的粮食，大多运往沿江各军事重镇，供应军队的需要。淮河以北属金朝，真（州）楚（州）运河成为运送军粮至楚州的漕运航道。

长江航运更没有中断。史料记载，当时长  江  主  航  道  西   起  嘉  州   ，东   至   真   州  、京口，而 后 分 别 向 北 转 入 真 楚 运 河 ，向 南 转 入 浙 西 运 河。因此，真 州 港 口非常繁忙，停泊和进出的船舶很多，如诗人黄机有《霜天晓角·仪真江上夜泊》。虽然重要设施被圈入翼城，但是大江在城南，运河入江口在城南。由于遇警即可撤入翼城，“故异时疆场小警即鸟兽散”的情形不再，“民多去城以逐利”有了安全保障。刘宰《记》：东水门之上“冠以层楼，扁曰‘壮观’。凡南北之风帆浪舶，皆会于几席之下；东西之波光野色，皆浮于樽俎之间。”

因为西翼城形势有其特殊性，金兵多由西来，因此又在城西“凿河为限，因土为城，约五百丈。于河之左，北接翼城，南抵江，作护水曲台于江浒”。（道光《重修仪征县志·建置志·城池》）就是说，从西翼城墙直到长江，开挖河道以水隔绝开来，河长四百七十丈，形成一道防线。所以当时人们活动的范围主要是在新城南的东南一带。

翼城建城前，由于漕运的兴盛，“城内居民，比城外仅十分之一。自转运司以及富商大贾之家，交易繁会之处，皆在城南。”（李道传《申文》）而新的城南，即后来被称为大码头的城南发端于东西翼城建成后。仪征的历史证明，只要江河交汇和漕盐运优势在，城南沿江一带必然兴盛。只是南宋时真州屡经战火，不久元军南犯，真州又成战场，繁荣兴盛只能期待下一个安定时代的到来。

元代仪征，近百年没有修过一部方志，史料缺失，但是了解古代仪征，研究城南历史，元代不容忽缺。因为仪征在漕盐运中仍然占据重要地位，城南兴起可以想见。

元朝实现统一后，中断的运河又开始恢复昔日繁忙的景象，真州还是“南北商旅聚集去处”。吴澄《复庵记》：“望江中帆船，往来上下，梭织交错，络绎不绝。” 吴存《满江红·仪真次韵》：“到如今、贡赋甲东南，输天府。”

元时漕粮以海运为主，传统的内河运输退居次要地位。漕运的规模，至元、大德年间（1264～1307）为百余万石，后来增加到三百余万石，最高为天历二年（1329）三百五十余万石。无论河运还是海运，真州都是必经之地。内河运输，由江入淮仍然是通过真扬运河和瓜洲伊娄河溯流而上。海运也是在真州交装转运。《元史·食货志》记载，至少直到至大四年（1311），“湖广、江西之粮运至真州泊入海船”。

真州仍然是淮南盐集散地。明隆庆《仪真县志》记载：“批验盐引所，元大德间（1297-1307），置于本州。” 至大间（1308-1311），盐课达到九十五万七十五引，行盐江浙、江西、河南、湖广等地。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里说：“大城镇真州，从这里出口的盐，足够供应所有临近的省份。大汗从这种海盐所收入的税款，数额之巨，简直令人不可相信。” 史载，攻陷真州的当年即至元十三年（1276），两淮及两浙、福建、两广盐区已经被元控制，随即在南宋原有基础上设立了两淮、两浙等处的盐务管理机构。至元十四年（1277），又在扬州设两淮都转运盐使司。如此急迫恢复盐课盐运，任务急，时间紧，盐的集散地只能沿袭宋时，仍然以仪真城南一带为主。

元时城南重要渡（运）口黄泥滩已经形成。当时著名学者许谦曾应邀到金陵讲解理学，延祐元年(1314)患病后归家，深夜船过真州，有《过黄泥滩渡》诗，留下了重要的历史信息，足以证明当时的黄泥滩渡在漕、盐运和水运交通中已经颇负盛名，是真州的门户。黄泥滩在仪征城的西南，据此可知南宋时城西“凿河为限”的防线不复存在，城南向西的通道已经完全畅通。

明隆庆《仪真县志·艺文考》有元著名诗人贡奎《真州》诗：“一雨淮南霁，新晴喜暂登。江平流浩浩，山远路层层。大舶连樯发，高楼列槛凭。北居殊觉久，眼为火云蒸。”清道光《重修仪征县志·舆地志·镇市·》引康熙《仪真县志》（陆志）所载，诗名标为《新城》，其中 “新晴喜暂登”为 “新城喜暂登”。隆庆《仪真县志·沿革考》：“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诏移扬子县治于新城。” 新城成为扬子县城，仪征却有“铜山无铜，新城无城” 之说，虽是民间戏言，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关于新城之“城”还没有发现史料有明确的文字记载，也没有考古成果的支撑。同一首诗，两个版本，笔者以为贡奎诗当为《真州》。

这时的城南上游有黄泥滩，下游有珠金沙河（明以后称“旧江口”），大船频发，水运繁忙。据《元典章》记载，真州作为一个地级市，办课总额已经达到一万锭以上，“与杭州及其附近的两处一起，成为全国之最。” 真州如此高的课额主要来源于漕盐运，沿江占据船港、运口之利，城南兴起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明隆庆《仪真县志.建置考.城池》

明隆庆《仪真县志.艺文考.真州》

隆庆《仪真县志·建置考》：“明洪武初，知州营世宝即建安军城合两翼城增筑之。”洪武二年（1369），真州即改为仪真县，可见入明不久就修建了南城墙。如此急迫地修城，与元廷对城池的态度有关。元初攻灭南宋之后，曾下令拆毁南方城市的城墙，此后长期坚持不修筑城墙的政策。因为蒙古是游牧民族，攻城略地时面对各地坚固的城池吃了不少苦头。所幸仪征城墙没有被毁，但是南城是土垅，有可能被借势铲平，即使得以保留，经历了自然风雨剥蚀和人为活动的损害，推测入明时土垅已经荡然无存，南城完全敞开。这与汉族统治者城池管理的正统观念不符，所以迅速修建了南城墙。自此，仪真南城有了规范的城墙、城门，又配套建设了水门，南关码头很快就成为热闹所在。    

明朝改变了元代漕粮主要依靠海运的局面，以河运为主，仪征是主要运道。明初起，城南一带建设了一批重要水利设施。道光《重修仪征县志·河渠志》引康熙《仪真县志·山川志》（陆志）：“明洪武初，即张頠石闸建清江闸，犹循宋之故道。成化中，工部郎中郭昇乃浚通济河，置四闸，即今之闸河也。由闸河以入内河。” 从明初三闸和五坝到四闸五坝，河道几经变迁，但是运口主要是黄泥滩和直河口。黄泥滩在县城西南四里，直河口在后来建成的都会桥南。《明史·河渠志》：“瓜、仪之间，运道之咽喉也”。吏部尚书王璵《复闸记》：“国家自迁都北平，岁漕江南粟百万斛，以供亿京师，而由仪真入运河者十七八。至于仕者之造于朝，商贾之趋于市，置传征徭之出于途，其往来络绎，亦多取道于斯焉。”

历史上著名的都会桥和关王庙都建成于明，关王庙建于永乐二年（1404），都会桥建于隆庆至万历年间。明万历《扬州府志·郡县志上》：“ （仪真）商贾贸易之盛毕萃于南关外。” 瞿佑《泊仪真》：“槐柳千家市，帆樯万里船。” 陆深《夜泊真州》：“居民大半趋四坝，倡女沿河晚妆罢。短担双檐唤卖鲜，小舠三桨轻如驾。连楼夹巷簇簇新，家家许住异乡人。”人员的往来，货物的流通，促进了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 南来北往的货物在这里集散，东西南北各种文化在这里交融，城南进入了历史上的繁盛时期。四坝附近大致是今天的文化宫到化肥厂一带，成为最为热闹的街市。

清时，繁华依旧。漕、盐运优势犹在，《清史·河渠志》：“江漕自湖广、江西沿汉、沔、鄱阳而下，同入仪河。” 清道光《重修仪征县志》引顺治三年（1646）户部奏复巡盐御史李发元《疏》：“自运司领引买盐，赴仪真批验所掣割者四分之三。” 沙漫洲和黄泥滩成为重要运口。

历史上的大码头因运河和漕盐运而兴，虽说大码头泛指城南，实际上伴随着漕路盐道远远延伸到了西南和东南一带。明末清初开通沙漫洲运口，西南迅速发展。汪中《龙潭募建避风馆疏》记述，江北上岸下船皆新河，新河东行十里至仪征城，沿河“居民旅店相鳞次。”明成化中四闸建成后，东南热闹起来，清邑人蒋廷章《江沙说》记载：“予闻故老云，隆万间由拦江闸至江口可十里，其间民居稠密，土田膏腴。” 明末清初五坝废弃后，天池成为淮南盐集散地，城南一带更加繁盛热闹，东关、天池至沙漫洲沿江一带，帆樯云集，穿梭往来。都会桥一带商铺林立，人流如织，成为新的繁华地。郑板桥有诗：“江头语燕杂啼莺，淡淡烟笼绣画城。沙岸柳拖骑马客，翠楼帘卷卖花声。” 曾在扬州担任推官的清代著名诗人王士祯的诗句“真州城南天下稀”，使大码头更负盛名，声誉远扬。明末清初小说《醒世姻缘传》、清代小说《儒林外史》和《老残游记》都有仪真（征）大码头的描述。

清末，运河浅涩，“盐埠迁移，漕运改折”，失去了漕盐之利的大码头风华不再。

《真州竹枝词》李嗣昌“跋”：“吾邑路接竹西，津通扬子，鹾商辐辏，估客骈阗，俗尚繁华，由来旧矣。”“曩日富饶之况，大半烟消。”

《真州竹枝词·盐垣》：“堪叹今吾非故吾，一朝冷落在穷途。”

民国十四年（1925）淮扬徐海平剖面测量局《仪征县调查报告书》：“里河、外河两道，有五坝四闸为当年纲盐改掣入江以及漕船由江入河之咽喉，自从盐埠迁移，漕运改折，此道淤废。”“市河、濠沟颇多干涸，惟大码头、钥匙河于夏秋水大之时尚有船只可到，平时则浅涸难行，无交通可言。”

 “昔日盛富绅旧因盐运改折故，多半迁移十二圩或广陵等地。”“全县民居多室庐卑隘。”“泗源沟居民百余户，店肆十余家，以陆陈炸货生意为大，有瓜泗税所分卡。旧港居民五六十户，市面不大，南汊河口有瓜泗税务分所。沙漫洲居民四五十家，店肆十余家，大半做船只生意。”

清末民国时期，大码头虽然还有几分热闹景象，但是与明清鼎盛时期已不可同日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