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城市中的围墙是一种十分常见的构筑物。我们可以在许多地方看到：学校、小区、各种公共建筑、机关单位等等。反观国外，许多大学不仅没有围墙，甚至没有校门；居住区也没有小区的概念，空间与城市连为一体；郊区的独立住宅更多只建造了象征性的栅栏......两相对比，则更显示出——   围墙   ，似乎是一种中国特色了。

那么，为什么围墙在西方少，而在中国多呢？

▲融入纽约市中心的哥伦比亚大学

▲厦门大学西村

1 公共支出： 公共服务的供给与成本

要解释围墙的存在，我们首先可以将围墙视为一种土地上的公共服务。因此，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的区别，便会对围墙是否存在产生很大影响。

1.1 西方：自治共同体

一般在西方国家，街区土地出让后，居民便会形成一个自治共同体。共同体内的个体有表决权，共同体对空间内部的公共事务有决定权。当需要建设某种公共服务时，居民们首先要达成一致意见，然后由政府向他们征收公共设施的建设费用（包括税收），并提供公共服务。拿人钱财与人消灾天经地义。 因此，在这样的服务供给与税收模式中，政府只是间接参与者和监管者的角色，而居民则进行自治管理。

▲社区组织

这样的模式看似民主，但同时这也导致了公共服务的建设效率的低下。比方说想要在  老旧小区  内增建电梯，就需要楼栋中的住户达成统一意见。此时，高楼层的住户倾向于同意，但是低层住户却会觉得没有必要。因此，如果低层住户退出，则意味着更多的电梯费用会分摊到高层住户中，这便会导致更多住户打退堂鼓。即便他们咬咬牙还是装设电梯，那么日后低层用户的每次使用，都属于一种“免费搭车”。这便会影响到公平性问题。因此一来二去，小区中的电梯总是很难加设起来。 这种民主的自下而上的秩序使得许多包含围墙在内的公共设施建设成功率就不高。

▲老旧小区增建电梯

现在让我们把电梯换成围墙。一样的道理，靠近街边的住户更倾向于建设围墙。因为他们的生活品质受到外界影响最大，而住在街区内部的住户则倾向于不建造围墙，因为内部空间受影响较小。如果非要建造，则会给内部住户带来不公平的经济损失。因此，这堵围墙便很难建起来。

▲国外集中住宅区

1.2 中国：两级供给模式

反观我国，城市的公共服务则是由两级组织分别供给的。

一级是城市层面，政府负责整体性公共服务，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如道路桥梁、市政管网等等。成本则依靠出让给开发商的土地收入。不向个人再征税。

▲城市道路与轻轨

次一级是街区层面。开发商购买城市土地，就要负责该地块内部所有公共服务的建设。而建设、维护成本则依靠房价的增值、物业管理费用来向居民收取。在这里，围墙这种公共服务是在小区入住之前就建设完毕的，居民没有参与决策权，因此便免去了不同居民意见的分歧。

▲小区围墙

在这里，引入开发商这样的中间阶层，使得公共服务的供给模式从一步到位，转变为两级供给。一方面是一种融资手段，即以土地出让获得大量的城市基础建设的资本，从经济角度来说，是一种极具效率的城市化制度设计。另一方面，它虽然一定程度上免去了公共决策的渠道，但也尽可能地实现同一空间内部的“一碗水端平”，有利于公共管理的效率性。

2 界定边界: 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

围墙作为一种空间要素，是用来界定内外空间的。更详细地说，是界定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因此是否有围墙，还关系到公私问题。而公私问题的背后，实际上是流动与静止、开放与封闭、市场与计划的问题。

2.1 西方：消费主义突破围墙边界

对于土地来说，最后商业价值的是土地的边缘。因为它靠近城市道路，与城市公共服务接轨。因此，对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来说， 经济上的自由主义促使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产生了界限的模糊，并最大程度地将两个区域的资源进行整合。 从而实现内外空间总体价值的相互提高。我们可以分别来看：

▲美国纽约苏荷区街道

①资源向内流动

如果说一块土地没有围墙，那么便意味着该地块外部的城市公共服务价值会向地块内部流动，反过来说，街区内部所能享受到的街道上的公共服务也就越多，内部所需要建设的公共服务就可以越少。比方说道路交通、环境绿化、商业配套等等。

因此我们可以理解：在西方，街区不仅没有围墙，同时也格外主张  小街区  的规划。因为这便允许更多道路的渗透，从而有利于更多消费活动的产生。在这种情况下，街区土地的价值更容易受到外部城市环境和消费市场的波动。

▲  巴塞罗那小街区+细路密网

②资源向外流动

在西方，许多大学校园不仅容纳学生的日常学习和生活，同时也是周边居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这说明，打破围墙，可以使得地块内部的土地价值得到释放，原本封闭的、自成一体的土地可以相对地承担城市中的部分职责：

街区内部的绿化成为城市绿化的一部分、街区内部的道路成为城市道路中的一部分、街区中的各种配套设施，也能够成为城市设施中的一部分。这便反过来减少了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投入成本，同时也使得城市的空间更为开放、功能混合度更高、居民活动的多元性得到加强。尽管代价是街区内部居民隐私性的丧失。

▲“大学的”公共绿地

2.2 我国计划经济与房地产开发逻辑

由于我国城市化进程较慢，因此空间规划模式便会受到特定经济基础的影响。尽管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经济状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相对应的不断调整的政策制度也对公私空间之间的界线产生了影响，但相对而言，仍然难以摆脱较为封闭的空间规划思路。

▲封闭大院&封闭小区

①计划经济时期，大院内外泾渭分明

不得不承认，现在中国许多围墙实际上是计划经济时期的遗留物。无论是物质层面的还是观念层面。要知道，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土地是没有“市场价值”这个概念的。土地的开发按照早已经制定好的计划进行实施：开发多少土地、土地内部的开发策略、开发强度、功能属性、所有分配等等，都不受外部市场环境的影响。

▲军区大院大门

这样的土地，被按计划承包给不同的“单位”。所谓的单位，其实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一种社会管理模式。它本质上是一种同质性的社会单元。在建国伊始，经济发展水平低、建设资金短缺、社会不稳定。因此便要讲求“集中资源”，“重点建设”——即将有限的资源（比方说土地）集中到“单位”身上，使得内部的生产生活相对自治稳定，排除市场配置资源的干扰。

因此，每个单位都拥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土地，并将土地建设为结合工作、住宅、绿地、服务场所于一体的封闭性场所。这是每个单位向土地内部的“自家群体”所提供的独占性的公共服务，就好比现在国企中的“福利待遇”一样。

▲南昌某超大单位大院

由于  计划经济  时期，包括土地在内的任何资源的配给和定价都是被计划好的，不受外部市场波动的影响，因此也就不会有像西方那样外部资源的内流带动土地价值上涨的情况出现（退一万步讲，即便土地价值上升也没有意义，因为土地不能入市进行转让拍卖）。单位外的人进入单位内的土地，并不会给内部带来任何价值收益——即便买一袋糖果，也需要以单位发放的“糖票”作为交换。相反，更糟糕的是，外部人员还会与内部人员共同争夺有限的公共服务资源，加速单位土地内部的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折旧，这等于变相地加剧了单位的公共设施成本，即“免费搭车”的情况出现。

因此，每个单位都需要保证自己内部所提供的服务是排他性的。这使得单位土地的边缘总是由墙体、建筑等实体要素进行围合，划分出明确的边界，以此维持内与外的资源的相对静止。

▲大院高高的外墙

现在看来，这种空间组织模式能够很好地稳定当时的经济状况、渡过经济困难，进而在中国诸多城市中得到普遍推广并成为当时（包括现在）城市空间构成与扩展的主要形式，围墙自然而然地也成为了当下中国旧城十分常见的建筑元素。

▲旧城围墙

②行政介入市场，房地产开发一脉相承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引入并改良了市场经济，发展出中国特有的，以房地产为主导的“土地财政”模式。这些不断林立的新建住房，象征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日益加速，但它们的底部却仍然由围墙包围，这又是为什么呢？

实际上，当下围墙之于住宅小区的关系，与几十年前围墙之于单位的关系，从本质上来说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其核心逻辑从防止土地价值的外溢，转变为促进土地价值的提升。以小区绿化为例：如果小区存在围墙，那么小区内部的绿化资源便是私人产权，其价值可以大幅度分摊到房价上甚至还要更多；相反如果不存在围墙，小区绿化便成为了城市公共品，所有外面的人都可以进来享受。

▲现代封闭式小区

尽管从我们对西方城市空间的分析可以得知，空间开放性会在总体的宏观层面带动地区经济的增长，但是放置到中国两级供给的土地开发语境来看，则会极大地损失中间层级开发商的利益，而他们是中国城市现代化的主力军。因此，只要我国土地财政的基本策略不变，拆除小区围墙便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值得一提的是，围墙的存在还有利于高效交涉权责界限。在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开发商进行资源配置时候仍然受限制于政府规定的一些硬性指标。因此明确的边界，使得在面对上层审批时更容易将“各种率”（容积率、绿地率等）交代得清楚。极大地提高了报批的效率。

▲小区绿地

3 文化意义: 独立自由与集体保护

尽管在很大程度上，文化是政治经济学的产物，但不可否则的是不同民族的文化也对社会实践产生重要的约束和影响。

3.1 西方的“自由主义”文化

在西方，市场经济与自由贸易带来了个人的自由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倾向，并进而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尽管没有严格的数据调查，但大部分西方人似乎都更钟情于开放性的空间，这本质上是以个人利益为中心的生存环境：例如完全开放的城市广场、没有围墙的独立住宅、公建等等。尽管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公共管理极大的不便性——比方说强制性的居家隔离，这在缺乏空间束缚的西方城市来说便是很难做到的。

▲哥伦比亚高地广场

▲英国伦敦伍尔维奇的戈登将军广场

3.2 东方的“集体主义”文化

对于华夏民族来说则不然。以围墙的围合为基础，通过一种空间的物理契约将其中的人维持在一个共同体之中，这种集体抱团的属性在中国文化中似乎很强烈。这点可以在中国传统民居的空间中看出，例如四合院或围屋土楼等等。

空间的封闭性，象征着空间内部个体社会关系的连接性，无论是血缘关系还是地缘关系。似乎，内敛含蓄的中国人更加重视这种边界感，也倾向于在围墙之内获得更为强大的集体力量。

▲  北京四合院

▲  赣南围屋

4 中国能复制西方国家的做法吗？

许多建筑师或规划师，对于解决中国当下的一些空间问题，会首先试图在西方的“成功案例”中寻求方法，直接地照搬复制西方的规划理论。但事实上，这些方法在面对不同的社会语境、民族历史时，很显然并不是通用的。

正如学者赵燕菁所说： 真正决定城市空间的格局与面貌的，是其背后的制度基因。 而城市的制度设计，则又离不开其特定历史和社会发展阶段。中西方之所以会在小小的围墙一事上，采取不同的态度，究其原因，是与更深层次的土地产权、公私关系、公共服务供给、财政收入与分配、城市化发展模式、社会经济体制、民族文化等诸多一揽子的要素相关。

因此，许多学者提出应该要打开中国的围墙，这也许是有道理的。但怎么打开？在什么时候打开？分哪些步骤和过程打开？则是需要深入思考的。毕竟，小小的围墙，可不仅仅是CAD上两根平行线那么简单。

备注：文中图均源网络

参考文献：

[1] 王欧,杨非凡.合作治理中政府和社会组织关系研究——基于国家-社会二元论视角[J].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1(03):108-116.

[2] 张浩.从权利到民生——“小区拆围墙”之分析[J].河北法学,2017,35(01):119-132.

[3] 赵燕菁.城市风貌的制度基因[J].时代建筑,2011(03):10-13.

[4] 李晨. 南昌单位大院与城市物质空间形态的关联性[D].东南大学,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