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师立：阮元与大运河

漕运总督府又称总督漕运部院，主要职能包括：漕粮的收缴、运送、检验，漕船的修理、检查等。于明朝永乐年间设立，陈瑄为第一任总督。清朝顺治年间，漕运总督一职已经形成定制，正式纳入朝廷官职体系。阮元是在清嘉庆十七年九月接任漕运总督的，虽然在任只有短短的两年时间，但他在运河河道的修缮、水利工程的实施、漕粮的计量改革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强化了漕运的管理，提高了漕运效率。

淮安总督漕运公署遗址

嘉庆十八年（1813）二月，大运河最高点的山东济宁府，由于降雨减少，作为运河水柜的南四湖水不足以济运，使得运河河道不畅，漕运受阻。阮元亲临微山湖，逐段勘察，探明了原因。为根除微山湖河道梗阻，阮元会同吏部右侍郎吴璥，给事中吴帮庆，发动民众筑堤修闸，筹划为运河补水，让满载的漕船能够行驶。决定采取明代的做法，从大汶河调水补充济宁段运河水量。他指挥地方官员根据大汶河的水情，采取加高加固堤坝，多开河闸等措施调节水势，确保了漕船运输通畅。

也许是从小生长在运河边吧，阮元还是位水利科学家，他一生关注科技，对水利科技也颇有研究，这一特长也应用到了治理运河上。在浙东运河段，他对三江和浙江等水道变迁、名称变化作了详细考证，精心绘制了十幅示意图，并撰成《浙江图考》，为浙江段运河提供了图纸。在北方运河，他考察古代黄河的动力，撰有《黄河海口日远、运口日高图说》，详细阐述运河河道延伸与黄河河床抬高之间的关系，为治理黄淮运交汇处的水情提供了依据。

清代，每年漕运总督府盘查的漕船有五千余艘，每船有十余舱，每舱载米数十石至百余石不等，通常做法是以尺量舱的宽、长、深而得出一艘船载米的重量。过去漕运总督府的官员都习惯用这种“三乘四因”之法。但这种方法繁琐，既耗工时，计算又难以准确，负责运输漕粮和核验的官吏都嫌麻烦。因此，对运粮漕船不严格检查，造成少报、虚报、漏报现象相当严重，账面上漕粮与实际数字有很大出入。为扭转这种不正常的现象，阮元亲自下舱实测，研究出一套新的核验方法“铺地锦乘法”，也就是以漕粮的体积折合米石斗之数。这个方法简便易行，比旧法节省了一半的人力，而且只需用纸笔，不用算盘，笔笔俱存，不能随便改动。从此漕粮计量更加准确，漕吏徇私枉法的行为有所收敛。后来，阮元将这一办法颁布到有漕运任务的各省，并用石头嵌刻在淮安漕运总督衙门院壁上，以此作为运粮漕船的计量标准。

阮元担任漕运总督的第二年，也就是清嘉庆十八年的春夏间，大运河沿线灾荒严重，成千上万的饥民被迫拖儿带女背井离乡。经过多方调研，阮元想出一个既保漕运又安民的两全之策：招饥民作为纤夫和护堤工人，以工代赈，让他们挣到了养家糊口的粮食。这样既避免了社会矛盾的激化，又达到了安民保漕的目的。这一做法与唐代副丞相刘晏治理运河用的办法有相似之处，也体现了阮元经济管理方面的成就。

阮元不仅作为官员亲理漕运，而且还是一个运河文化和扬州文化的研究者，在弘扬运河文化、传承运河文脉方面也有较多成就。在长达60多年的治学生涯中，他著作极为丰富，在训诂之学、校勘之学、目录之学、典章制度之学、史学、金石之学、术数之学、文章之学、性道之学、掌故之学等方面都取得了杰出成就。

训诂学方面，阮元写成《论语论仁论》及《孟子论仁论》；考据学方面写出《明堂论》《封泰山论》等文；文献学方面主编了《石渠宝笈》二编；图书出版方面，撰有《揅经室集》《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等三十余种著述传世。科学技术方面，他创作的《畴人传》是一部科技著作。作为扬州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阮元将乾嘉汉学推向巅峰，并在历史转折时期开启了近代学术之先河。扬州学派也是运河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一定意义上讲，阮元对运河文化的传播，特别是运河典籍的收集整理作出了重要贡献。

阮元十分重视教育，担任浙江学政时，在杭州西湖孤山聚集问学诸生，合著《经籍籑诂》116卷。任浙江巡抚后，他又在杭州创建了诂经精舍，延请当时的著名学者如王昶、孙星衍等来主讲，又邀金鹗、洪颐煊、震煊兄弟讲肄其中。诂经精舍培养了一批杰出人才，开启了清代书院培养真才实学之士，讲求征实致用之学的风气。由诂经精舍等杭州六所书院合并而成的求是书院就是今天浙江大学的前身。

阮元晚年退隐扬州，仍关心运河，他曾作了一首运河题材的诗歌《泊瓜洲督运自题江乡筹运图》：“高台日映海门红，扬子春江二月中。猎猎千帆开北固，幢幢一纛引东风。旧游已叹华年改，故里还疑梦境同。今日伊娄河上住，幸无诗称碧纱笼。”诗中引用了众多扬州历史上的典故，既真实记录了当时运河的繁忙景象，也体现了阮元的运河情怀。阮元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今天，他的为民情怀和治学精神值得我们后人学习膜拜、传承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