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玉芹 李小庆：两淮盐业与大运河

淮盐指淮南、淮北诸盐场所产之盐总称。中国海盐资源丰富，生产历史悠久。 据吉成名先生研究，早在先秦时期，在今天的辽宁（辽东地区）、山东（莱州湾沿海地区）、浙江（海盐县及附近地区）、福建等省境内已有海盐生产的明确记载。但对两淮地区是否存在海盐生产，并无明确说明。一些论著将两淮食盐生产 时间明确追溯到春秋时期，主要是根据《史记·货殖列传》所载“夫吴自阖闾、 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东有海盐之饶 ”一语的推测，但该条史料只能证明春秋时期在吴国统辖范围内存在繁盛的海盐生产，但是否在今江苏（两淮）地区却难以直接推断。  而吉成名先生经过考证，认为春秋时期吴国的海盐生产主要在今浙江省境内，而 非江苏。

西汉时期吴王刘濞受封广陵后，招纳亡命之徒，进行盐业生产，“煮海水为盐……国用富饶 ” 。 因此，两淮地区海盐生产的明确历史记载应该是在汉代， 嘉靖《惟扬志》载： “吴王濞……煮海为盐……此两淮盐利，见于载籍志之始” ； 嘉庆《两淮盐法志》亦载“江淮之盐，始见《史记·吴王濞传》”。 根据《汉书·地理志》以及考古出土简牍资料，可知当时两淮盐业生产主要地点在东海郡朐县（今连云港海州镇）以及临淮郡盐渎县（江苏省盐城市）。 盐渎县之得名， 即“ 以其地产盐，复有运盐之水道，故名 ”。

汉代以后，两淮产盐之所进一步扩大，亭场盐灶不断加增，到南北朝时期已是“海滨斥卤，盐田相望 ”。 唐代两淮设有海陵、盐城监，海陵监是当时产量最大的盐场，盐城监下辖九大盐场，共计盐亭一百二十三所。 北宋天圣中叶，两淮共计盐场25处， 南宋 绍兴年间共计20处， 元代两淮盐场共计29处 。

明代，设两淮都转运盐使司于扬州，总理两淮盐务，运司下辖泰州、淮安、 通州三分司，每司下辖十场，共计30场。

清代康熙十七年以徐渎并入板浦，雍正五年以临洪、兴庄并入临兴场。 乾隆元年设中正场，以莞渎场并入，又马塘场归并石港，余中场归并余西，白驹场归并草堰。 乾隆三十三年，又以西亭场归并金沙，小海场归并丁溪，最终成23场。

民国初年，盐场撤并更加迅速，除传统场商、引商外，出现了改革盐业生产的新盐商。以张謇为主要代表的新盐商为维护新兴盐商的切身利益，从地方盐业实际情况出发，一方面废灶兴垦，谋求产业转型；一方面在盐场经营盐业，设厂聚煎，改革盐业生产和运销管理。光绪二十七年，张謇等在通州吕四场创办了通海垦牧公司。随后又于光绪二十九年与人合作，在吕四场创办同仁泰盐业公司。 新创办的同仁泰公司处处受制于两淮运司和旧盐商，姚光的《论盐政之罪恶》对此曾有记载，他说：“下以垄断出产，上以包纳赋税，政府因利乘便，听其专卖， 盐商之名，因是而起，浸假而官商狼狈为奸。 ”表达了对官商勾结的不满。

张謇

宋代淮盐产量在全国海盐产量中位居第一，“国家鬻海之利，以三分为率， 淮东居其二 ”， 所获盐利成为宋代国家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

明清时期，两淮作为全国最大的盐产区，为国家财政作出了巨大贡献。据刘淼先生计算，全国额定盐课岁入近130万两，而两淮有60万两，确乎占据一半。清代亦有“山泽之利，盐赋为最，而两淮盐赋实居天下诸司之半 ”之说，虽略显夸张，但足见其在国家财政中的重 要位势。

高额的盐税负担和垄断利润是传统盐务的重要特征。据张謇估算，清末我国食盐税率约为每百斤1.8两，合银元2.7元，为平均计算的制盐成本每百斤5角的5倍还要多，“盐课钱粮向与丁漕并重 ”，盐课在历年的财政收入中的比重 仅次于田赋。

综上可见， 自唐开始，两淮盐课一直就是国家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顾自 唐以来……两淮视诸处，其利最夥，其关于国计最重 ”。

淮盐产量巨大，但食盐的供给并不能仅靠海盐产地内部消费，而是大量外销于其他非产盐地区。

唐宋以降，政府基于各地盐产规模及食盐区距离盐场之道路远近等因素考量，划定了相应的行盐区域。唐代，行盐区的划分已经逐步形成。宋代，已经对两淮的行销区域有具体规定。据乾隆《两淮盐法志》载：

明代，两淮“盐行直隶之应天、宁国、太平、扬州、凤阳，庐州、安庆、池 州、淮安九府，滁、和二州，江西、湖广二布政司，河南之河南、汝宁、南阳三府及陈州。正统中，贵州亦食淮盐。成化十八年，湖广衡州、永州改行海北盐。 正德二年，江西赣州、南安、吉安改行广东盐。”清代，淮盐行销范围与明代相比虽有所调整，但并无太大变化，行销地域遍及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河南六省。  

两淮地区通江达淮，水网密布，因此在近代以前，要想将巨量食盐运输出去售卖，便捷、运输成本较低的水运方式是首选。 古代大运河运输的大宗战略性物资，除粮食外最主要的是食盐。 大运河与食盐运输发生关联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邗沟支道的开凿，“吴王濞开邗沟，自扬州茱萸湾通海陵仓及如皋蟠溪。 濞以诸侯，专煮海为利，凿河通道，运海盐而已 ” 。 自此以后，淮扬运河及支道 虽然屡经变动、扩展、延伸，但一直承担着两淮食盐外运的重要功能。

据（嘉庆）《两淮盐法志》记载：

从以上史料可以看出，淮南、淮北食盐行销地域、运输线路不同，但或多或 少都与大运河有关。

淮北食盐外销，出盐场后，经海州分司掣验过后，由运盐河过大伊山、新安镇至清河县北永丰坝，验掣入垣，加稻草捆筑，驾牛车运至黄河北岸周家庄渡口上船，过黄河到达南岸，其间计程三里，驳运至乌沙河，再经淮所掣验后，分销 各地。 其与运河关联的具体路线为：

一则由乌沙河过坝入大运河，北运至清江浦，由三闸三坝过洪泽湖进临淮口， 分销安徽、河南各处口岸；

一则淮北食盐销售安徽来安、滁州等处，自各场运抵乌沙河后，经大运河进 入高邮湖，然后西运分销，“运销来安、滁州两属盐引，盐船自漕河入高邮湖， 至汊涧，陆运抵来安县卸，其滁州又由来安抵州卸 ”。 到乾隆五十六年，经两淮盐政全德奏准，将销售安徽庐州府及来安、滁州食盐，改由江运，淮所称掣后， 经大运河直达瓜州出江，分运各处。

由此可知，淮北食盐外销，或利用淮安至清江段运河，或利用淮安至高邮段 运河，乾隆五十六年以后还利用淮安至仪征段运河。

就淮南而言，所有食盐外运，都必须借助于大运河。 其主要线路为：  

通州分司各场食盐，长期以来多由各场汇聚至通州串场盐河运至泰坝，或由 马塘、岔河至乏力桥，过海安抵泰坝，复经淮南运盐总河（也叫上河、运盐河、 邗沟支道）行至江都湾头进入大运河，抵达仪征称掣后出江。 到乾隆年间，改 从江都六闸入运，“泰坝盐船至扬，旧出湾头，乾隆二十一年改从六闸，一如湾 头之制 ”。

泰州分司食盐，多先汇集至串场河，然后借助东台至泰州之运盐河经溱潼、 淤溪抵达泰坝，过坝后由运盐总河行至江都湾头（六闸）进入大运河，抵达仪征 称掣后出江。 值得注意的是，刘庄、伍祐、新兴、庙湾四场运道较为特殊，在乾 隆元年改隶泰州分司之前，乃自盐场借助里下河地区的横向水道到达高邮盘坝进 入运河，南下抵达仪征出江，“其盐艘俱西南行经盐城、兴化诸河，高邮州北门 以北折入漕盐运河 ”，自改隶后则“并抵泰坝，非复故道 ”。

由此可知，淮南食盐运销，大运河邗沟支道以及扬州至仪征运河是淮南食盐 外运的必经河段。 鉴于淮扬运河在漕运之外，亦是两淮食盐外销的主运道，因此 这段运河在古代历史文献中又被称为“漕盐运河 ”，“ 自淮安历宝应、高邮抵扬州 至仪征为漕盐运河 ”。

清末民初，海上运输逐渐发展，运输工具也由过去帆船向海轮运输过渡，在 淮盐运输大运河中转站仪征地区发生了“ 坚持帆运，反对轮运 ”的争斗； 民国初 期，陇海铁路东段通车，运盐专用铁路支线直通大浦、猴嘴场地，淮盐可直运安 徽蚌埠、河南汝光等地，淮盐通过大运河外运的作用逐渐衰弱。

除了常态化的食盐运输之外，每年还有大量的私盐流动在运河上。两淮盐城、阜宁、泰州一带百姓，利用?艋等船“或运粮食蔬菜，或带银钱布匹等货，至各场灶换买私盐，积少成多……或十余只，或二三十只不等，俱至淮安、宝应、高邮等处，卖与地棍，搬运过洪泽湖、西山各集，由僧道桥至青山头下江发卖。或至高邮汜水界首河边卖运通湖，亦由僧道桥赴天长、泗州卫各集贩卖。又邵伯露筋庙三十里铺等处，亦有头家收买?艋船私盐过湖 ”，他们将私盐穿过运河集散中转，将淮盐贩卖到安徽等处。为防止贩卖私盐，明清政府曾于运河两岸设立 了大量的关隘进行稽查，以宝应县为例：

缉捕私枭，分巡运河东岸，隶宝应汛：一子婴闸风水洞河口隘：俱东由范家岭、刘家庄通盐邑场灶；一泗水镇永安闸瓦甸郎儿闸河口隘：俱东有相家庄、贺家湾、乔家舍下荡，达沙沟，通盐邑场灶。以上各隘私盐多由漕堤西入界首湖，奔天堂各集入山分贩；一刘家堡朱马湾闸汤问洞河口隘：俱东由贵庄、南宋庄下荡，至冈门镇通盐邑场灶，以上各隘私盐多由漕堤西入汜光湖，奔银沟集天长小关，入山分贩；一五里沟孙家洞八浅学洞黄浦闸河口隘：俱东由良沙口下荡，达夏家沟北宋庄通盐邑场灶。以上各隘私盐多自漕堤西入宝应湖奔衡阳各镇集，入山分贩…… 

从这些隘口的设置可以看到从两淮食盐经过里下河水道——穿过淮扬运河 ——穿过运河以西湖泊——分销安徽等处的路线。

有的盐枭与漕船水手配合，“一俟粮座等船北下，或泊无人之境，或约昏夜之时，运帮装载，从此出江，直达江广 ” ，即借助漕船南下回空之际将私盐通过淮扬运河运输出江，带回江广等处牟利。

除了西运至大运河进行贩卖外，还有一些盐贩将食盐南运，通过邗沟支道、扬仪运河出江，分销各处 。

两淮食盐的生产与外运，造就了淮扬地区功能各异的市镇群。 在两淮盐区，除食盐生产外，也有部分土地用于农业种植，然而滨海土质不佳，且易遭淹漫，收成歉薄，这些垦殖田地产量普遍不高。 乾隆二十九年，两淮盐政高恒奏称“盐场麦地无多，灶户、煎丁惟以产盐售食为生 ” 。 粮食之外，其他日用品也大多无法生产，需要依赖外地供给。 如此，数十万灶民群体日常所需自然构成了庞大的贸易市场需求。 而大量外来商人、游民等 群体在滨海地区的聚集，更是增加了这种需求的体量，促使各地生成了相应的商 贸与生活中心，构成了沿海地区的系列市镇带。 宋元以来，沿海地区陆续形成了余中、金沙、石港、栟茶、富安等二十余个产盐市镇。 一些市镇因为商业繁荣、人口加增而被单独划出，升格为“县”进行管理，如清代乾隆中 叶东台县的设立。

淮安、扬州因为地处大运河淮扬段的两端，得以享受盐业转销的地利之便，出现了长时段的商业繁荣，所谓“扬州繁华以盐盛 ”即是对这种现象的生动描述。 扬州作为两淮盐运中心，城内集聚了大量盐商。 淮安乃淮北食盐集散地，亦属盐运要冲，淮安河下也如扬州一般，聚集了大量的盐商。 他们从盐业转贩中获得了巨额利润。

汪崇筼指出万历晚期两淮盐商年度获利为 57.132 万两，是太仓年度收入的八分之一左右。 清乾隆间是淮盐销售的黄金期，据汪士信估算“两淮盐商年得利380万两，乾隆60年共得盐利22821万两 ”，纯利润大致在9011万两，平均每年在150万两。 这些财富被大量地用于饮食、园林建筑、艺术、戏曲等消费领域，带动了商业、服务业及文 化的兴起，造就了淮扬城市繁华盛景。

（图片来源：连云港发布）

此外，盐业的运销还带动了两淮地区其他副业的发展，如今天泰州分司的东台时堰镇因生产盐包而兴， 因大量蒲包堆积，时堰甚至被 称作蒲岭、蒲城。

可见，大运河淮扬段东翼盐业城镇群的形成，多基于盐业生产与运销而生成，大运河如同银线一般，把两淮盐区及运河沿线市镇串联起来，使星罗棋布的城镇 群落，构成了功能互补的商贸整体，形成独具特色的大运河盐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