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关于唐代初期帝陵制度，文献中多说“斟酌汉魏”，学界似无异议。近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隋文帝泰陵、唐高祖献陵进行全面考古调查与勘探，陵园布局、形制大体了然。两者相比较，覆斗形封土、并列两墓道、方形陵园、四方四门及门阙等特征极为相似，进一步印证“唐初即用隋礼”之说。

关于唐代初期帝陵制度的创立，学界往往采用唐高祖李渊遗诏“斟酌汉魏”、唐太宗遗诏“依汉长陵故事”的说法，认为唐代帝陵制度主要源自汉魏陵墓制度，或谓“汉制”，学者多持此说。并且认为唐代帝陵制度在长达200余年之间一直将汉魏制度奉为圭臬，笔者也曾持此观点。近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隋文帝泰陵、唐高祖献陵进行全面考古调查与勘探，陵园布局、形制大体了然。两者相比较，覆斗形封土、并列两墓道、方形陵园、四面四门及门阙形制等特征极为相似，使得我们得有可能重新考虑唐初帝陵制度的来源。

 

一、隋文帝泰陵的陵园形制

 

隋文帝泰陵位于陕西省杨凌区五泉乡双庙坡村，是隋代开国皇帝杨坚与独孤皇后的合葬陵。地处渭北台原的南缘，地势较为平坦。1970～1984年文物工作者对泰陵做过多次踏勘工作，大致明确了陵园和“隋文帝祠”的位置和大体范围。2010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泰陵陵园遗址做了全面的考古勘探和调查，对其布局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图一）。

 

泰陵由陵园遗址和东南的“隋文帝祠”遗址构成。陵园平面呈长方形，南北628.9、东西592.7米。现已探明的迹象有封土、玄宫墓道、四门门址、门阙、垣墙和围沟。经勘探发现，陵园夯筑墙垣的东墙址和北墙址大部分压于公路下，南墙址和西墙址保存状况较差。依据勘探所发现的9段夯土墙址，墙址宽度0.5～4.4米，大体可以勾勒出陵园垣墙的走向与结构。垣墙之外的西侧和南侧还发现有围沟。

 

陵园垣墙四面正中各有一门址，门外有一对平面呈梯形的门阙，除南门门址和门阙、西门门阙、北门西门阙保存较好外，其余门址和门阙已破坏不存。保存较好的南门址位于陵园南墙址中部，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25、南北宽13米，东、西两端与陵园垣墙相接，门址周围地层内发现大量砖瓦残块和白灰墙皮。此门址平面形制与尺度与唐代帝陵门址极为接近，如昭陵北司马门遗址“庑殿式门址东西25.8、南北12.6米，残存夯土台基、夯土墙、砖铺散水、柱础石、门砧石等遗迹。……根据残存石柱础的间距，可知作为大门的庑殿进深两间、面阔五间，中间的三间设门，东西两间分别有东西向隔墙将之分为南北间。庑殿东西两端有山墙，与夯土围墙相连接”。桥陵陵园南门址东西26、南北11.3米，东西两侧与陵园南墙垣相接，从残存的柱础石、柱础坑、山墙等遗迹分析，亦为面阔五间的殿堂式大门。由此可以推定，隋文帝泰陵的陵园大门实为一座殿堂式建筑，面阔五间。南门门址南部约18米处有门阙一对，东、西两阙相距约42米。东西两阙平面均呈梯形，东西长约10、内端南北宽约4、外端南北宽约5米。两阙形制规模相同。

 

泰陵封土位于陵园内中心略偏东南部，夯土结构，在原地表上直接夯筑而成。现存封土呈覆斗形，底部东西约155、南北宽153、现高25.1米。在封土南部发现两条东西并列的墓道，形制和结构相同，东西间距23.8米。封土底部呈不规则的凸字形，向南延伸覆压墓道，表明封土是在墓主入葬后夯筑。

 

M1位于封土南部，由墓道、天井、过洞、墓室四部分组成，除墓室压于封土下未勘探外，其余部分全长78.7米，方向180°。长斜坡墓道平面呈梯形，南北长约17、南端宽3.4，北端宽2.7米。天井共7个，平面均呈梯形，深浅、长宽不等，南北长约4.6～5.4、东西宽约3.5～4.9米。M2位于M1西，结构及方向相同，除墓室压于封土下未勘探外，其余部分全长78.7、长斜坡墓道平面呈梯形，南北长约17、南端宽3.4、北端宽5.6米。天井7个，平面均呈梯形，长宽不等，南北长约4.7～6.1米，东西宽约4～5.2米。两墓葬的墓道、天井、过洞结构相同，只是位置和规模不同，M1大体居中，长度和宽度都比M2略小。M1、M2已探明的墓道、天井、过洞形制，与以往发现的关中地区大型隋墓并无二致，有学者将隋墓中全长40～50米。具有3～7个天井的大型墓葬列为第一等级。这些隋墓均为长斜坡墓道，多天井的形制。2005年发掘的潼关税村隋代大墓全长63.8米，有6个天井，为迄今发掘规模最大者，其总长度仍不及隋文帝泰陵的M1、M2。

 

所谓“隋文帝祠”遗址为一夯土构筑的城址，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约384、东西宽约354米。西墙宽约10.9～12.8、南墙宽约10.1、东墙宽约16.4、北墙墙址宽约9.8米，南墙外侧有4处马面，北墙外侧有2处马面。城址中今存“大宋新修隋文帝庙碑”一通，螭首龟趺，碑文漫漶严重，无法释读，碑侧有宋人题刻。罗西章认为是“隋代所制祠庙之碑”，系宋人利用原碑改为隋文帝庙碑，此说或可商榷，以保存至今的唐泰陵“大宋新修唐元宗庙碑铭”、唐景陵“大宋新修唐宪宗庙碑”、唐贞陵“大宋新修唐宣宗庙碑”的形制及尺寸来看，均应为宋开宝六年所立。此处城址的城墙结构与泰陵陵园墙垣迥异，城墙基础厚达10米左右，最厚处达16.4米，特别是马面的设置更像是军事防御性质的小城，时代尚难断定，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城址中出土砖瓦、瓦当多为宋代，未发现隋代砖瓦，很可能是宋代建造隋文帝庙利用以前的城址所为，当称“隋文帝庙”遗址为宜。

 

二、唐高祖献陵的陵园形制

 

唐代开国皇帝李渊的献陵位于陕西省三原县城东北部约20公里处的徐木塬上。陵园封土、南神道位于咸阳市三原县徐木乡永合村地域内，下宫遗址位于塬下的徐木乡唐村；陵园北门位于渭南市富平县华庄子村，献陵陵园北建筑群遗址和陪葬墓区位于富平县吕村乡新庄村。

 

2010～2012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唐陵大遗址考古项目”对献陵遗址开展全面调查、勘探和局部发掘，所发表的简报刊布了此次调查的新资料。献陵遗址由陵园、封土、神道、陵园北建筑基址、下宫遗址、陪葬墓区构成，属于唐代帝陵中四座平地起冢的陵园之一（图二）。

 

陵园四周修筑夯土墙垣，墙垣四面正中辟门，门址外各有石虎一对、门阙一对。陵园南门外为向南延伸的神道，神道两侧列置石犀牛和石柱各一对。下宫遗址位于陵园西南约1260米。陵园以北距北门址180米发现一处宫殿建筑群遗址，暂名献陵北遗址。陪葬墓区位于陵园东北，分布区域大致呈三角形，东西长约5、南北长约2公里。

 

陵园平面形状略呈方形，方向为北偏西1°，墙垣南北长451、东西宽448米。墙垣底宽约2～2.5米之间，夯层厚12～20厘米不等。垣墙基址两侧地面可见大量瓦片及白灰墙皮残片，瓦片中板瓦较多，筒瓦较少，偶有莲花瓦当残块发现。陵园墙垣四角筑有曲尺形的角阙夯土阙台，其中东南角阙基址保存较好。陵园墙垣四面中间原分别建有门，各门址保存情况不同，形制和规格相同。均由门址、门阙、门外列置石虎构成。西门址、南门址、北门址保存状况较差，唯东门址相对较完整，南北长26、东西宽14米，南北两侧与墙垣相接。门址外有门阙一对，现存夯土基础，外侧两次内收成三出阙的形制，南北长12.7～12.9、内侧宽7、外侧宽5.2米。

 

南门的门址与南门外西阙曾作发掘，门址破坏严重，仅存东西19、南北12米的夯土基础。门址北部清理出两处砖砌台阶或漫道迹象，西侧一处仅剩东侧边缘，依现存遗迹分析，并参考已发掘的昭陵北司马门遗址、崇陵陵园南门遗址，原献陵南门应为殿堂式大门。南门西侧门阙夯土基址东西长14.5、阙体东边宽7、西边宽5.6、由东向西分三段渐次收窄，形成三出阙结构。

 

封土位于陵园内中部偏东，呈覆斗形，夯筑而成。底边东西长140、南北长110、高约20米。在封土南部探出2条东西并列的墓道，方向181°，西侧为M1，东侧为M2，长度均为61、两墓道间距为10.7米。两条墓道大部分压于现代建筑和水泥路面之下，但仍可探出墓道基本形状。西侧墓道略宽，4.9～5.5、东侧墓道略窄，4.0～4.8米。东侧墓道上勘探出3个天井，西侧墓道因现代建筑覆盖无法钻探，天井数目及结构不详。但足以证实文献记载贞观九年十月高祖葬献陵时，太穆皇后同时“祔于献陵”。

 

南门与石柱之间为陵园神道，长度404米，石柱与石虎之间有一对石犀牛，两石柱间距37米。

 

以往调查所标明的下宫遗址位于乳阙以南1210、偏西370米，现为三原县长城长食品工业有限公司所占压，2010年调查勘探时仅在四周发现少量夯土基址和大量砖瓦堆积，遗址整体面貌尚不清楚。原有“大宋新修唐高祖庙碑”一通，今不存。

 

在献陵陵园东北发现一组建筑遗址，2012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这处遗址作全面勘探和局部发掘，得知遗址平面形状为方形，垣墙为夯土结构，南北长223、东西宽221米，垣墙外围有一圈围沟，距离垣墙30、围沟上口宽2米，遗址的西侧围沟与北司马道中线重合。南垣墙中间偏西辟门，门址距离西南角88、距离东南角108米。门址仅发现两道东西向夯土基槽，东西26、南北6米，其中南侧基槽凸出垣墙，北侧基槽与垣墙连为一线。

 

献陵陵园外北侧发现的大型建筑遗址在所有唐陵中为仅见，建筑群坐北朝南，周环墙垣和隍沟，整组建筑呈轴对称布置。中轴线上安排两进院落，并有大型建筑基址，应该是一座礼制建筑。遗址出土的砖瓦、瓦当等建筑材料与献陵南门遗址完全一致，说明建造年代相同。我们推测这处建筑很可能是献陵最初的寝殿建筑群。依《唐会要》关于太宗亲谒陵的描述，可以见其端倪：

 

贞观十三年正月一日。太宗朝于献陵。先是日。宿卫设黄麾仗。周卫陵寝。至是质明。七庙子孙。及诸侯百寮。蕃夷君长。皆陪列于司马门内。太宗至小次。降舆纳履。哭于阙门。西面再拜。恸绝不能兴。礼毕。改服入于寝宫。亲执馔。阅视高祖及先后服御之物。匍匐床前悲恸。左右侍御者。莫不欷歔。初。甲辰之夜。大雨雪。及太宗入陵。悲号呜咽。百辟哀恸。有顷。云出于邱陵之上。俄而弥布。天地晦冥。礼毕。太宗出自寝宫。步过司马门。泥行二百余步。于是风静雪止。天色开霁。咸以为孝感之所致焉。

 

太宗先到陵园阙门，拜祭后即改服入寝宫，阅视高祖及先后服御之物后出寝宫，步过司马门，又进入陵园，整个程序连贯，表明寝宫当与陵园紧邻，不可能是远在陵园西南数公里的下宫，这处下宫有可能是之后从陵北寝宫移下来的。寝宫置于陵园之北，皇帝亲谒陵、公卿巡陵需穿过或绕过陵园，十分不便，后来搬至徐木原下的可能性很大。此外我们还注意到，陵园北寝宫遗址仅存基础，夯土包砌砖及散水铺砖人为拆除较彻底，不像年久圮毁的状态，或可作为佐证。

 

寝宫设陵园北侧做法与西汉帝陵相仿，西汉武帝茂陵、元帝渭陵、哀帝义陵的寝殿建筑均位于陵园之北侧。虽文献中未见到献陵寝宫搬迁信息，但有昭陵寝宫因火灾及供水不便搬至山下的记载。昭陵以后，唐陵的寝宫均建于陵的西南，距陵园南门1～2公里，晚唐以后称“下宫”。

 

三、斟酌汉魏还是唐承隋制

 

从以上隋文帝泰陵陵园与唐高祖献陵陵园的考古发现，很容易看出两者极为相似：1.两者均为方形陵园，夯土构筑墙垣，前者南北628.9、东西592.7米；后者南北451、东西448米。2.方形陵园墙垣正中均有门，前者门址面阔25、进深13米；后者面阔26、进深14米。3.门外有门阙一对，前者长10、宽4～5米；后者长12.7～12.9米，宽5～7米。4、封土均为覆斗形，前者底边长152～155米；后者边长110米。5.封土南侧均有两条长斜坡墓道，西侧墓道规模较东侧稍大。不仅整体布局和结构相同，规模也相差不大（图二）。

 

关于隋文帝丧葬，《北史》《隋书》均记载简略，大同小异。北史·隋本纪载：

 

（仁寿四年）秋七月乙未，日青无光，八日乃复。甲辰，帝疾甚，卧于仁寿宫，与百僚辞诀，上握手歔欷。丁未，崩于大宝殿，时年六十四。诏曰：嗟乎！自晋室播迁，天下丧乱……国家大事，不可限以常礼，既葬公除，行之自昔，今宜遵用，不劳改定。凶礼所须，才令周事，务从节俭，不得劳人。……八月丁卯，葬于太陵，同坟而异穴，士庶赴葬者，皆听人视陵内。

 

隋书·卷二·高祖下载：

 

（仁寿）二年……八月己巳，皇后独孤氏崩。（闰十月）壬寅，葬献皇后于太陵。

 

（仁寿四年）秋七月……甲辰，上以疾甚，卧于仁寿宫，与百僚辞诀，并握手欷歔。丁未，崩于大宝殿，时年六十四。遗诏曰：嗟乎！……但国家事大，不可限以常礼，既葬公除，行之自昔，今宜遵用，不劳改定。凶礼所须，才令周事，务从节俭，不得劳人。……乙卯，发丧。……八月丁卯，梓宫至自仁寿宫。丙子，殡于大兴前殿。冬十月己卯，合葬于太陵，同坟而异穴。

 

《北史》《隋书》记载中有两个关键词，一是隋文帝所葬之陵名原为“太陵”，而非后代所称的“泰陵”。唐初武德七年高祖幸楼观，以太牢祭隋文帝陵，太宗贞观十五年遣使以太牢祭隋文帝陵，均直称“隋文帝陵”，《唐六典》说到“凡京畿充奉陵县及诸陵墓及庙邑户”，也是称为“隋文帝陵”。二是隋文帝与独孤皇后合葬，而且是“同茔异穴”。独孤皇后崩于仁寿二年八月，当年闰十月葬于太陵，当时任命尚书左仆射杨素“营建山陵”，事成之后曾获褒赏。两年后的仁寿四年七月隋文帝崩，十月葬于太陵。

 

隋文帝遗诏中交代后事：“凶礼所须，才令周事，务从节俭，不得劳人”，至于陵园制度则只字未提。从考古勘探资料来看，择地于高敞的原上，筑覆斗形封土，方形陵园墙垣，墙垣四面正中设四门并有门阙，整体布局及结构显然源自汉代帝陵。但与西汉帝陵也有不同之处，明显的区别在于两点：一是陵园四门的门阙不像汉陵那样与门和墙垣连为一体，即连墙阙，而是离开门与墙垣筑于门外，即独立阙。二是不像汉陵皇帝、皇后各有一座陵园，而是在一座封土下有两个并列的玄宫，“同茔异穴”。两个墓道规模稍有差别，西侧的M1总长度（不包括墓室和甬道）78、墓道南端宽3.4米；基本居中的M2长度、宽度均小于M1，依帝后的尊卑，显然M1应该是隋文帝玄宫，M2是独孤皇后玄宫，从这一点来说，与西汉帝陵陵园中帝陵居西，皇后陵偏东北的情况略同。另，依勘探资料，封土南部压在两座墓道北侧的天井上，显然是隋文帝葬入之后才筑封土。独孤皇后先葬，玄宫居中，可能当时并没有考虑到文帝将来是否与之合葬，所以两年之后文帝合葬时只能偏向西侧。

 

关于唐高祖丧葬，《旧唐书》《新唐书》的高祖本纪、太宗本纪都只有寥寥数语，如《旧唐书·卷一》：“（贞观）九年五月庚子，高祖大渐，下诏：‘既殡之后，皇帝宜于别所视军国大事。其服轻重，悉从汉制，以日易月。园陵制度，务从简约。’是日，崩于太安宫之垂拱前殿，年七十。群臣上谥曰大武皇帝，庙号高祖。十月庚寅，葬于献陵”。“其服轻重，悉从汉制”，而“陵园制度”只是说“务从简约”。《唐大诏令集》所收录唐高祖遗诏却明确有“其园陵制度，务从俭约，斟酌汉魏，以为规矩”句。

 

究竟以汉魏的何种制度来建造高祖陵墓？有《唐会要·陵议》详细记载了唐高祖献陵建造之前在朝廷展开一场讨论：“贞观九年，高祖崩。诏定山陵制度，令依汉长陵故事，务在崇厚，时限既定，功役劳敝”。于是秘书监虞世南谏曰：“臣之愚计，以为汉文霸陵，既因山势，虽不起坟，自然高显。今之所卜，地势即平，不可不起，宜依《白虎通》所陈周制，为三仞之坟，其方中制度，事事减少。事竟之日，刻石于陵侧，明丘封大小高下之式”。太宗一时难以决断，“付所司详议”。司空房玄龄等议曰：“谨按高祖长陵高九丈，光武陵高六丈，汉文魏文并不封不树，因山为陵。窃以长陵制度，过为宏侈。二丈立规，又伤矫俗。光武中兴明主，多依典故，遵为成式，实谓攸宜。伏愿仰遵顾命，俯顺礼经。诏曰：朕既为子，卿等为臣，爱敬罔极，义犹一体，无容固陈节俭，陷朕于不义也。今便敬依来议，于是山陵制度，颇有减省。”这场议论一波三折，各执一端，太宗最后的决断似乎是依原陵故事。高祖葬献陵时，窦皇后从寿安陵迁来祔葬。封土南侧探出的两条墓道正是高祖与窦皇后玄宫的“隧道”。

 

两汉帝陵陵园形制经多年考古工作已基本清楚，“西汉前期，帝后陵居同一个陵园，一般为长方形，面积较大。阳陵以后，帝后各置陵园，间距一般在450~700米之间，平面方形，帝陵边长400米左右，后陵陵园边长约350米。陵园四周筑夯墙，每面垣墙中央各辟一门。”光武帝原陵及东汉诸陵封土均为圆形，封土下只有一座墓，陵园呈长方形，四面辟门。陵园内封土南侧、东侧或陵园外东侧有寝殿、钟虡、园寺吏舍等建筑。以此来看，唐高祖献陵与两汉帝陵的陵园布局与形制相左之处颇多。正如上文与隋文帝陵考古发现的对比，献陵陵园周环方形墙垣，四面辟四门；门为面阔五间的殿堂式，两端与陵园垣墙相接；门阙内宽外窄；墓上筑覆斗形封土，封土南有两条墓道，西侧墓道较宽较长。这些特点与隋文帝陵相同。惟陵园四门外置石虎及神道列置石犀牛、石柱为隋文帝泰陵所无。四门所立石虎取站立姿势，造型与西魏永陵之神兽类似；神道所立石柱则明显仿照南朝陵墓造型，石柱座上雕刻两条盘绕的龙，石柱顶部雕刻蹲兽等特征无不与南朝陵墓石柱相仿，如萧绩墓石柱。献陵陪葬制度源自汉陵，文献有明确记载：“十月癸丑，赐先朝谋臣武将及亲戚亡者茔陪献陵”，“汉氏使将相陪陵，又给以东园秘器，笃终之义，恩意深厚，古人岂异我哉”。

 

在制度层面上唐承隋制历代史籍均有提及，《唐会要·三七五·礼》：“武德初，朝廷草创，未遑制作，郊祀享宴，悉用隋代旧制。至贞观初，诏中书令房玄龄、秘书监魏征、礼官学士备考旧礼，著吉礼六十一篇、宾礼四篇、军礼二十篇、嘉礼四十二篇、凶礼六篇、国恤礼五篇，总一百三十八篇，分为一百卷”。其中有凶礼六篇。《新唐书·一一·礼乐志》：“唐初即用隋礼。至太宗时，中书令房玄龄、秘书监魏征与礼官学士等，因隋之礼，增以天子上陵朝庙、养老、大射讲武、读时令、纳皇后、太子入学、大常行陵、合朔、陈兵太社等为吉礼六十一篇、宾礼四篇、军礼二十篇、嘉礼四十二篇、凶礼十一篇，是为贞观礼。……”其中有“凶礼十一篇”。虽两者凶礼的篇数记载不一，武德初年“悉用隋代旧制”，贞观初年“因隋之礼”，所制贞观礼有凶礼是毋庸置疑的。

 

关于初唐袭用隋代礼制，陈寅恪有精辟论述：“《唐会要》及《旧唐书》之所谓古礼，参以新唐书之文，足知即为隋礼。然则唐高祖时固全袭隋礼，太宗时制定之贞观礼，即据隋礼略有增省，其后高宗时制定之显庆礼，亦不能脱此范围，玄宗时制定之开元之礼，及折中贞观、显庆二礼者，故亦仍间接袭用隋礼也。”

 

从以上考古资料和文献的分析，隋文帝陵很大程度上模仿的是西汉帝陵陵园布局，但在玄宫、陵园门及门阙等方面多有变通。唐高祖献陵虽声称“斟酌汉魏”、“悉从汉制”，实际上直接以隋文帝陵为范本修建陵园，同茔异穴、殿堂式陵园大门形制、独立门阙的形制可为明证。陪葬制度源自汉陵，四门石虎及神道石犀、石柱则综合吸收南朝、北朝陵墓石刻作法，立为新制。可以说，唐高祖献陵近仿隋文，远追汉魏，综合了前朝诸多因素，为初唐陵寝制度奠定了基础。     （图一为张博绘制，图二为田有前绘制）

 

（作者：张建林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原文刊于《考古与文物》2021年第1期；此处省略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