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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惨案”之“重庆大隧道惨案”,防空洞内9992人窒死

发布于:2023-06-08 10:30:08 来自:道路桥梁/隧道工程 [复制转发]


1941年6月5日发生的“重庆大隧道惨案”与“花园口决堤”、“长沙大火”,并称为“抗战期间三大惨案”。为了帮助大家了解这一段历史,如去缩编了当时一位亲历者写的文章。

亲历者叫郭伟波(原名郭湛洪),是当时国民党军委会外事班三期的学员,这一期的投考者都是大专毕业生和留学生、是学校最得意的一个班。 1938年武汉沦陷后,日寇沿长江西进宜昌、窥测重庆,动用大量空军力量日夜轮番对重庆市区进行“地毯式”轰炸,以迫使国民党政府投降。

重庆市中心区十八梯附近的地底下挖了一条可容四、五千人左右大隧道给附近市民防空之用。大隧道从地面深挖入地底约10米左右,然后平伸约一公里多,中途分叉成三个道口进出。

地面进道的洞口较宽,梯级用石板石块砌成,梯级尽头与地底隧道接壤处有木柱制成的大闸。每当敌机起飞、防空汽笛发出第一次警报时,大闸打开,让人进去。

从初次警报到紧急警报多在50分钟到一个钟头之内,紧急警报后大闸关闭,有“防护团”在闸外梯级上把守,不准市民进出。紧急警报后50分钟左右日机便抵达重庆上空、开始轰炸。当时,为了躲避日机的轰炸,往往要在防空洞里躲上半天、一天,甚或更长时间。

隧道内宽高均约两米多,两旁设有木板钉成的长凳,每隔三四十米点上一盏油灯,除此之外别无其他设备。隧道内既无支柱,道壁也未砌砖墙,上面也无水泥托顶,什么通风、防火、防毒、电话通讯、医药……一应俱无。也就是说,当时的隧道里只要稍微出现一些意外,里面的人就可能会窒息或至死亡。但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不管百姓死活,防空专款被某些人中饱了私囊。


"六五大隧道惨案"遗址
 


重庆大轰炸幸存者悼念"六五大隧道惨案"遇难同胞

1941年6月5日下午6时,警报汽笛长鸣起来。笔者当时在国民党军委会外事班三期受训刚要期满,全班学员60多人在警报汽笛声的催促下草草吃完晚饭,集队跑步到大隧道,从唯一戏院对面隧道口进入地下。

当时因为日机久未夜袭,所以民众对这次夜袭毫无准备,一些之前在其他地方疏散的,也来不及去、都涌到了这个隧道内躲避,人数激增一倍以上。隧道里面除两旁的板凳坐得满满之外,中间通路上也站满了人,特别挤拥,空气流通不畅。

下午七时许,紧急警报响过,照例由“防护团”在外面关上木闸,断绝了进出。笔者和外事班同学黄鹤龄、谭锡麟三人坐在隔离木闸10米左右转角地方的板凳上,我们都是广东人,每入防空洞都不肯入到深处的。

晚上九时左右,日机在远处投过第一批炸弹,隧道里听到暗雷般的爆炸,并感到了一些不大的震摇。人们已经开始感到呼吸不舒畅。隧道壁上的油灯逐渐微弱下来闪烁不定,稍有知识的人都明白这是洞内氧气缺少造成的。

气温越来越高,热得像对着煤炉呼吸一样。人们似乎意识到了死亡的危险,但大家还是保持沉默,忍受着拥挤、烘热、呼吸困难。但缺氧越来越严重,婴孩哭喊声渐来渐多。部分油灯开始熄灭,大家按捺不住了,一股劲抢着向道口挤去,想着出隧道、上地面。

笔者知道事态极度严重,立刻站起来与谭、黄二人挤入人流中向隧道口涌去。木闸仍关闭着,人群被阻塞在木闸里面,前无去路,后有长长人流全力向前推进。前边的人群被挤逼得叫喊、怒骂、挣扎……混成一片。

木闸不知怎样的打开了。守在木闸外面梯级上的“防护团”人都跑了。人流穿过木闸,有如江河堤坝突破缺口,拼着全身气力往道口上冲。笔者和两个同学因年轻力壮,用尽气力随人流挤出木闸,胡里胡涂地上了梯级,出到了地面。当时到底是凌空?是滚爬?还是被人流夹住推上去?实在弄不清。


重庆大轰炸


轰炸后失去家园的民众


废墟上的百姓

出到地面感到一片凉快,清畅,瞬即又迷惘、恍惚、似睡非睡,似醒非醒地躺下了。一觉醒来(没有手表看,只能估计是半小时左右),听到隧道底下传出来震耳的呼喊和惨叫声音。

爬起来一看,自己躺的位置约离隧道口二三十米,周围有百数十人,有的正在苏醒,有的呆呆地站着。唯独不见再有人从隧道口走出来了。回顾自己,上衣已经扯破,大部钮扣失落,帽子没有了,肩上布袋所装的信件、相片、日记全部不见了。

尽管是十分狼狈,总是算挣脱了“死神”,离开了地狱,回到了人间。我极力定一定神,环视四周,又发现另外有几个同学迷惘地走着。隧道中传来的叫声十分凄惨,我和两个同学跑进隧道梯级下,烘热略带臭味的气流迎面冲来,使人无法忍受。木闸上吊着煤气灯,灯光下展现出一幅惨绝人寰的情景。

地底隧道与梯级接壤处,即木闸口的地方,堆压着二三十具尸体。堵塞住由里面通上梯级的道路。尸堆背后跪压着无数在拼命挣扎、厉声惨叫而又无法出来的人。他们像江河里的木排一样,一排跪一排地压着。最前面的人俯伏在尸堆上面,后面的人跪压住前面人的腿。第三个又跪压着第二个人的腿,第四个、第五个……他们都无法抽起身体。

但后面的几千人仍旧拼着气力向前推,于是前面的越挤越紧,越压越紧。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挣扎和凄惨的哀嚎。事后了解:由于隧道内没有通风设备,人多空气少,缺氧使人接近窒息。少数离隧道口较近的人能吸到一点新鲜空气,残存气力尚可冲上梯级走到地面(笔者就是这样幸还的)。

大多数人离道口远,接近窒息后,身软力弱,神志昏乱,勉强挤到木闸也无力跨上梯级,拌倒后就被后者践踏、挤压,越倒越多,越压越紧。但里面仍有很大的力量继续往外推,最前面的一堆人就被压死了。

稍后的人虽然未死,但也动弹不得。他们的上身挣扎摆动,双手挥舞,嘶声喊叫,面色胀红,口角粘着胶状泡沫,衣服被扯得碎烂。由于腿部被跪压,他们的身体半俯仆,高度像减低了三份之一。


几千人涌入防空洞


民众在拥挤不堪的防空洞

隧道里冲出来的气味烫热带臭,我们用手帕沾湿了水衔在嘴上权当“口罩”,跑到石梯的最低几级。从无数遇难者中看到六七个外事班同学被夹在当中。我们站到最低的梯级探身伸手去拉,手是握着了却无法把人拉出来,用尽气力也拽不动他们,只好跑出地面到附近的店屋弄开门,找到水桶,搜集一些茶水扛进隧道梯级下,用杯碗盛给最近的遇难者喝。探手不到的就干脆把茶水朝他们脸上泼去。希望他们借这点水减少一些痛苦,延长一刻生命、等待奇迹的出现。

我们不几分钟就得跑出地面换一下空气,商量一下再跑进去,解下皮带连同找来的绳子接驳起来,将一端抛到一个同学的身上,用手势(因喊声太大)示意他把绳子捆住自己的腋下,要他自己用手扯住绳子帮帮力。我们站在梯级上用力拉拽。

然而这个办法失败了,那个同学的身体不但没有拉动,反而面容大变,双手乱摆,示意我们不要再拉了。我们见到他这种痛苦的神态,知道再大力拉下去,腰腹即使不拉断也会加速气绝死亡,只好又跑出地面,茫然无策。

大约十点多钟了,开来了两辆小汽车,刘峙、贺国光……等国民党高级官员下来了几个,一下车就被围住了,说了不几句、就听到东边天际隆隆的飞机声。他们大惊失色,没到隧道口看一眼就仓皇跑了。

整个过程,除了几个官员露了一面,自始至终未组织过任何抢救,未见任何官员现场指挥处理,当局的草菅人命之态度令人发指。

惨情继续,隧道内的遇难者仍拼命挣扎、狂叫。有一、二十人走出来获得生还。他们说在隧道中间,窒息休克躺倒了,没随人流挤向道口而留在中间深处,人都向道口涌去后,中间变得空荡后、呼吸好转起来,就神志恢复清醒了,踩着遇难者的头顶爬很久爬了出来。

接近午夜,凄厉的惨叫声渐弱。突然有一名叫龚存悌的外事班同学猛举双手,嘶哑的喉咙拼力喊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两句口号,挣扎了一下便含恨死去。

笔者离开隧道走出地面,在附近和一些同学与其他生还者坐了一会儿。午夜过了,又听到隧道内又传出微弱的声音,我们立刻又戴上“口罩”进入隧道,只见少数遇难者苏醒过来,呻吟和挣扎。到凌晨一两点钟,少数苏醒者的再次仆倒完全死去,隧道中一片死寂。


大隧道惨案


大隧道惨案里的遇难者遗体
 


大隧道惨案里的遇难者遗体

恐怖代替了悲痛,我们再无勇气留在下面。6月6日临近天亮,警报解除,重庆当局开始清理隧道,尸体拖出来在道口附近堆积成岗,全都被撕碎了衣服,有些还是赤条条的。皮肤全变蓝黑色,面目全非。由于尸体太多,无处可堆,后来改为边清出、边用卡车运走。

死难者亲属是无法认领尸体的:因(1)尸身衣服碎落,面容变样,难以辨认;(2)尸堆成山,难以翻动;(3)边清边运,时间短促。且三个道口同时清尸,亲属无法分身;(4)不少是全家死难,无人去认。

当时外事班学员生还41人,死难学员尸体仅从军制服上辨认领回。清尸人员在隧道内发横财不少,尽管说搜集到的金银财物要“缴公”。惨案发生后的几天内附近不少住家、店铺久久没有人开门,原因是全家死光。

惨案发生后,重庆的进步报刊首先刊载了惨案,引起全国震动。国民党当局的中央社、报纸等不得不承认此事,但把惨案的原因归结于日寇的轰炸,为重庆当局开脱罪责。他们还极力缩小死亡数字、轻描淡写,据笔者亲历亲见,实在死亡人数近万人,得生还者不及百分之一、二十。

清尸时,很多记者都到现场采访,但除了一些进步报纸如实报道外,国民党报纸、外国记者,都是根据国民党的“中央社”的假消息报道的。当时,有个国外的权威杂志“Life”(生活)的记者在现场拍摄好多照片,但是最后刊登出来的,也是照国民党官方公布的消息。

笔者和外事班生还的40个同学一样,当时推选了笔者与姚万杰去向班主任戴笠提出要求:惩办重庆稽查处处长刘藩和防空司令;抚恤死难的外事班学员。

当时戴笠答允安葬死难学员,发给家属抚恤金。至于惩办刘藩、防空司令等人的问题,戴笠不肯肯定答复。不久,我们结业离渝,善后的事情况到底如何也就不知道了。

6月7日,重庆防空司令部发布公告,宣称“死亡461人”;6月12日,重庆市政府在工作报告中,公布死亡人数为“有户口可籍者644人”;7月3日,大隧道惨案特别审查委员会发表《审查报告》,宣布死亡992人,重伤151。

这些报告无法令公众信服。1941年6月30日,《国民公报》的记者周本渊在报道中说:“隧道内避难的市民死亡9992人,儿童为1151人,重伤者1510人,轻伤者不计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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