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石窟？常青先生在《中国石窟艺术精讲》一书中，用极为精短的语言概述为：“石窟，就是开凿在河畔山崖间的寺院。因为它们绝大多数是一座座石质的洞穴，有着佛教寺院性质的使用功能，所以，石窟也叫‘石窟寺’。”对于石窟的定义，用这样言简意赅的论述，让我颇感震撼。因为像我这样的石窟外行，虽也亲身体验过云冈石窟的魅力并为之倾倒，但却并不真正知道何为石窟？而只有常青先生这样的专家，才可能运用深入浅出的语言一语道出。

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相结合的范例，中国石窟源远流长，且形成了自己独有的艺术风貌，正如本书作者常青先生所言：“这种建筑形式起源于古代印度，传入中国后，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造就了一大批中国独特的石窟艺术，成为中华民族传统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石窟自古印度传入中国后，在广阔的中国大地上历经多年，逐渐形成独具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石窟艺术，典型地体现出空间与时间凝结的中国石窟之美，属于先人留给我们的宝贵历史遗产、文化遗产和艺术遗产。

石窟艺术的空间之美

中国石窟艺术具有宏阔博大的空间之美。据本书统计，就全中国的范围来看，石窟与摩崖造像地点的总数约在五千处以上，而石窟洞和造像龛的数量在各地的保存有多有少，总数很可能会超过十万处。所有地点，按其窟龛造像数量之多少，空间与体量之大小，可以分为四个级别。第一级为甘肃敦煌莫高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三大石窟。第二级为窟龛数量在两百处左右或规模相当的石窟群，其代表有新疆拜城克孜尔石窟、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甘肃永靖炳灵寺石窟、甘肃庆阳北石窟寺等。第三级为窟龛数量在一百处左右或规模相当的石窟群，其代表有四川广元千佛崖石窟、浙江杭州飞来峰石窟等。第四级为窟龛数量在五十处以下或规模相当的石窟群，其代表有河北邯郸北响堂石窟、河南巩县石窟、云南剑川石钟山石窟等。中国石窟的时代延续之长久，保存内容之丰富，是其他信仰佛教的国家所无法比拟的。    

各个地区、各个地点艺术风格的形成都不是孤立的，在它们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相互影响关系，不断地推动着石窟寺向中国民族化的风格迈进。如以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为例，书中说，云冈石窟位于山西省大同市西郊的武周山南麓。该窟群依山而凿，东西绵延一千米，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古代石窟群之一，与敦煌莫高窟、洛阳龙门石窟并称为“中国三大石窟”。在45座主要洞窟中，大窟有20座，还有很多中小型洞窟围绕其四周，气势十分宏大。各窟内的五万一千余躯石雕造像各具特色、神态多样，装饰图案与建筑形式错综复杂，体现出中国人极高的审美水平，记录了佛教艺术传入中国后逐渐世俗化、民族化的过程。

甘肃安西榆林窟

石窟艺术的时间之美

中国石窟艺术还具有历史久远的时间之美。作为佛教的产物，石窟具有悠久的历史，书中指出，随着佛教在东汉初年传入中国，佛教信仰在东汉末年确立，石窟这种集建筑、雕塑、绘画于一体的艺术形式也在4世纪以后落地中国。5至8世纪是中国石窟发展的最盛期，最晚的可以到达19世纪。

还是以三大石窟之一的云冈石窟为例，“云冈石窟主要分为一、二、三期。第一期开凿时间在北魏和平（460—465）初年，以昙曜五窟（第16窟至20窟）为代表。第二期开凿时间在470至493年，包含第1—15窟，其中第14、15窟开凿后并未完成。第三期开凿时间在493年以后，包括第20窟以西洞窟，以及在第1—20窟间和一些窟内补作的部分。”

云冈石窟的发展主要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以昙曜五窟为代表，包括第16—20窟，开凿时间在460年之后不久的年代里。五窟的主要功能是展示北魏五世帝王的化身佛像。第二期规模最为庞大，主要开凿时间在470至493年，包括第1—15窟。以太和十三年（489）为界，第二期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佛与菩萨装仍为印度和中亚的旧式，后期改为汉民族的褒衣博带式佛装和帔帛交叉的菩萨装，体现着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在佛教艺术界的反映。此外，第二期的大型洞窟往往成双出现，有的则是一组三窟，很可能与当时朝廷的统治者以冯太后（441—490）与孝文帝两圣为中心有关。郦道元的“真容巨壮，烟寺相望”，形象地评价了第二期洞窟的盛况。第三期开凿于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即493年以后，包括第20窟以西诸小窟，以及第1—20窟间补凿的小窟，还有一些没有按时完工的二期洞窟内补雕的龛像。第三期造像全盘接受了南朝典型的样式与风格，佛像表现为褒衣博带装与秀骨清像风格的结合。    

石窟艺术伴着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随着时间的流转，石窟在布局、洞窟、佛像等方面不断中国化，对此，书中总结为，石窟与寺庙是传播佛教的媒介，在北魏建立前就已存在用于讲经说法和修行的佛教石窟。与以前不同的是，云冈第一期石窟在表现北魏初期的佛教文化外，还特别雕凿了用以象征皇帝的大佛造像，这是之前盛行佛教的地区从未出现过的现象。昙曜五窟的大佛不完全是佛经里的人物。他们既代表了宗教领袖，也代表了人间统治者，是宗教神权和皇权的完美结合体。这样用佛代表皇帝的形式，使这里的石窟少了些神秘感，多了些人情味，开创了与印度佛教不同的“中国佛教”，为佛教艺术以及价值的本土化作出巨大贡献。

面向大众的艺术索引

常青先生在后记中说，此书最初的形成是缘于他在线上举办的系列讲座，其中规模最大的一个便是《中国石窟艺术精讲》（25讲），本书就是在此次讲座的讲稿基础上形成的。作为一本面向大众的书，他说：“本书的主旨就是依次介绍这些精华石窟。为了使大家更好地了解石窟艺术，特意在绪论部分讲解‘佛教艺术的基本常识’，使大家对佛教艺术的一般知识有所了解。在每一小节中对各地精华石窟进行叙述，内容包括石窟的概况、开凿背景、延续年代，以及对代表性洞窟的分析，对具体图像宗教意义的讲解等，还将涉及印度、中亚和中国的文化艺术交流等。如果这本书能陪伴石窟寺爱好者走完上述精华石窟，是我倍感欣慰之事！那么，为编写本书所付出的心血都是值得的。”

因为中国石窟艺术是佛教传入中国后逐步华化的产物，故其中包含着丰富复杂的佛教概念，为了帮助普通读者更好地了解和学习佛教知识并进而更好地欣赏中国石窟艺术，本书在“绪论”中还专列了“佛教艺术的基本常识”。例如，其中提到，公元前6世纪至前5世纪，佛教在古印度诞生。公元67年前后（东汉明帝时期），佛教传入中国。经过在中国近两千年的漫长历史演变，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与中国佛教相关的艺术作品不仅种类丰富、形式多样，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形成了各自独特的风格。而石窟是起源于印度的一种佛教建筑形式，指开凿在河畔山崖间的佛教寺院，因此又称为“石窟寺”。虽然中国最早的石窟是模仿印度石窟开凿的，但中国现存石窟数量已超过了印度。规模不一的石窟寺群分布在全国各地，其中最重要的三大石窟群为甘肃敦煌莫高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石窟寺的形制通常反映着地面寺院大殿或佛教的布局，我们可将其细分为不同的种类，较为典型的是中心柱窟、佛殿窟。中心柱窟的窟室平面为方形或长方形，中间有方形的塔柱直通窟顶，在中心柱窟的四面开龛造像，或者绘制壁画。进入唐代以后，中心柱窟数量逐渐减少。佛教窟开始占据主要地位。佛教窟，主要用以讲经说法，形制为方形或长方形平面，穹顶或覆斗顶。除了中心柱窟和佛教窟之外，供僧人坐禅、修行的小禅窟也是常见的形制之一。在印度，小禅窟通常开凿在石窟后壁或左右侧壁，供僧人坐禅、修行之用。在中国，小禅窟的大小仅可容一人坐入，如敦煌莫高窟西魏雕凿的第285窟就是这种形制。

庄子有言，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同样，吾生也有涯，而观中国石窟也无涯。中国的石窟历史久远、分布广泛，呈现出丰富多样的形态。为了更好地帮助普通读者了解和参访中国的石窟艺术，常青先生贴心指出：“在一个人有限的生命中，是不可能走完全中国全部石窟地点的。但其中最著名的石窟有三十处左右，是石窟艺术研究者与爱好者必须要参访的，因为它们是中国石窟艺术的精华，谱写着这个特殊艺术形式的发展史。这些精华石窟包括新疆拜城克孜尔石窟、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甘肃的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永靖炳灵寺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山西的大同云冈石窟、太原天龙山石窟，河南的洛阳龙门石窟、巩县石窟寺、河北的南北响石窟，陕西关中唐代石窟、延安宋金石窟，四川的广元石窟、安岳石窟，重庆的大足石窟，浙江的杭州飞来峰石窟，以及云南的剑川石钟山石窟。走完了这些石窟地点的人们，可以自豪地说：‘我已经领略到了中国石窟艺术的精华！’”

作为一名非专业的普通读者，我对佛教和石窟艺术完全是门外汉，但当我捧读此书时，仿佛跟随着常青先生深入浅出的讲解，依次走过、赏过中国石窟艺术的精华，从中获益匪浅。相信其他各位读者朋友在读后也会有与我一样的阅读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