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流域“社会-生态-政策”协调发展与民生福祉时空变化分析

1.  综合效益分析

(1)社会发展(SDi)子系统

在黄河中上游(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和内蒙古)，2009-2018年四川的SDi值区间为0.300~0.530，显著高于其他四省，且呈持续上升趋势。青海和甘肃的SDi值相对较低，平均值分别为0.296和0.246，在此期间没有明显改善。此外，如图2所示，2009-2018年，在中下游四省中，山东的SDi值有所增加，波动范围在0.680-0.880之间，而山西、陕西和河南的SDi值在0.180-0.470之间相对稳定。陕西省SDi值在2011年达到峰值(0.334)，2012年开始下降。

在社会发展水平最高的山东，2009年至2018年的SDi值稳步上升。山东位于黄河最下游，濒临渤海和黄海。山东港是中国第二大贸易港，经济腹地广泛。具有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国际贸易的独特地理优势。此外，与其他8个省份相比，山东具有更好的经济结构和产业分布。这也说明了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优化对山东SDi价值增长的重要作用。

(2)流域生态保护子系统(WEPi)

如图3所示，在黄河中上游省份中，2009-2018年，青海、四川、甘肃和内蒙古的WEPi值在0.420~0.650，生态保护较好。宁夏受其生态背景特征和生态保护能力的影响，平均WEPi仅为0.174。宁夏自然资源储量和产业发展基础分布不均。中南地区环境脆弱，水资源匮乏，土地沙漠化、盐碱化等生态问题突出。

在黄河中下游省份中，陕西和山西2009-2018年WEPi值较低，落后于大部分中上游地区。河南省WEPi值基本保持不变，2014-2018年，WEPi值呈明显上升趋势。需要注意的是，2011年以后，山东省WEPi值总体上处于较高水平，趋于稳定。结合山东的SDi值可以推断，山东在发展社会经济的同时，也加强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3)政策支持子系统(PSi)

图4显示了2009-2018年黄河沿岸9省的PSi值变化趋势，从中可以观察到，中下游省份的政策综合效益普遍高于中上游省份。其中，内蒙古和山东的PSi可能不是每年最高的，但从整体趋势和平均水平来看，其平均PSi分别排在中下游和中上游第一。从整个黄河流域来看，政策出台越多、公民参与越多的地区，在社会发展和流域生态保护方面表现越好。从2009-2018年政策体系统计指标来看，山东相关政策颁布和参与频率在9个省份中最高，SDi和WEPi值也相对较高。可以看出，相关政策的出台对我省的社会发展和生态保护起到了重要作用。

此外，SDi和WEPi的变化趋势存在明显的“时间滞后”现象。以四川为例，2011-2012年PSi值增加了0.103，而2012-2013年SDi和WEPi值开始增加。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保护滞后于政策出台。国家政策颁布后，各地区在经济(如产业结构调整)或环境保护等方面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这些变化会反映在统计数据上，进而体现为SDi和WEPi的先后显著变化。此外，并非所有SDi和WEPi的波动都滞后于其他省份PSi的变化。例如，2013-2018年，青海、宁夏中上游地区对国家政策的响应较低，SDi和WEPi增长不明显，不存在显著的“时间滞后”。由此可见，“时间滞后”不应直接与社会发展绩效和流域生态保护绩效挂钩。“时间滞后”与该地区是否对国家政策作出反应以及反应程度有关。

2.  耦合协调度

如表3所示，2009-2018年黄河沿岸九省Di值波动较大。青海省平均Di值为0.382，属于轻度不协调。的四川、甘肃和宁夏的Di平均值分别为0.517、0.530和0.410，与基本协调水平一致。

内蒙古平均Di值为0.600 ，处于中等协调状态。青海仅用四年的时间就达到了基本协调阶段。青海省WEPi的平均值在9个省份中较高(排名第3)，而SDi和PSi相对较低，“社会-生态-政策”三元系统发展不平衡导致Di表现不佳。这三个子系统的不平衡发展在青海省尤为突出，尽管青海省具有积极的生态水平背景，但由于经济模式和政策实施的不发达，很可能对生态保护的发展构成威胁。

在中下游四省中，山西的平均Di值为0.361，属于轻度综合。陕西和河南的平均值分别为0.580和0.518，进入协调阶段。山东省的平均协调度为0.762，处于中等协调状态。

如前所述，近年来，山西削减了矿业、化工等重工业的生产规模，同时加快了生态保护工程的实施。但由于其严重的“历史生态债务”，相对落后的生态子系统与其他两个子系统之间的矛盾持续存在。此外，政策因素的调控作用不明显，山西的PSi值相对较低。总体而言，山西多年未呈现上升趋势，属于略不协调阶段。

就山东而言，它对国家的政策目的反应迅速。如2009年，为响应国家对资源消耗结构和经济发展规划的要求，颁布了《山东省节能条例(2009)》、《山东省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管理办法(2009)》、《关于优化金融结构支持山东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建议(2009)》等。从2009年到2010年PSi和Di的显著变化也可以证明这一点。此外，山东具有便利高新技术企业设立和国际经济贸易的地理优势。与此同时，黄河引起的水文灾害在山东很少发生，为该地区的生态保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外，随着近年来一系列国家战略的实施，政策“发展-保护”的反馈机制日趋成熟，政策对社会发展和流域生态保护子系统的促进作用日益突出。综上所述，山东省“社会-生态-政策”三元系统在Di值最高的9个省份中具有最高的耦合协调度。

3.  时空格局变化机理分析

传统经济发展与民生福祉的关系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为进一步探讨“社会-生态-政策”协调发展对黄河流域民生福祉时空变化的影响机制，对黄河流域九省的GTWR模型结果进行了计算(见表4)。

社会发展对民生福祉的影响系数在2014年和2017年呈现负相关(图5(a)，(b))，这可能与当前经济快速发展对自然资源的巨大消耗有关。2014年九省社会发展对民生的负相关系数区域差异不显著。与2014年数据相比，2017年中下游系数略有下降，上游省份系数明显上升，区域差异突出。2017年，中上游地区社会发展对民生福祉的负面影响减弱。究其原因，推测为这些省份经济规模相对较小，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生态保护建设的推动力度较大，政策响应力度有限。其对耦合协调发展的影响不足。与此同时，中下游地区的负相关性增强，说明经济的超高速增长导致了协调发展程度的下降，经济的单边牵引增加了生态破坏和协调不平衡的风险。

修复生态破坏以恢复生态红利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导致环保投资的回收期较长。因此，流域生态保护对民生福祉的影响系数在一定时期内可能为负值(图5(c)、(d))。2014年，这一负面效应几乎没有表现出空间异质性。中上游地区的影响系数略低于中下游地区。截至2017年，中上游流域生态保护对民生福祉的影响系数大幅上升且显著高于中下游地区。如前所述，中上游经济不发达制约了生态保护，而中下游经济的快速增长为生态修复项目的实施和环保设施的投资提供了资金支持。以青海为例，与2014年相比，2017年其SDi值下降了0.075，负相关系数从2014年的-0.051下降到2017年的-0.125。相反，内蒙古同期SDi值增加了0.079，流域生态保护系数与民生福祉的负相关显著下降(变化幅度为-0.063~-0.033)。因此，经济驱动对人们的生计和福祉有直接和间接的好处。值得注意的是，在一定条件下，经济驱动的效果可能是负面的。在中国当前的产业结构和社会背景下，经济的快速发展仍然严重依赖于自然资源的消耗和人力资本的投资。此外，经济超高速增长对多系统协调发展构成威胁。从图3和图4可以看出，尽管近年来山东经济快速增长，但其WEPi和Di却有所下降，这表明当地的生态奖金随着生态风险的增加而减弱。因此，山东省流域生态保护对民生福祉的影响系数为负。

从图6可以看出，政策支持的影响系数为正，说明政策的颁布和实施有利于改善民生和福祉。2014年，政策支持影响系数由黄河上游向下游递减，但仍保持正相关关系。2017年，各项政策对改善民生福祉的带动作用进一步增强，特别是在中下游地区。值得注意的是，与社会发展和流域生态保护因素相比，政策因素的区域差异正在逐渐缩小。政策支持正向影响系数的提高，降低了社会发展和流域生态保护对民生福祉的负面影响，发挥了宏观调控作用。2009年至2014年，国家出台了以黄河中上游生态保护区建设为重点的国家政策。

可以看出，这三个体系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二者协调发展是保障民生福祉稳定的重要前提(图7)。社会经济发展为民生福祉提供动力，良好的生态环境呈现出审美价值和感官享受等生态红利。从负面风险的角度来看，快速发展带来了过度的资源消耗，造成了生态环境的破坏，这将对人民的生计和福祉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政策的宏观调控功能不可或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