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空间行为规划：核心问题与规划手段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不合理的城市规划与土地利用方式导致城市社会可持续问题日益增多，学术界和规划界对“15分钟城市” （15-Minute City）规划和生活圈规划理念的关注日益密切。两者均强调周边必需设施的邻近性和多样性，关注微观个体行为，体现了时空间行为研究对“人地关系”的关注，是城市时空间规划研究与应用的重要落脚点。

然而，“15分钟城市”和生活圈规划从空间规划的角度优化城市空间结构，仅部分代表了时空间行为研究与规划的应用方向，欧洲各国制定的时间政策与时间规划、北美交通与可达性规划等规划实践也是时空间行为研究与规划的产物。除城市时空资源规划外，从行为的需求侧优化城市时空资源的供需关系、引导个体实现可持续的生活方式也是时空间行为研究的规划应用出口之一，如交通需求管理、能源使用消耗控制、健康生活方式引导等。因此， 在时空间规划的概念之上，有必要进一步提出时空间行为规划（spatiotemporal and behavioral planning，STBP），以求创新当前城市规划的思路与方法。

时空间行为研究与规划根植于 “人地关系”研究，核心在于认识、分析、诊断、优化“人”与“地”的互动关系，最终促进个体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及城市社会可持续的发展路径，实现“人”“地”协调 （图1）。时空间行为研究与规划对于“地”的关注既包括宏观层面的物质环境、社会与文化环境，也包括微观层面的认知空间与行为空间；对于“人”的关注则强调个体的主观认知与微观行为。

图1 | 时空间行为规划的核心问题

对城市中“人”和“地”的分析是时空间行为规划的基本依据，规划与管理政策制定的出发点应在于如何调整物质环境来减少制约个体行为的不利因素，为个体实现日常活动和理想的生活方式提供机会；同时分析个体行为中的不合理因素，从时空规划与行为引导两个方面提高个体生活质量与满意度。

城市空间规划是城市时空间行为规划的最直接、最基本的手段，空间规划分别从活动系统与移动系统出发，通过分析活动需求与设施空间分布及其可达性存在的矛盾，优化设施空间分布、不同活动设施和活动空间的衔接性和时空可达性，提高个体的空间可达性（图2）。

图2 | 空间规划框架

（1）生活空间规划。 生活空间规划整合个体的多个活动空间，如规划地铁站周边的日托服务或增设地铁站与日托设施之间的往返班车，缓解核心家庭中家长工作与家庭照料责任难以平衡的问题；或是促进居住地、就业地、服务设施的综合平衡，减少个体时空制约、提高个体生活满意度等。

（2）移动系统规划。 应用活动分析法，聚焦于个体出行需求，进行“行为描述—行为解释—行为预测与模拟”的规划过程。首先，以个体或家庭为微观分析单元解释出行行为的决策过程和形成机制；其次，考虑个体整日（或者更长时间段）不同活动和出行的选择集与优先级，考虑同一个体、同一家庭、同一出行链中出行方式、出行时间、出行目的地间的统一性，分析个体不同行为之间的顺序性和优先级。最后，基于对出行行为规律的挖掘，预测城市整体出行需求及空间分布。

时空间行为研究中共有两个时间概念，一是代表特殊性和差异性的个人时间（individual time），即个体的日常生活时间安排，因个体的社会角色、日常任务和主观偏好而异。二是人为制定的、机械的城市时间（urban time），即城市设施或城市服务的时间制度，如学校开放时间、交通运营时间等。 时间规划的核心是扩大个人时间与城市时间的重合窗口，增加个体的时间可用性，提高个体使用城市设施或城市服务的机会 （图3）。

图3 | 时间规划框架

（1）时间资源规划。 计算城市所有个体不同活动、城市不同设施与服务的时空结构，并对时间需求和时间供给进行匹配和调整。一种是“同步化”，挖掘城市居民的一般活动节奏，并据此规定城市设施与服务时间。另一种是“去同步化”，重视个体日常活动安排的差异性与主观偏好，鼓励差异化的开放时间安排。

（2）时间预算规划。 减少工作、学习或家庭照料活动对于个体的时间制约，增加个体时间预算与时间安排的灵活性。一方面，调整工作制度，减少工作活动的时间固定性，使个体可以灵活调整其日常活动安排。另一方面，优化社会福利制度或教育服务，通过发展社会服务协助学龄前儿童照料、调整学校开放时间，减少家庭照料的时间压力。

由于个体的理性是有限的、可获取的信息也是不完全的，加上主观偏好、价值和认知的共同作用，可能会导致个体产生不合理的行为决策，导致不可持续的行为后果。 个体的行为特征表明时空间行为引导有巨大的潜能， 一方面，可以通过信息发布或决策支持，弥补个体可获取信息的不完全性，协助个体理性决策；另一方面，可以对外显行为进行直接干预，或对个体的主观偏好进行价值引导，改变个体不合理、不可持续的行为（图4）。

图4 | 行为引导框架

（1）信息发布与决策支持。 首先，结合ICT、GPS、LBS和云技术等技术手段，整合多源数据，为个体提供更全面的信息。其次，通过情景分析和影响评估等手段，预测不同选择的可能后果。最后，制定选择集中的次序优先级，并基于在长期行为观察与分析中对个体主观偏好的分析和理解，提供个性化的最佳方案。

（2）政策干预与价值引导。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和规范激活理论，采用法规、指令或税收、奖励等经济措施作为外部手段，改变个体对于各种行为效应之间的评估权衡和主观期望；或是进行价值引导，通过宣传、教育等方式，引导个体自内而外地改变个体行为。

空间规划、时间规划、行为引导三个手段不是割裂的，在实践中应综合使用（图5）。   

图5 | 时空间行为规划三大手段的关系

首先，时间规划与空间规划可相互融合、相互促进。 一方面，空间规划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城市时间供给问题，以空间代替时间，例如“时间都市主义” 倡导在一定时间阈值内和步行可达范围内布局日常生活必需设施，以提高日常生活必需设施的时间可达性；另一方面，时间政策也可以作用于空间规划目的，以时间代替空间，如同步化的时间政策往往会促进空间利用的相对集中，能够促进地方活力提升；反之，去同步化的时间政策的结果是活动空间分散，通过错开学校开放时间、弹性办公政策，可以缓解高峰期的交通拥堵问题等。

其次，时空行为对时空间的选择会改变时空资源供需的动态关系， 除了从供给侧改变时间和空间资源外，需求侧的行为引导同样重要。以社区生活圈规划为例，不仅应该关注社区设施与居民日常活动之间的供求关系与可达性（空间规划），还应该扩展至社区设施服务时间与居民日常活动节律之间的匹配关系（时间规划），以及倡导社区居民低碳、共享、智慧的生活方式（行为引导）。

本文以当前规划学界“15分钟城市”和生活圈规划两大热点入手，提出时空间行为规划的概念、核心问题与规划手段。时空间行为规划根植于地理学中对于“人地关系”的讨论，识别、分析、优化行为需求与时空资源供给关系，并通过空间规划、时间规划和行为引导三个手段，优化城市时空间资源供给及个体行为需求与行为模式，实现“人”“地”协调。

时空间行为规划包括三个规划手段， 一是空间规划， 包括生活空间规划、移动系统规划，其目的是提高个体的空间可达性； 二是时间规划， 包括时间资源规划、时间预算规划，其目的是增加个体的时间可用性； 三是行为引导， 通过信息发布与决策支持、政策干预与价值引导等方式，改变个体不合理的行为需求与行为模式，最终促使个体行为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从实践层面来看，目前空间规划已在国内外广泛应用，尤其是强调设施邻近性与可达性的生活圈规划；时间规划主要在欧洲国家中应用，对于我国引入、实施弹性的时间政策具有借鉴意义；行为引导在交通领域、能源使用领域有一些探索性实践，未来还需要纳入对行为系统的整体考量。

空间规划、时间规划、行为引导三个手段相互作用、相互补充，三者的结合能够综合考虑时间与空间的整合性、出行与活动的统一性、个体行为系统与城市活动-移动系统的交互性，从时间、空间、行为三个层面谋求社会整体可持续发展。时空间行为规划概念的提出能够支持当前的城市规划与管理，体现了行为地理学融入城市社会可持续发展学的发展需要，也体现了我国城乡规划人本化、城市治理精细化的现实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