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清西安府钟楼群体的历史脉络

以下文章来源于建筑史学刊 ，作者王瑞坤

风烟幂幂锁楼台：元明清

西安府钟楼群体的历史脉络

The Vague Truth: Xi’an Prefecture Bell Towers i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the Yua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王瑞坤

图1  康熙《陕西通志》“西安府所属州县城图”

图2  嘉靖《陕西通志》“陕西省城图”

西安钟楼在中国建筑史中具有重要地位，但长期以来被当作孤立的研究对象，同城或近邻的迎祥观钟楼、鄠县县城钟楼（后文简称鄠县钟楼）、咸阳县城钟楼（后文简称咸阳钟楼）与西安钟楼在建筑形象层面高度相似却通常不为世人所知，且历史文献、当代共识、学术研究对这一建筑群体发展演变历史的认知普遍存在疏漏、混淆、错误。笔者尝试厘清元明清西安府钟楼群体（体系）的历史脉络，还原并解析被风烟变迁遮蔽的历史事实（图1～图4）。

图3  康熙《咸宁县志》“会城图”

图4  雍正《陕西通志》“会城图”

1 似是而非的唐代遗存：从景龙观到迎祥观钟楼

图5  迎祥观钟楼、西安钟楼在清代西安城中的位置

迎祥观及其钟楼故址位于西安老城广济街与西大街交汇处东北隅（图5～图6）。明清文献考证和当代文化地理研究通常认为唐代景龙观和北宋至明清迎祥观之间存在继承关系。针对这一观点，笔者在全面辨析、互证相关史料之后提出质疑、设想、解释。

图6  迎祥观故址现在的位置

据唐《景龙观钟铭》、北宋《新唐书·长宁公主传》、北宋《长安志·卷八》记载：唐中宗神龙元年（705）长宁公主取位于长安城崇仁坊西南隅的申国公高士廉故邸为府第，营饰豪奢，宅内有三重楼以供登临凭观。景龙四年（710）中宗暴崩，皇后韦氏临朝称制。同年李隆基发动政变，拥其父李旦登基为睿宗，改元景云。韦后被杀，长宁公主随夫离京，以中宗景龙年号为名献宅为观，遂为景龙观。睿宗景云二年（711）铸铜钟，以年号为名，置于景龙观内，睿宗为景云钟亲作铭文（图7）。玄宗天宝十二年（753）景龙观改称元贞观。

图7  存放于西安碑林博物院的景云钟

据元代《类编长安志·寺观》记载，北宋京兆府城有迎祥观，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改称灵应观。元代《长安志图》所载《奉元城图》（图8）在城内广济街什字东侧标注了钟楼。清嘉庆《咸宁县志? 卷四》考证确认，此钟楼即迎祥观钟楼。由此可知，迎祥观至迟在北宋已经存在，迎祥观钟楼至迟在元代已经存在。

图8  元《长安志图》“奉元城图”

清雍正《陕西通志·城池》、乾隆《西安府志·城池》有相似记载：“钟鼓二楼，东西相距半里许。明洪武十七年建，正统五年修。本朝康熙三十八年复修。”事实上，今日所见西安钟楼初建于明神宗万历十年（1582 年，见后文）。由此推测，史志记载明太祖洪武十七年（1384）和英宗正统五年（1440）所营建或修葺的“钟楼”实际应当是指迎祥观钟楼。

据清嘉庆《长安县志·寺观志》记载：唐玄宗于开元年间（713—741）梦见太上老君，其后在终南山中寻得太上老君玉像，于景龙观内大同殿安置供奉，遂改景龙观为迎祥观以纪之。明宪宗成化年间（1465—1487）重修迎祥观。明孝宗弘治年间（1488—1505）再度重修有记。

据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重修迎祥观钟楼碑记》所载，明太祖洪武年间（1368—1398）移置景云钟于迎祥观钟楼，鸣钟以司晨暮，声彻城内外甚远。虽未言明具体年份，但笔者推测很有可能是在迎祥观钟楼营建完毕之时，即雍正《陕西通志》、乾隆《西安府志》记载的洪武十七年（1384）。《碑记》另载，清顺治八年（1651）重修迎祥观钟楼并立碑。至道光朝，不复叩鸣景云钟时日已久，而是比诸仙灵之像以供奉景云钟。

据中华民国《咸宁长安两县续志·祠祀考》记载，道光二十八年（1848）重修迎祥观钟楼并立碑，光绪十三年（1887）再度重修并立碑。

中华民国13年（1924）迎祥观钟楼倒塌。至20世纪30年代，迎祥观仅存一座大殿和东西两厢偏殿且被小作坊占用，年久失修，破烂不堪。自中华民国22年（1933）起，迎祥观被改建为小学。1953年景云钟移至陕西省博物馆（即今日西安碑林博物院）保存（图7）。1957年出版的《西安胜迹志略》记载，此时太上老君玉像已不知失于何时何处，迎祥观钟楼故址仅余高大的楼基和道光年间的石碑。迎祥观故址现在是地面停车场。

图9  足立喜六所摄迎祥观钟楼和景云钟， 光 绪三十二年至宣统 二年（1906— 1910）

由于迎祥观及其钟楼的实物已不存在，因而对建筑形制的考证不得不依赖为数不多的历史影像与文字资料，包括：日本学者足立喜六于光绪三十二年至宣统二年期间（1906—1910）所摄影像（图9）与笔记，收录于《长安史迹研究》。法国汉学家沙畹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所摄影像（图10），收录于《北中国考古图录》。日本历史学家桑原骘藏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所写笔记，收录于《考史游记》。中华民国3年（1914）第5期《时事汇报》刊登的《关中游览记》。瑞典汉学家喜仁龙于中华民国10年（1921）所摄影像（图11）与笔记。

图10  沙畹所摄迎祥观钟楼，光绪三十三年（1907）

对于唐代景龙观和北宋至明清迎祥观之间所谓的继承或同一关系，因支撑观点的史料存在明显空白或断层故笔者认为仍存在讨论质疑的空间：一，唐代史料只记载了景龙观和玄宗朝改称为元贞观之事，但完全没有提及迎祥观。二，元代《类编长安志》《长安志图》所录建置无不述及与前代的关联，然而仅仅明确了迎祥观在宋金元时期的存在，却完全没有涉及与唐代景龙观的关系。三，历代史志首次提及迎祥观与景龙观的关联是在清嘉庆《长安县志》中，即所谓唐玄宗夜梦太上老君又寻得老君玉像之故。唐朝奉道教为国教，奉太上老君（老子）为始祖，供奉老君玉像亦在情理之中。但倘若果真有如此祥瑞生动之事，必然不会直到清中叶才首次见载于史，因而笔者认为玄宗之事很有可能系杜撰附会。四，景龙观与迎祥观之间唯一确切的关联是景云钟。然而道光朝碑记明确指出景云钟是在明初洪武年间才移入迎祥观内，在此之前景云钟所处何地不得而知。迎祥观钟楼至迟在元代已经存在，但在明初之前所悬之钟显然并不是景云钟。五，沿用长宁公主府邸的唐代景龙观位于长安外郭城中崇仁坊的西南隅，相当于明清西安府城新开道巷的东侧位置。北宋至明清迎祥观位于广济街与西门大街交汇处东北隅，相当于唐皇城内承天门外大街与顺义门—景风门大街交汇处东北隅（图12）。景龙观与迎祥观明显不在同一位置且相去甚远。

图11  喜仁龙所摄迎祥观钟楼，中华民国10年（1921）

图12  隋唐与明清城市格局的对应关系

笔者推测认为：一，由于唐代的景龙观具有重要地位，所以在唐末五代时期长安外郭城被放弃、以皇城为基础缩建“新城”时，紧邻皇城之外的景龙观很有可能被迁移进入皇城之内重新建立或安置，并成为后世迎祥观的由来。二，长宁公主宅邸时期的三重楼有可能与后世迎祥观钟楼具有某种层面的关联。三，对于史料断层的讨论并不能完全否定迎祥观由景龙观迁移继承而来的可能。四，虽然将外郭城中的重要寺庙宫观迁入皇城中是唐末五代缩建“新城”时的普遍现象，但以上设想仍然有待进一步研究核实。

2 新建而非移建：从迎祥观钟楼到西安钟楼

图13  喜仁龙所摄西安钟楼东侧人视角， 中华民国10年（1921）

图14  今日西安钟楼西北侧人视角

西安钟楼（图13～图15）位于西安老城内东西南北四条大街交汇处（图16）。当地共识、文旅宣传，甚至学术研究大多误认为西安钟楼由迎祥观钟楼拆解并移建而来。针对西安城市史的这一重大问题，笔者将在上文的基础上继续梳理史料并探究造成混淆的原因。

a）西安钟楼二层

b）西安钟楼一层

图15  西安钟楼内部

图16  西安钟楼、鼓楼的城市区位

据清雍正《陕西通志·城池》记载，明神宗万历十年（1582）陕西巡抚龚懋贤主持建设西安钟楼。其所作《西安钟楼东迁歌》称：“楼惟筑基外，一无改创，故不废县官而工易就。”笔者由此认为，主政者在工程之初即有意保持西安钟楼与迎祥观钟楼在建筑形制层面的相同或相似，西安钟楼参考或复制了迎祥观钟楼的建筑形象。

待西安钟楼建成后，景云钟一度迁往此处，因扣之不鸣乃重返其迎祥观故所。清乾隆五年（1740）陕西巡抚张楷所撰《重修西安钟楼记碑》有记：“居人耳传，谓明时建是楼，以徙景龙观钟。既悬，扣之不鸣，乃返其故所……神物有灵，迁其地而不宁，理或有然者。”

据清乾隆《西安府志·城池》、乾隆《重修西安钟楼记碑》、嘉庆《咸宁县志·卷四》等史料记载，西安钟楼先后在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乾隆五年（1740）、乾隆五十二年（1787）与西安鼓楼同步修缮。

笔者认为有必要从4个层面澄清历史事实：

1）史籍中记载的在西安钟楼竣工之前时段的所谓“钟楼”是指迎祥观钟楼，鸣钟以司晨暮之事亦由其所存景云钟承担。迎祥观钟楼为全城授时，有别于一般佛寺道观中小范围报时的钟楼。

2）待西安钟楼建成后，景云钟仍然长期存放在迎祥观，西安钟楼使用的巨钟并不是景云钟。道光《重修迎祥观钟楼碑记》记载，这一时期的景云钟被供奉在迎祥观，比诸仙灵之像。

3）万历十年（1582）营建西安钟楼之事常常被误认为是移建或迁建，但历史事实是新建，即在西安钟楼竣工之后，迎祥观钟楼仍然存在。包括学术研究在内的当代观点广泛认为迎祥观钟楼被拆解并迁移重建，除增设基座之外，建筑样式皆依原制而无改创。笔者认为这种说法应当是被《西安钟楼东迁歌》误导所致。乾隆《重修西安钟楼记碑》谓移置景云钟“扣之不鸣，乃返其故所”，倘若迎祥观钟楼已被拆解，又何来故所可返。道光《重修迎祥观钟楼碑记》确载顺治八年（1651）和道光二十八年（1848）对迎祥观钟楼的两次修缮，以及清末至中华民国时期的历史影像（图9～图11）皆是对这一历史事实的有力支撑。

4）康熙《咸宁县志》所载《会城图》（图3）将西安钟楼标注为文昌阁，与楼内供奉文昌帝君的记载相合。笔者由此推测，所谓“钟楼”可能是职能名称，而文昌阁是其本名。所谓“移建”之说可能是指承担为全城授时职能的建筑实体发生了改变。

3 降低规制的模仿：鄠县钟楼与咸阳钟楼

图17  鄠县钟楼西侧人视角和内部

鄠县钟楼和咸阳钟楼是元明清西安府钟楼群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西安钟楼样貌相似但规制较低。鉴于当代学术研究对此二者罕有涉猎，笔者尝试填补缺漏。

鄠县钟楼（图17）存留至今，位于旧县城中央四条大街垂直交汇处，在城市中的区位与西安钟楼如出一辙（图18）。根据乾隆《鄠县新志·建置第二》、中华民国《重修鄠县志·城关》《邑侯张公建文昌阁记》记载可知：鄠县钟楼由知县张宗孟主持创建于明崇祯八年（1635），其时“流寇窃发，居人震荡，迁徙不宁”，故在整饬兴建鄠县城墙、城楼、角楼等城防体系时在城内一并建设钟楼以作防卫瞭望、镇守地脉之用。“既有以御寇患又有以振文风，所谓文事武备交藏互用，寓大顺于不测，寄军容于俎豆。”因初建之时供奉文昌帝君以提振人文风气，故始名文昌阁，与西安钟楼一致；因其位于县城中心，故又称中楼；又因其仿省城钟楼之制，故又作钟楼。清康熙二十年（1681）知县康如琏主持重修。乾隆十年（1745）知县李文汉主持重修后又改称大观楼。今日所见鄠县钟楼主要体现了乾隆十年重修后的风貌。

图18  鄠县钟楼的城市区位

图19 咸阳钟楼的城市区位

咸阳钟楼历史原物于20世纪50年代被拆除，原址在今咸阳市永绥街、清泰街、中山街相交的路口处（图19）。2010年在原址西侧约50米处重建落成。咸阳钟楼史料记载仅见于乾隆《咸阳县志·县城图》（图20）、中华民国《重修咸阳县志·楼台》，历史影像唯有沙畹摄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的旧影留存于世（图21）。根据史志记载可知，咸阳钟楼始建于明代万历年间（1573—1620），“所以望氛祲察灾祥，辅城郭益形胜”，笔者推测很有可能与西安钟楼同期或稍晚。在清代历经四次大修，其中后两次年份明确，分别为乾隆七年（1742）和道光十三年（1833）。

图20  乾隆《咸阳县志》“县城图”

图21  沙畹所摄咸阳钟楼，光绪三十三年（1907）

鄠县钟楼、咸阳钟楼在模仿西安钟楼的基础上缩小规模、降低等级、加入地方作法，具体体现在：鄠县钟楼、咸阳钟楼在整体建筑形象、屋顶形式、总层数、平面形式、每层开间进深数、基座、券洞等层面完全以西安钟楼为范本；但总高度和平面尺度皆只及西安钟楼六成左右，相同位置斗栱数量只及西安钟楼七成左右且跳数减少，不设平坐层，屋面不施琉璃瓦，脊兽数量减少；鄠县钟楼宝顶四龙捧珠瓦件细腻精美，屋脊花饰繁复、檐角起翘幅度较大，内外彩画、勾栏挂落大量使用地方样式。以上皆为关中地区风土建筑的常见作法。

4 绾毂四向：控制城市结构的变化

4.1 从“东鼓西钟”到“东钟西鼓”

至迟自元代开始，西安城中已经形成迎祥观钟楼在西、敬时楼（鼓楼）在东的格局。明太祖洪武十七年（1384）迎祥观钟楼被重建或大修，敬时楼原址处建成西安鼓楼，但钟楼在西、鼓楼在东的格局并没有发生变化。“东鼓西钟”的布局模式和同时代的南京城，以及隋唐以来至元代之前的宫廷制度保持一致。

明神宗万历十年（1582）西安钟楼营建完成后，“一鼓两钟”的新格局在西安城中形成并一直保持至中华民国初期，即鼓楼在中央，东西两侧各有一座形制相似的钟楼。

自中华民国13年（1924）迎祥观钟楼倒塌灭失之后，余下的西安鼓楼、西安钟楼又形成了“东钟西鼓”的格局，亦即今日所见，但这并不是完整的历史状态。

4.2 确认南北中轴线迁移

从隋唐长安到明代西安，城市的格局结构与空间轴线持续发生变化：

图22  唐长安皇城平面图

1）唐长安皇城（图22）的南北中轴线是承天门外大街，南至皇城南垣正门朱雀门，北至宫城南垣正门承天门，即所谓“天街”；东西中轴线是景风门—顺义门大街，东至皇城东垣正门景风门，西至皇城西垣正门顺义门。

2）唐朝末年长安城被摧毁，宫城、外郭城被放弃，皇城被保留并改建：南墙封闭朱雀门，两侧含光门、安上门仍保留；北墙仅保留承天门，并改称玄武门；东墙仅保留景风门，西墙仅保留顺义门；南北城门开始不相对位，但东西城门仍然对位。

3）元惠宗至正四年（1344）《长安志图·奉元城图》（图7）编绘完成，图中可见南城墙只有偏东的一座城门即安上门，药市街南部有“此隅巷陌委曲不能详记”的注记，表明隋唐时期的南北中轴线南段至此已经被模糊弱化并退化成小巷。

4）明初西安城垣的范围在唐皇城的基础上向东、北两面大幅扩展，城门和大街轴线格局随之改变（图12）：在安上门旧址新筑永宁门，以之作为西安府城的南门；与永宁门对位，在北墙新筑安远门作为北门；在顺义门旧址偏南新筑安定门作为西门；与安定门对位，在东墙新筑长乐门作为东门；自此而始，沿袭了隋唐安上门内大街轴线的南（门）大街—北（门）大街形成新的南北中轴线，自隋唐延用至明初的承天门外大街旧南北中轴线的地位逐渐弱化；由东（门）大街—西（门）大街担当的东西中轴线仍然沿袭并延长了隋唐景风门—顺义门大街轴线；明代城址的两条中轴线持续沿用至今日。

关于迎祥观钟楼、西安钟楼对于城市结构的控制，笔者认为：一，明初时期新扩展的城内东部人口、活动、建筑尚且空乏，因而洪武十七年（1384）仍然在偏西的广济街旧轴线处营建迎祥观钟楼来为全城授时。二，历经两个世纪的发展至明朝中后期，城内东部已经较为充实，新南北轴线的实际效用已然稳固取代旧轴线，迎祥观钟楼所处位置此时显得过于偏西。因而万历十年（1582）在城内东西南北大街的交汇处新建西安钟楼。三，西安钟楼绾毂东西南北四向，在塑造城市形态与肌理层面发挥着宛如拱心石一般的决定性作用。需要强调的是，西安城以西安钟楼为核心、东西南北四条通达城门的大街垂直正交于此并担当城市轴线的格局直至明朝中后期才完全形成，并非通常认为的明朝初期。城市结构的调整变化显著滞后于城垣范围的扩张。四，自唐末封闭朱雀门使得全城南北中轴线模糊、格局失焦，历经五代宋金元之后，直至明代南（门）大街—北（门）大街成为新的南北中轴线，城市结构才再次变得清晰明确。唐末以至明清城市格局的变化是逐步发生的，其中有若干标志性事件，西安钟楼的营建完成最终确认了南北中轴线的迁移。

图23  清代西安城市结构

据康熙《咸宁县志·城池》、雍正《陕西通志·城池》、乾隆《西安府志·城池》记载：清顺治六年（1649）西安府城内东北部建立“满洲八旗驻防城”，简称“满城”，成为统治民族的政治军事堡垒，所在空间的性质和内容发生颠覆性改变，以西安钟楼为坐标原点的全城格局再次发生重大调整（图23）：一，满城南墙走向沿东（门）大街，从西安钟楼基座东券洞南侧至长乐门南侧，与长乐门瓮城南墙相接。二，满城西墙走向沿北（门）大街，从西安钟楼基座北券洞东侧至安远门东侧，与安远门瓮城东墙相接。三，西安钟楼成为满城的西南角楼兼角门，长乐门城楼成为满城的东南角楼，安远门城楼成为满城的西北角楼，大城东北角楼变为满城专属。四，东（门）大街的大部分路幅和北（门）大街的一半路幅被满城墙垣压占，交通功能和中轴线的属性被极大地削弱。

中华民国元年（1912）拆除满城、复建东大街和北大街，城市轴线和空间结构大致恢复到明代中后期的状态。

5 海内翘楚：西安府钟楼群体自成体系

5.1 府城垂范县城

元明清西安府钟楼群体（体系）包括但不限于迎祥观钟楼、西安钟楼、鄠县钟楼、咸阳钟楼等。表1汇总了这一群体发展演变的历史沿革。

表1  元明清西安府钟楼体系历史沿革

对于这四座钟楼在建筑形象上表现出高度相似的现象，笔者认为：一，依据建造时间排序，迎祥观钟楼应当是最早的原型。二，西安钟楼借鉴了前者的建筑形象，在基座、平坐、通高、总层数、每层开间数、平面形式等方面与前者几乎完全相同，与《西安钟楼东迁歌》“一无改创”之语相合。三，西安钟楼是明代北方官式建筑的杰出代表，与明代西安府城作为中央皇权强有力统治的西北地区政治军事文化堡垒的身份地位相符。西安钟楼继承宋《营造法式》以来的营造传统，又有诸多革新之处，同时还受南方营建技艺的影响。四，咸阳钟楼、鄠县钟楼在模仿西安钟楼的基础上缩小规模、降低等级，加入的大量地方作法直观体现在屋面瓦件、油漆彩画、勾栏挂落等小木作装修层面。五，从西安府城这一区域中心大城到咸阳县城、鄠县县城这一类中小规模城市，元明清西安府钟楼群体呈现出明确的等级性，在从高到低的降序中，建筑形制的官式意味减弱而风土意味增强。这种在同一地域范围内，对同一类型的地标建筑进行连续仿制的现象可谓罕见。

5.2 同类型建筑比较

本文聚焦以钟楼为代表的礼制建筑在塑造城市空间格局层面发挥的作用，因而对于建筑形制的比较也主要关注影响城市景观环境的外部形象（表2）。就元明清西安府城而言，在高度层面，西安钟楼高于西安鼓楼和四门城楼箭楼，是城中最高的建筑物；在屋顶形制层面，西安钟楼是为数不多拥有三重屋檐并覆盖彩色琉璃瓦的建筑物，形制等级最高。就中国留存至今的所有古代钟楼建筑而言，西安钟楼是体量最大、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其规制不亚于甚至可能超越北京钟楼。在礼法等级森严的明清时期，西安作为省城却拥有如此规制的礼制建筑，表明后都城时代的西安城在全国城市体系中依然拥有很高的位次。

表2  北京钟楼、西安府钟楼建筑形象比较

6 被遮蔽的历史孤岛：小结与余绪

笔者尝试从风烟遮蔽中梳理元明清西安府钟楼群体（体系）的历史脉络，整理出9个主要事实要点：

1）迎祥观至迟在北宋时期已经存在，其与唐代景龙观之间的继承关系因史料记载存在明显断层故仍不能完全明确。西安城中至迟在元代已经形成迎祥观钟楼在西、敬时楼（鼓楼）在东的格局。“东鼓西钟”的布局模式持续到明代中后期，和明代南京城以及隋唐以来至元代之前的宫廷制度保持一致。

2）明万历十年（1582）营建西安钟楼的历史事实是新建而非移建，在其竣工之后迎祥观钟楼仍然存在并用于安置景云钟。“一鼓两钟”的分布格局自此形成，即鼓楼在中央，东西两侧各有一座形制相似的钟楼。

3）西安城以西安钟楼为核心、四条通达城门的大街垂直正交于此的格局直至明代中后期才完全形成，城市形态历时性的调整变化显著滞后于明初城垣范围瞬时性的扩张。

4）自唐末封闭朱雀门使得全城南北中轴线模糊、格局失焦，历经五代宋金元时期城市格局逐步发生变化，明代中后期西安钟楼的营建完成确认了南北中轴线由隋唐时期的承天门外大街向东迁移至南（门）大街—北（门）大街。

5）清顺治六年（1649）西安城内东北部建立满城后，以西安钟楼为坐标原点的城市结构再次发生重大调整，西安钟楼成为满城的西南角楼，东（门）大街和北（门）大街的交通功能和中轴线属性被极大地削弱。

6）自中华民国13年（1924）迎祥观钟楼倒塌灭失之后，余下的西安钟楼、西安鼓楼又组成了“东钟西鼓”的格局，亦即今日所见，但并不是完整的历史状态。

7）四座钟楼在建筑形象和城市区位层面高度相似，这种在同一地域范围内对同一类型的地标建筑进行连续仿制的现象可谓罕见；迎祥观钟楼是最早的原型；西安钟楼借鉴了前者的建筑形象，在基座、平坐、通高、总层数、每层开间数、平面形式等层面与其几乎完全相同；鄠县钟楼、咸阳钟楼在模仿西安钟楼的基础上降低规制，加入的地方作法直观体现在小木作层面。

8）西安钟楼是中国现存所有古代钟楼建筑中体量最大、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其规制不亚于甚至可能超越北京钟楼。这表明后都城时代的西安城在全国城市体系中依然拥有很高的位次，与明代西安城作为中央皇权强有力统治下的西北地区政治军事文化堡垒的身份地位相符。从西安府城到所辖县城，钟楼建筑群体呈现出明确的等级，在从高到低的降序中，建筑形制的官式意味减弱而风土意味增强。

9）需要正视的是，当代城市建设对西安钟楼周边区域造成了深刻的影响：戴着大屋顶的钢筋混凝土巨构遮天蔽日却又乏善可陈；钟楼被包夹裹挟，犹如城市中央的盆景和首饰，成为现代化城市中的历史孤岛；幸存的高阁殿宇成为相互隔绝孤立的文物保护单位；基础设施虽然得到更新，但是元明清以至中华民国时期严整的建筑等级和空间格局秩序荡然无存。如何在城市更新中恰当地保存并发扬历史风貌，同时又体现时代精神，是一项困难但关键的工作，但首先应当建立对城市历史身份、风貌格局及其价值意义的全面准确的认知。

知识点：元明清西安府钟楼群体的历史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