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佛寺木塔的比较研究

塔作为一种建筑形式，起源于印度的“窣堵坡”，是佛教高僧埋藏舍利、遗骨、遗物的建筑。中国古代和东亚地区的佛塔建筑，显然也是和佛教的传入有关，是印度的“窣堵坡”与中国的木构重楼相结合的产物。根据文献记载，佛教传入中国内地是在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公元2世纪末，筰融在徐州就建有浮屠祠，“上累金盘，下为重楼，又堂阁周回，可容三千许人”，其中的“重楼”“金盘”“堂阁周回”，显然是中国古代阁楼式木塔建筑的萌芽。之后，三国时期的吴国，赤乌十年（247 年）在建业开始建寺造塔，则开创了江南造塔之先。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内地，经三国到两晋、南北朝时期，佛寺和佛塔在中国内地的建造已经非常普及，南朝建康都城已有佛寺500 多所，北朝北魏洛阳都城则有佛寺1367 所，寺院和佛塔建筑数量和规模惊人，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其作为这个时期与佛教有关的最重要建筑，对后世中国的佛塔建筑显然也具有很大的影响。

 

　　但由于年代久远，至今已没有两汉至南北朝时期的楼阁或木塔建筑实物保存，人们也仅能在考古发掘的墓葬随葬的汉代明器陶楼与墓室壁画资料中，对其面貌窥得端倪。此外学者们还可以通过考古发掘的北朝佛寺塔基遗迹的复原研究，获得有关佛塔建筑的建筑形制和结构特点。目前在中国内地已经明确考古发掘的北朝时期佛塔基址，主要有北魏平城（今山西大同市）思远寺、北魏龙城（今辽宁朝阳市）思燕寺、北魏洛阳（今河南洛阳市）永宁寺和东魏北齐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赵彭城佛寺遗址。上述寺院具有较为相似的寺院布局形制和佛塔建筑结构，为我们研究这个时期的佛寺建筑发展演变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

 

　　本文即以上述寺院及佛塔基址的考古资料为基础，进行一些复原与比较研究。

 

　　一　北魏平城思远寺与塔基遗址

 

　　思远寺是北魏建都平城时期的一所重要皇家寺院，位于都城北面25 公里的方山永固陵（冯氏陵墓）南部，是由当时掌控政权的文明太皇太后冯氏创建于孝文帝太和三年（479 年）。1981 年，大同市博物馆对该寺院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从残存遗迹来看，寺院建筑布局完整，遗存遗物较为丰富，从南到北主要有山门、佛塔、佛殿和僧房等建筑基址，是一座时代较早的以塔为中心、前塔后殿式的佛教寺院。

 

　　整个寺院坐落在一个南北长88 米,东西宽60 米，高约1.8～2.6 米的台地上，平面呈南北长方形。（图一）台地周边用块状玄武岩和浮石堆砌护壁，壁面呈45 度收分，壁内以碎石块和三合土填充夯实。台地南面中间有一踏道，为凹进阶梯式，宽5.2 米，长约4米，残高0.7 米。

图一 　北魏思远寺与塔基平面复原图

 

　　寺院主要建筑皆建造在台地中部第二层平台上，也为南北长方形，南北45.8 米，东西35米。平台周边四面以玄武岩加工的石条错缝垒砌，壁面与平台呈90 度直角，高2.5 米。平台南面正中的踏道为外凸阶梯式，南北长12 米，宽4.8 米。山门位于踏道上南凸的小平台上，残存有2块础石，均为方座覆盆式，边长62厘米，二础石间距3.6 米。

 

　　佛塔基址位于第二层平台中部，坐北朝南，与南面山门在一条轴线上。据残存遗迹，塔基边长19.8 米，为中间砌筑塔心实体、外围有回廊式殿堂的土木混构方形木塔。塔心实体基部为正方形，用玄武岩石块和三合土垒砌并分层夯筑而成，边长12.2 米，残高1.25 米。塔心实体东侧尚残存南北向一排4 块未移位础石，均为方座覆盆式明础，规格与门址础石相同，间距3.3 米，应为塔心实体周边回廊式殿堂的前檐柱础。在塔心实体周边回廊式殿堂内，还发现一些铺地砖。出土遗物主要有北魏时期的板瓦、筒瓦和瓦当，还有大量彩色的泥塑佛教造像，主要散落在回廊四周。

 

　　据上述残存的塔心实体规模和础石的排列情况，可以对塔基的柱网分布、开间规模和建筑结构做大致形制复原。即整个塔基上可布置柱础45个，分3 圈方形排列，形成佛塔四面每面5 间。在塔心实体内可复原两圈柱网：第一圈4 个柱础，加上中心1 块塔心刹柱础石，共计5 个；第二圈每面4 个柱础，减去四角共用的4 个，合计12 个，可形成塔心实体每面有3 个佛龛。由于塔心实体为石块与三合土混筑，较为坚实，上述础石（包括塔心刹柱础石）应放置在较高的塔心实体之上，残存的塔心实体只有1 米多高，故上述础石均已无存。第三圈柱础为塔心实体外围回廊式殿堂的前檐柱础，据排列位置可复原为28 个，包括四角各设置1 个增柱，每面8 个，中间6 个构成每面开间5 间。殿堂每间面阔3.3 米，进深4.1 米。在塔心实体北面2米处回廊殿堂内，垒砌有砂岩加工成的石条，残长7.2 米，宽0.4 米，残高0.15～0.2 米，嵌入地下约0.1 米。根据所在位置和残存遗迹，应考虑是否与塔心实体北面设置的登塔设施有关。如此，塔心实体的其他三面则各形成3 个佛龛，塔基回廊周边出土的大量泥塑佛像残件当即雕塑于此。塔心实体外围则是绕塔心实体礼佛的回廊式殿堂，这种建筑形制符合这个时期木构佛塔的建筑结构和形制特点。

 

　　佛殿基址位于佛塔基址的北面，坐北朝南，也与塔基在同一条轴线上。发现柱础4 个，均为砂岩，方座覆盆式，边长72 厘米，通高35 厘米。由础石分布情况，可大致复原佛殿基址东西23.7 米，南北9.3 米。面阔7 间，开间均为3 米；进深2 间，前排进深3.3 米，后排进深4.1 米。佛殿基址除了出土大量建筑板瓦、筒瓦和瓦当，还有陶制鸱吻残件。

 

　　僧房位于佛殿基址西北角，发现有土坯砌筑的炕洞3行和灶台1个，有大量火烧痕迹的土坯。

 

　　二　北魏龙城思燕佛寺塔基遗址

 

　　据文献记载，文成文明太皇太后冯氏在平城修建思远寺之后，又在其故国北燕的旧都龙城（今辽宁朝阳市）修建了思燕寺佛图。根据1986年以来对朝阳市北塔整修工程的考古勘察，确认了以往学者们结合文献记载的推测，即这座辽代佛塔基址下，还修建有唐代、隋代和更早的北魏时期塔基，而这些塔基均是在十六国三燕都城龙城的宫殿基址上营建而成。

 

　　由于朝阳辽代北塔的建筑遗址较为复杂，多个时代的相互叠压和重修改建，使包括北魏时期佛塔基址的早期遗迹被破坏较为严重，相关遗迹辨别较为困难。尽管如此，从残存遗迹仍能观察到，思燕佛塔也是一座中间筑有夯土实体和柱网、周边为绕塔心殿堂、外侧副阶周匝的土木混构楼阁式佛塔，与方山思远寺和洛阳永宁寺塔基的平面形制和建筑结构有诸多相似之处。

 

　　据考察资料，北魏思燕佛塔修建在三燕宫殿的基址上，基础坚固，中心部位夯土厚达7 米。

　　现主要残存有塔心夯土实体、柱网础石、周围两层回廊式殿堂以及前檐和后壁廊柱等遗迹。我们可以结合其他塔基资料，重新对该塔基进行一些复原研究。（图二）

图二 　北魏龙城思燕寺塔基复原图

 a. 柱础石 b. 础窝、磉墩 c. 础痕 d. 小柱洞 e. 檐墙 f. 柱洞 g. 三燕地面、垫土层 h. 烧面与瓦片堆积 i. 北魏垫土层

 

　　在残存较高的早期夯土台基之上，保存有4圈柱网，但未见塔心刹柱础石。第一圈4 块础石；第二圈12 块础石；第三圈20 块础石；第四圈28 块础石，第四圈础石外缘约18.9 米见方。第一至第三圈础石，均叠压在塔基中部约16.8 米见方的夯土实体下，横、纵向柱心间距均为2.75米；第三至第四圈础石的纵向柱心间距为2.55米，之间为土坯砌筑，以便于在塔心实体周边垒砌佛龛塑造佛像。该塔基上层台基的规模约30.8米见方，参照同时期木构佛塔的建筑结构，该塔基应存在塔心刹柱和第五圈柱网。塔基上虽未发现塔心刹柱础石，但结合这个时期木构佛塔顶部均设置有承露盘或宝瓶等塔刹设施，塔心刹柱础石应当肯定存在，只是放置位置高于现存塔心夯土实体而已。经复原，第五圈柱础应该和塔心实体内的4 圈柱网相互对应，以便于搭建高大的木构佛塔和周边礼佛的回廊式殿堂。如此第五圈柱网应该有柱础44 个，除四面各设置10 个以构成每面9 间殿堂外，四角均还增设1 个柱础；每间殿堂面阔2.55～2.75 米，进深3.8 米。这种在塔基四角设置增柱的做法，在这个时期木构佛塔建筑中较为常见。此塔基的布局形制与柱网分布，几乎与洛阳永宁寺塔基完全一致，如回廊殿堂内侧即第四圈柱础内侧，塔心夯土实体外围的东、西、南三面壁面上，当也可能各设置5 个佛龛，以便于安放塔基出土的大量泥塑佛像。北面回廊内侧，也可能是设置登塔阶梯所在。上层台基四面殿堂中间1 间的外侧，各设1 处阶级踏道，宽4.3 米，残长3.4 米，复原长约7 米，踏道中间为夯土筑成，边壁与上层台基周壁一样砌筑土坯。

 

　　围绕着上层台基及四面踏道的外侧，还有一周外圈回廊。其地面低于上层回廊台面2.4 米，保存有前檐廊柱的础坑、后壁廊柱的础石、被火烧过的地面和外侧的条状夯土基址等遗迹。该回廊柱网与上层台基的柱网明显不相对应，即间距不同，除四角的4 间柱心间距约为4.8 米，其余柱础间距面阔与进深均为3.9 米。此外，考古报告将外围的条状夯土基址认定为外檐墙，内侧的2 圈柱网分别为金柱和后壁柱，即进深2 间、面阔11间，显然存在一定问题。首先，该条状夯土基址宽达2 米，且基础较浅，作为墙基不太合适；其次，此夯土基址内没有发现与内侧廊柱相对应的任何柱础痕迹，作为檐墙和檐柱均没有确切依据，无法搭建；第三，参照这个时期同类佛寺建筑和东汉魏晋灵台遗址发掘的类似遗迹，回廊外侧均有宽约2 米河卵石或砖铺散水，其散水即铺砌在经过夯筑的较浅夯基之上，此种遗迹更符合散水地基的处理方法。如确定其是散水的夯基，塔基外侧回廊的建筑形制也当重新考虑复原。由于该回廊可以确认有前檐和后壁两圈廊柱，它们构成了该塔基周围的下层回廊建筑，即副阶周匝，台基每面通阔40.5 米，进深4.8米；面阔9 间，中间7 间面阔开间3.9 米（础心距），两侧拐角开间4.8 米；廊道宽约3 米，檐柱外侧台基宽1.8 米；台基外周则是宽约2 米的散水。这和东汉魏晋洛阳灵台四面殿堂围绕中心高台、外圈副阶周匝的建筑形制几乎相同，显示了这座早期木构佛塔仿建中国传统的台阁“重楼”和“堂阁周回”的建筑特点。

 

　　关于塔基的地宫问题，发掘时曾在辽代地宫内深探，在北魏塔心础石面以下9.1 米处发现有大型石板，极有可能就是北魏建造佛塔时埋藏舍利石函的石构件，符合这个时期木构佛塔使用石函瘗埋舍利的惯常做法和建筑结构。

 

　　据对塔基周围寺院遗迹初步勘察，思燕佛寺也是一座以佛塔为中心、前筑山门、后建佛殿、周围有院墙的寺院，具有早期寺院的形制特点。

 

　　三　北魏洛阳永宁寺与塔基遗址

 

　　永宁寺是北魏洛阳城内最大的一所佛教寺院，始建于孝明帝熙平元年（516年），是由当时的皇太后胡氏所创建。据记载，永宁寺九层木塔，高大巍峨，“去京师百里，已遥见之”。其不仅是中国古代建筑史上最著名的建筑之一，也是中国内地目前发掘保存最完整的土木混构佛塔基址。

 

　　正式发掘始于1979 年—1983 年，之后1994年、2000 年—2005 年又多次进行了考古发掘，笔者有幸主持了后续的发掘工作。寺院整体长方形，周围有夯土院墙，南北301 米，东西212米。四面院墙中部各有一门，南门夯土台基东西45.5 米，南北19.1 米，高约1.2 米，台基周围有碎瓦片砌成的宽约1.3 米散水。据台基表面残存三排24 个础坑，可复原门址面阔七间，进深二间，进深皆为6.85 米，面阔居中五间5.6 米，二尽间4.95 米。关于南门形制，《洛阳伽蓝记》有详细记载：“南门楼三重，通三道，去地二十丈，形制似今端门”。与考察的南门基址基本相符。记载东、西门与南门形制相近，所可异者，唯楼两重。北墙也有一门，门一道不施屋，似乌头门。

 

　　这座寺院的总体特征，是将佛塔作为主体建筑置于寺院的中心。残存的木塔基址有木塔初层建筑遗迹、木塔基座和地基夯土等三部分。地基夯土平面正方形，东西102米，南北98米，坑槽深5～5.9 米，黄土逐层夯筑而成，底部铺垫有碎石和残砖，地表是用三合土夯筑的硬面。

 

　　木塔基座坐落在方形地基夯土中部，也为方形（图三），内筑夯土，周壁包砌石条，每面含包壁宽约38.2 米，高约2.2 米。据残存遗迹，基座四面各设阶级踏道一条，两侧也用石条镶包。发掘的东面踏道长8.3 米，宽4.5 米，南侧边壁发现一块方形石板，长0.54 米，宽0.53 米，推测应是踏道两侧的垂带石板。在基座东壁1.67 米高一线，踏道南北两侧各残存4～5个凹坑，间距皆为2.9 米，应是放置石雕螭首的坑槽。还发现一些浅浮雕纹饰的栏板残石，显然基座台面的四周原来还曾装有青石栏杆和栏板。

图三 　洛阳永宁寺塔基平面复原图

 

　　木塔基座上还残存有木塔初层的建筑遗迹，中部为土坯砌筑的方形塔心实体，周围则是环绕方形塔心实体的回廊式殿堂。基座上还清理发现124 根木柱的础石和础痕组成的木塔建筑完整柱网，分5 圈方形排列。第一至第四圈的柱心间距均为3 米，第四至第五圈回廊殿堂的柱心间距为4.3 米。其中第一至第三圈础石均被塔心土坯实体叠压，且下部尚有2 层承础石，即上下叠置础石3 块；木柱皆为方柱，也被土坯包砌，现已被烧成木炭。第四圈柱础位于方形塔心实体的外缘，也为3 块础石叠放，该圈础石均被取走，仅发现础痕及铺垫沙层。第五圈柱础放置在距基座台边内侧4.3 米处，和第四圈柱础一起构成环绕塔心实体外侧的回廊式殿堂，该圈柱础均平置1块础石，为环绕塔心殿堂的前檐柱础。在第五圈础石之间还发现一些残存的前檐墙土坯，有些础石表面还有烧烤过的方形柱痕。在第五圈柱础的四角和角内侧殿堂内，皆发现有增设的柱础。据殿堂东南角内侧增设础石表面磨损程度，可判断立柱是圆柱，与其是明柱相符。

 

　　土坯砌筑的方形塔心实体，每边长19.8 米，残高3.7 米。在其东、南、西三侧土坯壁面上，大多残存有弧形内凹的壁龛，当是供奉佛像的神龛，据复原每面各有5 个。清理塔基时出土的大批泥塑佛、菩萨、弟子像，以及世俗人物、景物等塑件，即应塑雕在龛内与龛外壁面上。塔心实体北侧，土坯壁面上未见弧形壁龛，却发现4 个残存的柱槽，推测应是架设登塔木梯的柱痕。

 

　　塔基中心最内一圈柱网，由4 组每组4 块共16块础石组成，但中心部位未见塔心刹柱础石的遗迹。但在塔心4 组础石中间的土坯实体下，发现有一个平面方形的坑槽，坑槽西面还有竖向和东西向的盗洞，盗洞皆通至塔心方形坑槽，并向下掘进。因清理出水，此坑槽未发掘到底。据发掘者观察，此方形坑槽的四壁平整，与西侧盗洞痕迹明显不同，怀疑是地宫旧迹。（图四）

图四 　洛阳永宁寺木塔与塔心结构复原图

 

　　在第四圈与第五圈柱础之间，即为木塔初层环绕塔心实体的殿堂式回廊。从塔外看每面9间，每间面阔3 米，进深4.1 米。殿堂之间不设隔墙，形成环塔心回廊，以方便礼佛。前檐墙以残砖和土坯砌成，宽1.1 米，残高0.4 米，墙面依次用草拌泥、谷糠拌泥与细泥涂抹，外皮涂以朱色，内皮绘有彩色壁画。殿堂内、外侧和门道地面，皆没有铺砖或铺石，但普遍抹有一层厚约1厘米的白灰硬面，平整而光洁。据此檐墙和门道遗迹，结合记载每面三门六窗的位置可以完全确定。

 

　　据记载，九层木塔北面有佛殿一所，形如太极殿，中有丈八金像1躯，中长金像10躯等。在木塔基址北部中间，发现一东西长方形的地下夯土基础，东西约54 米，南北约25 米，可能就是记载的佛殿基址，显示了这座寺院也是一座以塔为中心、前塔后殿形制的早期佛寺遗址。

 

　　四　东魏北齐邺城赵彭城佛寺与塔基遗址

 

　　赵彭城佛寺与塔基遗址位于河北省临漳县习文乡赵彭城村西南200 米处，地面残存夯土高约4.5 米。2002年至2012年，进行了多次考古勘察与发掘。该寺院遗址位于东魏北齐邺南城南郭城区中轴线东侧，北距正南城门朱明门约1000米。

 

　　寺院坐北朝南，四面有边长450 米左右的方形围壕。四面围壕中段均设有通道，南围壕正中通道经过发掘，宽约7 米，但在寺院正南通道附近未发现门址等建筑遗迹。

 

　　高大的方形木塔位于寺院中轴线的中央偏南。寺院的东南隅和西南隅各有一平面方形的大型院落，四面由廊房式建筑围合，边长约110 米，院落中央偏北均发现大型殿堂建筑基址。自东南院落西北角、西南院落东北角向北，各有一条状夯土基址向北延伸，基址东西宽约8 米，夯土较浅，推测可能是塔基两侧的长廊建筑。塔基正北方、寺院中轴线近北端发现一大型殿堂建筑，夯土基址东西约38 米，南北约24.2米，规模与东南院、西南院中央的殿堂基本一致。赵彭城寺院整体格局为中轴对称，呈现出以佛塔为中心、有多组院落和多座殿堂的布局特点。

 

　　佛寺塔基包括地上夯土台基和地下夯土基槽两部分，主要为夯土、辅以少量砖石筑造而成，平面均呈正方形。（图五）其地上台基被晚期破坏严重，现存有塔心实体与台基夯土、台基南侧斜坡踏道、台基南侧砖铺散水等。塔心实体与台基夯土上残存有柱础石、柱础坑、承础石、刹柱础石等。柱础石仅发现2 个残块，为方座覆盆式；可确认的柱础坑有10处，对应的地下皆有承础石。台基中心夯土保存最高处有一盗坑（图六），在深约3.5米的坑底有刹柱础石，底座近正方形，上部为覆盆形，边长约1.2 米。台基南侧中间有斜坡踏道，长约6 米，宽约2.3 米，两侧包砖。踏道两侧有砖铺散水，散水宽约2 米。地下夯土基槽为正方形，边长约45米，深约6米，近底部用卵石层和夯土层交替筑造。在夯土基槽最上层、塔基中心刹柱础石的正下方，建造有瘗埋舍利的砖函，函近正方体，长、宽、高均约70厘米。砖函被两个早期盗洞盗掘破坏，遗物无存。

图五 　赵彭城佛寺塔基平面与柱网复原图

图六 　赵彭城塔基剖面图与刹柱础石、舍利函位置图

 

　　根据上述遗迹，可以基本复原赵彭城佛塔的台基构造和柱网结构。其佛塔台基为正方形，边长约30 米。台基以刹柱础石为中心，可以确认3圈、推测应有4 圈方形分布的柱网，即每面8 个柱础，柱础中心间距均约4 米。由此可以复原，该佛塔为四面均为7间的方形木塔，台基以砖石包边，有青石栏干和螭首，四面中央设置阶级踏道。塔基上四圈柱网，中间3圈应为夯土砌筑的塔心实体，中心有塔心刹柱础石，础石下有瘗埋舍利的石函；第四圈至第三圈之间也有回廊式殿堂，以便在塔心实体壁面上塑造佛像，供人们绕塔礼佛。

 

　　五　相关讨论

 

　　通过上述观察，这四座佛教寺院时代接近。如思远寺始建于479 年；思燕佛图据学者推测建造于485 年至490年之间；洛阳永宁寺建造于516年至519 年之间；赵彭城佛寺修建时代不详，应建造于东魏迁邺的534 年至北周灭北齐的577 年之间。由此来看，这几座佛寺在时空上跨度约一百年，其中思远寺最早，思燕寺与之接近，永宁寺又紧随其后，赵彭城佛寺最晚，存在着明显的延续和继承关系。从四座佛寺与佛塔的形制布局和建筑结构上观察，它们既存在着一些共同的特点，也有许多不同之处，显然是时空变化、社会经济发展和建筑技术进步等方面的影响。

 

　　1. 四座佛寺的比较研究

 

　　首先，四座佛寺皆属于皇家重要的祭拜礼制建筑，分别位于都城或陵园重要的位置。如思远寺是孝文帝和文明太后为其陵墓园寝所配置，位于文明太后永固陵和孝文帝虚宫万年堂的前方，显然是皇室重要的祭拜或礼佛场所；思燕寺是文明太后为了祭奠思念先祖，在其祖父冯弘的北燕故国龙城宫殿基址上敬造，具有更为特别的意义；而洛阳永宁寺的营建也有着重要缘由，不仅是平城同名永宁寺在新都洛阳的继承，而且是由当时初掌大权崇信佛法的胡太后主持建造，其位于宫城前方铜驼街两侧重要官署区的西侧，是胡太后为了彰显夺来的皇太后地位，以孝明帝的名义为宣武帝、胡太后和孝明帝所敬造；赵彭城佛寺虽然寺名不明，但其位于邺南城正门朱明门前轴线大街东侧，即在南郭城内重要礼制建筑区域内，也是目前发现北朝时期最大的寺院，也当与皇家有关。由此来看，这几座佛寺均不是一般的舍宅为寺，而是专门择地整体规划营建的皇家大寺。

 

　　其次，几座寺院的规模均较为庞大，建筑规划有序，格局严谨一致。其中思远寺位于方山下隆起的二层台地上，山门、佛塔、佛殿和僧房布局清晰，作为陵寝的祭拜寺院，具有了相当规模；思燕寺规模虽不清楚，但其是由执掌大权的文明太后在三燕宫殿旧基上建造，塔基加上副阶周匝平面与洛阳永宁寺塔相差无几，寺院规模必然也不会太小；而洛阳永宁寺院南北301 米，东西212 米，南、东、西三面皆设殿堂式院门，南门仿宫中端门，有三重门楼、通三个门道，居中的佛塔基座40米见方，塔高九层，塔后佛殿似太极殿，另有僧房一千余间，规模宏大。赵彭城佛寺规模更大，寺院四面围壕450 米见方，除中间布置佛塔和后面设置佛殿外，塔基东西两侧还有长廊分隔的别院，东西两侧别院南部各有一组四面廊房围绕中间佛殿的院落，其佛寺有多组院落。上述寺院的总体特征，均是以塔为中心或前塔后殿的布局形制，显然是佛教传入中土以后早期佛寺的建筑特点。

 

　　第三，上述寺院的佛塔皆为木塔，地下基槽和地上台基均为方形，显示木塔平面均为四边均等的方形。佛塔台基的四面中间均设置有阶级踏道，以登升佛塔初层殿堂。台基上皆以方形围绕3 至5 圈础石排列的柱网，永宁寺和赵彭城塔心实体中的柱础石下均还有承础石，其中永宁寺塔心4圈柱础皆为3块础石叠置，即柱础石下尚有2层承础石。塔基中间皆有土坯或夯土筑造的方形塔心实体，以稳固木塔柱网和中心刹柱。四座塔基上均发现有种类复杂的泥塑佛像残块，根据永宁寺和思燕寺塔基第四和第五圈柱网之间均有围绕塔心实体的回廊式殿堂的布局，结合同时期石窟造像的形式，这些塑像即塑造在回廊殿堂内侧的佛龛中，推测思远寺和赵彭城佛塔外圈也应具有相同的绕塔礼佛殿堂。较为特殊的是思燕佛塔，塔基主体周圈还有副阶周匝的下层回廊，显示了早期木塔仿建中国传统重楼和堂阁周回的建筑特点。永宁寺塔虽然没有下层回廊，但塔基主体却达到思燕佛塔包含副阶周匝40 米见方的规模，可见其木塔可能更高，是建筑技术进步的体现。

 

　　2. 四座木塔的比较研究

 

　　（1）塔基规模与建筑结构

 

　　从遗迹观察，四座木塔台基均为方形，地上台基和地下基础均经过夯筑和铺垫处理，共同特点是地下基础远大于地上台基。其中思远寺塔基是在基岩上垫土处理，复原台基19.8 米见方，台基高度不详。思燕寺佛塔是在三燕宫殿宽大的夯土基址上建造，塔基主体30 米见方，高2.4 米，加上下层回廊约达40米见方。洛阳永宁寺和邺城赵彭城佛塔的地下基槽则为逐层夯筑的夯土，永宁寺塔地下基槽约100米见方，深5～6米，底部铺有碎石和残砖，地上台基约40 米见方，高2.2米；赵彭城塔地下基槽约45 米见方，深约6 米，底部用卵石层和夯土层交替筑造，地上台基30米见方，高度不详。据残存遗迹，永宁寺塔踏道长约8.3 米，宽约4.5 米，推测两边是垂带石，中间为阶级踏道；思燕寺塔踏道复原长约7 米，宽约4.3 米，两侧有土坯砌壁；赵彭城塔踏道长约6米，宽约2.3 米，两侧有砖壁；思远寺塔踏道遗迹不清楚。

 

　　（2）柱网与开间数

 

　　四座佛塔基座上均布置有排列方形的数圈柱网，而且均有序排列，形制和排列方式相近，具有建筑结构的一致性和共同特点。洛阳永宁寺塔基规模最大，基座上排列5 圈方形柱网，最内一圈4 组每组4 个合计16 个，第二至第四圈分别12、20、28 个，最外一圈40 个加上四角内外各增设1 个合计48 个，总计布置柱础124 个；塔基周边的回廊殿堂每面9间，每面“三户六窗”。思燕寺塔基主体仅30米见方，规模虽小于永宁寺塔基，但也布置5 圈柱网，即每面9 间，只是开间尺度略小，复原柱础约108 个；塔基周边还有一圈副阶周匝的下层回廊，有前檐和后壁2 排廊柱，每面也是9 间，如此佛塔外围也达到了约40米见方的规模。赵彭城塔基上布置有4 圈柱网，最内圈至第四圈分别为4、12、20、28 个，加上塔心刹柱柱础1个，总计布置柱础65个，每面开间为7 间。思远寺塔基最小，可复原3 圈柱网，第一至第三圈分别4、12、28 个，加上塔心刹柱础石，总共可复原柱础45个，每面开间5间。

 

　　（3）塔层与塔高

　　据记载，洛阳永宁寺木塔九层，“浮图下基方十四丈，自金露盘下至地四十九丈”。发掘的塔基边长38.2 米，正合“下基方十四丈”，《水经注》这一记载当较为可靠。其塔高49丈也合今133 米，除去上面塔刹高度，即合今约100 米。笔者结合木塔地基夯土98～102 米见方，按上述尺度正合36丈，这应该是当时一个重要尺度，极有可能就是木塔塔身的高度。思燕寺木塔高度没有记载，发掘者根据塔基规模和形制结构，推测当与平城永宁寺七层浮图高300 余尺相近，即高度在80米以上，塔层至少为七层。思远寺和赵彭城佛塔层数和塔高也没有记载，根据二塔基分别为19.8 米和30 米见方、有三圈和四圈柱网、木塔初层每面5 间和7 间的规模，其塔高分别至少为5层和7层。

 

　　（4）登塔方式

 

　　洛阳永宁寺塔心实体北面没有发现壁龛，但发现有可能是架设登塔木梯的小型柱洞，证实了永宁寺佛塔可以登升的记载。如神龟二年（519年），孝明帝携灵太后“幸永宁寺，躬登九层佛图”。“视宫中如掌内，临京师若家庭，以其目见宫中，禁人不听升之。”上述记载，一方面表明这个时期的木塔可以登升；另一方面又说明佛塔上可以看到宫中情况，从此禁止人随意登塔这一变故。据学者们研究，在中国佛塔出现之初，受印度传统的影响，并无登塔的功能。而韩国和日本后来的许多木结构佛塔，也都是不能登升的。但永宁寺佛塔，做为中国早期佛教寺塔的典型范例，却是能够登升的一处重要实例。其他三座佛塔均没有发现登塔遗迹，如果说赵彭城佛塔不设登塔设施，也可能是受到北魏皇家禁令的影响；但早于永宁寺的思远寺和思燕寺佛塔，均是结合中国传统的楼阁式建筑修建而成的木结构塔，推测应该具有和永宁寺木塔相同的登塔设施。

 

　　（5）塔身结构与佛龛

 

　　从考古资料来看，洛阳永宁寺塔基遗迹最完整，其木塔初层外圈为回廊殿堂，中间为边长19.8 米土坯砌筑的方形实心体。此塔心实体据学者们复原不少于5 层，笔者认为其具有多方面的52 功能：一方面可以稳固塔身和塔心柱网；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在周圈回廊殿堂内侧修建壁龛塑造佛像，以便于礼佛者绕塔心拜佛。结合同时期的佛教石窟，在中心塔柱周边塑造佛像方便礼佛者拜佛，是这个时期佛教寺窟和佛塔中的重要形式和内容。思远寺、思燕寺和赵彭城佛寺塔基中，均存在有相同的塔心夯土实体和周圈回廊殿堂的遗迹，也都出土了与洛阳永宁寺佛塔相似的泥塑佛像残件。只是思远寺塔心实体有2 圈柱网，即每面4 个柱础，最多可设置3 个佛龛；赵彭城塔心实体有3 圈柱网，每面6 个柱础，可设3～5 个佛龛；思燕寺塔心实体为4 圈柱网，每面8 个柱础，最多可设置5 个佛龛。显而易见，四座木塔具有较为一致的木构佛塔建筑结构和礼佛功能。

 

　　（6）塔心刹柱

 

　　四座佛塔中只有赵彭城塔基发现有塔心刹柱的础石，其他三座塔基均没有发现。而记载中洛阳永宁寺木塔具有宝瓶和承露盘等塔刹设施，根据日本现存飞鸟时期（公元6 世纪末至8 世纪初）的木塔和唐代洛阳明堂遗址的中心柱础结构，北朝时期的木塔内都应存在这种贯通上下的中心刹柱。笔者以为，上述塔基未发现刹柱础石，当与其放置在一定高度的塔心实体上有关。尤其洛阳永宁寺塔，加上塔刹高度达到130 多米，如此长度的刹柱实属罕见，恐难以解决。但如果刹柱础石放置在一定高度的塔心夯土实体上，当可解决这一难题。因此，笔者认为上述四座木塔皆有土坯砌筑的塔心实体，除了稳固塔心柱网和在周边塑造佛像以外，更重要功能应是在一定高度上放置塔心刹柱柱础，这也是对此类大型木塔中间砌筑巨型土坯实体的另一个合理解释。

 

　　（7）地宫与舍利函

 

除了赵彭城塔心刹柱础石之下发现有放置舍利等佛教遗物的石函外，思燕寺和永宁寺塔心地下夯土中，也存在有可能是此类石函的遗迹。目前在中国内地发现最早的建塔瘗埋舍利的习俗，是河北定州北魏孝文帝太和五年（481 年）修建的五级舍利塔基遗迹，塔基夯土中发现了瘗埋舍利的刻铭盝顶石函。这一发现表明，佛教传入中国后，在中土建造佛塔仍然具有瘗埋舍利的传统。而晚于永宁寺的赵彭城佛寺和核桃园佛寺塔基中，也都发现有舍利函，显然北朝后期仍在延续瘗埋舍利的习俗。因此，洛阳永宁寺等塔基下存在瘗埋舍利的舍利函，不仅与胡太后表基立刹的记载相符，也符合这个时期佛塔中瘗埋舍利的传统。

 

　　3. 北朝佛寺塔基相关问题的讨论

 

　　综合北朝时期上述佛教寺院及佛塔遗址，它们具有极为相似的寺院布局和佛塔建筑结构。如寺院皆采用在中轴线上布置主要建筑的布局，前有寺院山门，门内显赫位置设立佛塔，塔后布置佛殿，均是以佛塔作为寺院内最重要的中心建筑。根据文献资料和当时石窟佛寺的形制特点，这种以塔为中心或前塔后殿的平面布局，显然是当时佛寺布局的重要特征和基本形制，是佛教传入中土之后佛教寺院建筑的较早布局特点。

 

　　关于佛塔，印度的佛塔（窣堵坡）是为藏置佛的舍利和遗物而建造，北朝时期的佛塔也没有脱离这样的传统，即塔内仍藏舍利。但由于传入中土的佛塔结构和形制，均结合了当地的楼阁式建筑特点，塔的形式、功能和结构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上述寺院佛塔均为皇家寺院建筑，佛塔均为高大壮观的木结构塔，其木塔内不但瘗埋舍利，而且堂阁周回、供奉佛像，由于木塔建的很高，还可以登高望远。而同时期虽然也存在石构佛塔，但其规模和影响远小于木构佛塔。一般来说，木塔的规模远较石塔高大和宏伟，不易建造，因此数量较石塔为少。中国内地已经考古发现的北朝佛寺遗址，其大型佛寺的佛塔多采用木结构，而且木塔的规模越大，越有可能与皇家或王室的大寺有关。上述四座佛寺木塔均与皇家有关，显然与这一现象相吻合。

 

（作者：钱国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原文刊于：《中原文物》2017年第4期　

知识点：北朝佛寺木塔的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