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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首都历史变迁看
北京名城保护的特征
历史上北京的城市地位经历四个主要阶段的变迁——从地区中心城市,到北部锁钥,再到北方民族政权核心,进而发展为国家首都。在不同时期,城市的职能定位对周边地区提出不同要求。
北京建都后,区域空间联系更加紧密,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对外交往、交通上,从相互依存、各有分工的城镇群,逐步发展为以北京为核心的都市圈,奠定了今天京津冀地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空间基础。在这样的发展历程中,北京作为首都的价值得到进一步凸显,即北京历史文化是朴素山水观与传统文化理念的伟大实证,是传统营城理念和建造手法的集大成者,是中华传统及当代优秀文化的精华所在。
首都规划治理体系中的
北京名城保护规划
作为首善之都,北京各项工作的标准都应该体现“首善”二字。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是首都规划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应以首都发展为统领,深刻把握“都”与“城”的关系,将首都工作的代表性、指向性贯穿名城保护全领域、全过程,形成高标准的规划编制体系。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专章中指出,要构建四个层次、两个重点区域、三条文化带、九个方面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体系,做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让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成果惠及更多民众。核心区控规落实了总体规划提出的“建设政务环境优良、文化魅力彰显和人居环境一流的首都功能核心区”要求,进而提出统筹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建设,充分利用北京文脉底蕴深厚和文化资源集聚优势,把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提升中央政务功能及其环境品质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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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突出的代表就是“两轴”——中轴线和长安街,是彰显城市精神、体现大国首都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总体规划提出,要进一步完善重大功能性文化设施沿两轴布局,强化两轴在文化功能上的统领地位。两轴交汇处的天安门广场,充分体现首都对民族文化基因的创造性继承,是名城保护与首都发展相融合的集中体现。
推动京津冀历史文化
保护与传承
与古代北京相比,近现代北京以及当代北京的价值认识明显不足,对于展现悠久连续的首都文化尚有欠缺。有必要通过编制《北京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规划》,从传承中华文明的高度全面梳理北京的历史文化核心价值,明确保护重点,谋划重点任务。
我们建议,京津冀地区也要结合资源禀赋实际,以凸显整体性价值和地区特色价值为导向,全面梳理价值载体清单,构建保护对象体系和保护传承体系。联合开展区域文化资源摸底、遗产信息整合、价值挖掘等基础工作,实现数据汇集与共享,准确把握区域资源本底特征。
在此基础上,研究以燕文化为特色,推进京津冀文化一脉协同发展。鼓励开展跨行政区的合作研究,针对线性遗产、文化线路等共同开展规划编制,制定保护措施,建立相对统一的保护管理标准。建立名城保护工作方法的交流机制,发挥各自技术优势,分享经验,完善相关法规文件,推动区域名城保护工作的整体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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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护利用方面,我们特别希望,倡导更多的公众参与,增强文化遗产与居民、村民日常生产生活的联系,加强当地民风民俗、特色文化的传播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发扬,通过保护带动地区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使名城保护能够真正造福于当地人民。
廖正昕: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首都功能规划所所长
本文整理自作者9月27日在京津冀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论坛上的发言。
来源:中式营造
知识点:京津冀应构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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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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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佛寺木塔的比较研究塔作为一种建筑形式,起源于印度的“窣堵坡”,是佛教高僧埋藏舍利、遗骨、遗物的建筑。中国古代和东亚地区的佛塔建筑,显然也是和佛教的传入有关,是印度的“窣堵坡”与中国的木构重楼相结合的产物。根据文献记载,佛教传入中国内地是在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公元2世纪末,筰融在徐州就建有浮屠祠,“上累金盘,下为重楼,又堂阁周回,可容三千许人”,其中的“重楼”“金盘”“堂阁周回”,显然是中国古代阁楼式木塔建筑的萌芽。之后,三国时期的吴国,赤乌十年(247 年)在建业开始建寺造塔,则开创了江南造塔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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