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坛是世界文化遗产，是唯一完整保存下来的中国古代祭天建筑群，自明永乐十八年 ( 1420)始建一直沿用至清末，在中国建筑史乃至世界建筑史上皆占有重要地位。然而，其核心祈年殿组群的营建过程一直处于似是而非的状态。究其原因，第一，祭礼改制和功能增益导致其建筑经历了多次重建或改建；第二，有关明代天坛的文献史料不甚详尽；第三，更迭过程多为原址重建，且现存建筑保存完整，不宜利用考古手段探查其演变过程。笔者自1999年对天坛建筑进行研究以来，一直致力于揭示天坛500年间的营造过程，现将祈年殿组群演变研究复原成图并辅以文字，以求学界指正。

祈年殿组群演变过程主要可分为四个阶段。

(1)永乐帝以燕王入承大统，升其旧封之北平为北京，仿造南京大祀殿之制(图1)，于正阳门外修建北京天地坛，合祀天地，明永乐十八年 ( 1420)大祀殿成(图2)[1]。

1 《洪武京城图志》大祀殿图

2 《明万历会典》天地坛图

(2)明嘉靖九年(1530)改合祀天地为南北郊分祀，分别建圜丘、方泽，其后大祀殿废弃。嘉靖十九年(1540)欲仿古明堂之制修建大享殿，于季秋大享皇天上帝，二十四年( 1545)大享殿、皇乾殿成(图3) [2]。

3 《明万历会典》大享殿图

(3)嘉靖之后，大享礼时废时兴，但大享殿组群变化不大，明末时在原东西庑各9间之后，增建了后两庑各7间，即为明末[3]清初大享殿(图4)[4]。

4 《古今图书集成》祈谷坛图

(4)乾隆十五年至十八年( 1750～ 1753)，对天坛大享殿建筑群进行了大规模修缮、改建，并更名为祈年殿[5]，乾隆十五年 (1750)拆除了明末为袷祭所加建的后庑各七间外，其他建筑结构均未改变。直至清末光绪十五年 ( 1889)，祈年殿毁于雷火，由“样式雷”按原制设计[6]，次年动工重建祈年殿[7]，竣工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虽然又一次经历重建，但组群形制仍保持在乾隆十五年( 1750)后之祈年殿(图5) 。

5光绪朝《钦定大清会典图》天坛总图中的祈年殿组群

通过分析，未改建过的建筑只有东、西、南三座砖门，其他建筑都有变动(表1 )。复原各时期建筑群形制需要进一步与同时期建筑组群及单体进行详细比较，以获得更多的依据。

表1四个时期建筑配置

注：根据文献与会典图整理

建成于永乐十一年(1413)的北京明长陵，与大享殿同为嘉靖二十四年(1545)建成的北京太庙，两者与大祀殿年代相近，规模及用途相当。同为最高等级祭祀之用的三组建筑群，其建筑配置及形制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8]。

根据天津大学2005年天坛祈年殿组群测绘图、1998年太庙测绘图、1988年明长陵测绘图，对比其空间布局及单体建筑尺度(图6～9)，以确定和印证明永乐大祀殿的格局。

7祈年殿南砖门与明长陵陵门立面比较

8太庙享殿与长陵祾恩殿立面比较

9祈年门、大戟门与祾恩门立面比较

表2[9]中有三组数据非常接近。(1)主体建筑与门之间的距离皆在33丈左右；(2)两庑中线间距也控制在33丈左右；(3)从门到主体建筑院落结束的长度控制在50丈左右。可见，三者核心院落的外部空间设计遵循着相近的尺度控制。

表2祈年殿、太庙、长陵空间尺度对比

注：按明尺1尺=31.75 cm

由此可初步判断，永乐朝天地坛中大祀殿、大祀门、两庑位置应与如今祈年殿、祈年门、东西庑位置一致。进而可作另一种假设，即现存9间配殿为永乐朝15间配殿的一部分，嘉靖朝建祈谷坛、大享殿时，祈谷坛与大祀殿东西庑距离过近，故拆除了靠北侧的6间，形成图中虚线以南现状之9间格局(图10)。

10嘉靖大享殿建设与永乐朝两庑关系

通过对建筑单体尺度的比较(表3)，南砖门面阔及形制与长陵陵门相近，祈年门的尺度及形制与祾恩门相近。这些相近之处也是南砖门、祈年门为永乐朝实物的佐证。此外，太庙前殿与祾恩殿的尺度几乎相同，而大祀殿与两者皆有同样的院落尺度，可推测永乐朝大祀殿的尺度应与太庙前殿、祾恩殿相同，由于大祀殿为11间，应与太庙前殿更为接近。

表3祈年殿、太庙、长陵单体建筑对比

注：按明尺1尺=31.75 cm

综上所述，得到以下结论：(1)祈年殿组群中东、西、南砖门为永乐朝实物；(2)大祀殿建筑中心与祈年殿中心重合，大祀殿与太庙前殿形制接近。此外，形成了如下推测：(1)祈年门主体结构为永乐朝实物；(2)两庑为永乐朝实物之部分，嘉靖朝建大享殿时拆去了北侧6间。

通过史料整理和组群对比分析，已基本形成对祈年门、两庑主体结构为永乐朝实物的推测，现从用材尺度与构造做法两方面加以论证。

( 1)祈年门。祈年门斗栱、雀替形制、内部梁架构造、脊檩枋彩画等做法皆清晰地保留了明代风格(图11)。与嘉靖二十四年(1545)竣工的太庙大戟门形制几乎一致，构造做法也接近。祈年门的柱径、柱高、檩径、梁枋尺寸等相关数据皆大于戟门；且檐出较戟门明显深远，这些事实可作为推测其年代早于戟门的辅助证据。然而，其最为有力的证据应为：祈年门平身科斗栱出昂及后尾挑斡做法与戟门有明显差异，做法相对古朴，而与明永乐十八年(1420)建成的故宫神武门[10]如出一辙。

11祈年门相关照片

三座建筑的平身科斗栱分别为：祈年门五踩单翘单下昂；大戟门七踩单翘双下昂；神武门下檐为五踩单翘单下昂，上檐为七踩单翘双下昂。其斗口尺寸皆为125 mm (4寸)左右，用材等级一致。祈年门斗栱首跳410 mm，第二跳375 mm；大戟门斗栱首跳380 mm，第二跳345 mm，第三跳325 mm；神武门上檐斗栱首跳380 mm，第二跳350 mm，第三跳330 mm；祈年门斗栱足材高250 mm，大戟门斗栱足材高255 mm，神武门足材高258 mm。相比之下，祈年门斗栱每跳出挑略大(图12)。

12祈年门、大戟门、神武门平身科斗栱比较

通过对祈年门、大戟门、神武门(上檐)三者的平身科斗栱进行详细比较，祈年门平身科斗栱的单昂有明显平出，并刻假花头子，与神武门做法相同，而大戟门则为斜出假昂。三者平身科斗栱挑斡后尾皆延伸至下金檩下，以联系檐步与下金步，祈年门平身科虽比神武门上檐平身科少出一跳，但后尾做法一致，端头砍削为方头，后尾秤杆构建叠加方式以及木销做法亦相同。而大戟门平身科斗栱后尾端头砍削成三岔头，与同期建设的太庙前、中、后三殿处理手法相同。

综上，可断定现祈年门自兴建以来虽经历了多次祭礼改制及建筑维修，其主体结构仍应为永乐十八年(1420 )实物，是研究明代早期建筑的重要实例，也为解开大祀殿组群形制打开了大门。

(2)祈年殿两庑。祈年殿两庑檐柱仅施单额枋，不施平板枋，斗栱为一斗二升交麻叶。内部梁架为彻上明造，金柱、瓜柱上置坐斗承托梁架，梁头下刻华拱，此为典型的明代构造做法 (图13)。

13祈年殿西庑明间剖面

若认为祈年殿两庑为嘉靖二十四年(1545) 建大享殿时重新修建，其构造做法上与同年重建的太庙前殿配殿进行比较。太庙配殿除开间、进深与祈年殿两庑尺度相近外，无其他相同之处。太庙室内有天花；梁架为草架；檐部施平板枋且斗栱为五踩。

然而，如祈年殿两庑不施平板枋与金柱、 瓜柱上置坐斗承托梁架、梁头下刻华拱这两种做法普遍存在于明代早期配殿和附属建筑中，这些建筑始建年代从文献上甚至可以推至永乐十八年 (1420) 。

由此可见，现存祈年殿两庑应为永乐朝实物，嘉靖朝建设大享殿时拆去原大祀殿两庑各15间之北侧6间。此外，从表4[11]中可发现，除祈年殿东西庑为单檐歇山外，其余有此两种构造做法的建筑皆为悬山屋顶，因此，并不排除原大祀殿东西庑即悬山顶建筑，应与永乐朝周围步廊有直接关联。

表4祈年殿东西庑及相关建筑构造做法比较

通过上文论述，明永乐朝大祀殿的布局应为：现东、西、南砖门为永乐朝原物；祈年门即为大祀门；现东西庑延长至15间即为大祀殿东西庑；与同样院落空间下的太庙前殿同为11间，可作为大祀殿复原蓝本。但仍有两个问题亟待解决，即天库位置及形制；步廊之有无及形制。

文献记载，天库6楹，即面阔5间。其功能与嘉靖朝建设的皇乾殿相同，为存放神御版之所，后期建造的皇乾殿面阔亦为5间，应参照天库的规模与形制，故天库复原以皇乾殿为蓝本。按《明万历会典》大祀殿图所示，大祀殿后应有北砖门，其后为天库[12]，主体建筑复原图见图14。

14大祀殿主体建筑总平面

仍据史料记述，大祀殿、大祀门与两庑之间应有步廊连接。这种用廊把门、庑与殿三者连接在一起的形式，在明代重要建筑中也有实例可查，据记载明初北京故宫奉天殿两侧既有抄手廊；永乐朝敕建的青海乐都瞿昙寺，其金刚殿、 两庑与主殿隆国殿之间皆以步廊贯通(图15)，隆国殿两侧为抄手斜廊(图16)[13]。按照瞿昙寺布局形式复原大祀殿组群，则大祀殿如隆国殿之制，应为周围廊(图17)。

15青海乐都瞿昙寺总平面

16翟昙寺隆国殿立面

17永乐十八年(1420)大祀殿组群总平面

嘉靖二十四年(1545)，大享殿与皇乾殿建成。大享殿圆形平面，12间，三重攒尖圆顶，两庑各9间。拆除原北砖门，建祈谷坛北门，形制为随墙门，三门三洞。又向北加建东西1 1丈、南北10丈的高台[14]，其上建皇乾殿。至此，大享殿组群格局确定(图18)。

18嘉靖二十四年(1545)大享殿组群总平面

其后，明末由于袷祭中神衹数量的增多，于两庑后各加建7间，形成“前九后七”格局，清代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皆保持此格局(图19)；清乾隆十五年(1750)时方拆除后7间(图20)，其后，除光绪朝祈年殿火灾重建外，此格局一直延续至清末。

19顺治、康熙、雍正朝时期大享殿组群总平面

20乾隆十五年后祈年殿组群总平面

通过文献整理、布局比较、单体构造等方面的研究，复原了祈年殿组群自永乐十八年 ( 1420)至清末近500年间的营造过程，但尚有很多疑点和不确定性待今后详细考证。一方面希望抛砖引玉，使天坛建筑史研究得以深入；另一方面，通过建筑的变革，将其承载的礼仪文化及古人对天、地理解上的变化展现出来。

图片来源：图1引自[明]王俊华，《洪武京城图志》，1998；图2，3引自[明]申时行，《万历朝重修本明会典》，1989；图4引自[清]陈梦雷、蒋廷锡，《古今图书集成·礼仪典》，1985；图5引自清光绪，《钦定大清会典图》，光绪二十五年(1899)八月石印本；图6～9，12，13，15，16为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测绘图；图11为作者拍摄；图10，17～20为作者绘制分析图和复原图。

注释和参考文献：略

作者：曹鹏，王其亨    

文章来源：新建筑，2010年02期

图文版权归原作者或机构所有，仅供学习参考，如有出入，请以原刊原文为准

特别鸣谢：曹鹏老师，王其亨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