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殿阁的建构思维差异及其渊源关系

傅熹年复原的5种北朝屋宇中，木质前廊多保持开敞，这和魏晋时以夯土墙围合堂、室，并在南向设两楹的传统吻合 (图1)，此时需满足面阔方向的较大跨度，“平行弦桁架”恰可胜任。

图1：早期土木混合结构柱位分布与跨度关系

麦积山石窟多处窟檐上均以柱头栌斗承托巨硕的檐额，额上所刻斗栱虽无成法，甚至全然不予表现，但椽下的檐方却从不缺席，两者水平叠合后犹如古希腊神庙的檐壁，强有力地擎举出檐 (图1c)。檐额与檐方构成的“平行弦桁架”间夹持着刻凿出的梁头，例如黄伞溪汉代崖墓架在挑檐方上、麦积山北周第四、五窟自栌斗口内伸出，通长的“下弦杆”( 横楣 ) 打断了柱、梁间的联系，使得檐柱得以在楣下自由移动，灵活调节各间比例。

赋文中也零星反映着“桁架式”殿阁一度盛行的情况。如何宴《景福殿赋》中“飞枊鸟踊，双辕是荷。赴险凌虚，捷猎相加”句常被引用，以形容斗栱出檐深远、骈列整齐之貌，但“辕”字本指车前并列之直木，此处荷载飞昂者并非唐以后的阑额与由额，而是由檐方与檐额组成的“上下弦杆”。其后缀以“双枚乃修，重桴乃饰”句，“枚”指主干⁸⁾ ，引申为梁；“桴”则指檩条。景福殿“茄蔤倒植，吐披芙蕖。缭以藻井，编以綷疏”，室内遍设天花，檩条并不露明，因此“双枚”“重桴”当属互文，所指当是上下叠置、纵列于檐下的额、方无疑。类似文句还有左思《魏都赋》中的“丹梁虹伸以并亘，朱角森布而支离。绮井列疏以悬蒂，华莲重葩而倒披”，“丹梁”前后延展谓之“虹伸”，左右骈列谓之“并亘”。其后接有“旅楹闲列，晖鉴柍桭”句，“柍桭”指屋檐，檐口既可映鉴，殿外檐柱自然是既“旅”且“闲”，排列稀疏的，这也符合其采用“桁架”大幅移、减柱位的推测。更早的例子则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所谓“飞梁偃蹇以虹指，揭蘧蘧而腾凑。层栌磥垝以岌峨，曲枅要绍而环勾。芝栭欑罗以戢孴，枝牚杈枒而斜据”，按《营造法式》释名称：“栭谓之粲，即栌也”，斜据之“枝牚”与栌斗对偶，应是形态或位置相近的构件，即人字栱或类似佛光寺文殊殿与崇福寺弥陀殿双内额间的斜撑，推想王延寿描述的是大量斜置“腹杆”连续排布，支擎于“上下弦杆”间的状貌。

不同于衍生出唐辽“叠方式”殿阁的“一材造”做法，“桁架式”殿阁自初始便存在分型明晰且极为粗巨的跨空杆件。举雅安高颐阙为例，其子、母阙身上均浮雕有斗栱，母阙自栌斗口上共设3层交圈方木形成两个架空层，下端以梁栿出头垫塞，上端则以斗栱及檐壁浮雕装饰，从而形成两组“桁架”。同期画像砖石上常巨细靡遗地表达以多道纴木贯穿阙身的做法，多层交圈方木及其间人字栱叠成几组“桁架”单元，相邻两阙间也依赖此种结构实现大跨悬空 (图2)。

图2：汉代门阙形象的纵架构成情况示意

诸多图像资料都暗示了汉魏以来应用巨材构成“平行弦桁架”负载屋面的可能，此时前廊露明檐柱与墙内闇柱均被“桁架”下弦杆截断，人字栱、一斗三升等腹杆散布在两弦间，上部屋架与承重柱、墙被“弦架”隔开。《营造法式》的构件配置实际上延续了这一思路，殿阁中大量使用的特型构材，如压槽方、檐额、檐栿、柱脚方等，均尺寸巨硕，远非铺作素方可比。按卷五“梁”条称：“平棊之上又施草栿，乳栿之上亦施草乳栿，并在压槽方之上，压槽方在柱头方之上”，特别强调了压槽方的空间分位—顺身的压槽方和檐额夹持铺作后组成面阔方向的“桁架”，与进深方向的“明栿 + 草栿”组合交相叠压⁹⁾(图3)，正与前述汉阙与北朝窟檐类似，不同之处在于斗栱已然成层，不再零散孤立。

图3：“叠方式”( 左 ) 与“桁架式”( 右 ) 殿阁的构造示意

《营造法式》中的若干名件信息同样折射着宋代殿阁的“桁架式”渊源。

1) “压槽方”

卷二十六“大木作料例”规定 ：“松方，长二丈八尺至二丈三尺，广二尺至一尺四寸，厚一尺二寸至九寸，充四架椽至三架椽栿、大角梁、檐额、压槽方……”。压槽方用于殿阁，以架深七尺计合三至四椽，单补间时可跨间使用，联系因槫底虚悬而较松散的各组铺作。

2) “檐栿”

卷五“梁”条记 ：“一曰檐栿，如四椽及五椽栿，若四铺作以上至八铺作，并广两材两栔 ；草栿广三材。如六椽至八椽以上栿，若四铺作至八铺作，广四材，草栿同”。檐栿是区分唐、宋两种殿阁的关键构件。唐代殿阁梁栿固定为两椽、四椽等标准长度，断面也未经刻意放大，以两椽长为基准，不断兜转、延展生成地盘。平面叠合等大方格的结果，是梁、槫、柱必然交于一点，屋架与柱网设计相互统一。与之相反，宋代殿阁檐栿尺度巨大，分跨自由，槫、柱不必对缝，间、架也无需挂钩，甚至不应以“某椽”来定义梁栿规格。此时山面开间随柱不随椽，仅需内槽柱与山面某朵斗栱对齐即可安放丁栿，如平棊低，省去丁明栿，则丁栿与铺作甚至无需对位，只以压槽方跨空承托丁草栿即可。此时内槽柱的定位更加自由，任意数值的分椽方案均可实现。如永乐宫三清殿八架椽屋，被内柱近似分成4:2.3:1.7 倍椽长的前后3段 ；类似的还有纯阳殿的3.4:2.9:1.7 分椽，以及北岳庙德宁殿的4.2:3.3:2.5 分椽^[11]。正是檐栿为这3例元官式殿阁带来了变换“槽型”的可能¹⁰⁾。按文意，似乎三椽以上、至少一端缴入外檐铺作的梁栿均可称作“檐栿”，其本意在于打破“一间对应两椽”的单元化空间构成模式，即先行架起整体，再按需分割局部。

3) “檐额”^[12]

卷五“阑额”条记 ：“凡檐额，两头并出柱口，其广两材一栔至三材，如殿阁即广三材一栔或加至三材三栔”。彩画制度中亦有若干处表现檐额构图的细节，且自丹粉刷饰至五彩遍装皆可，足见其应用范围普遍且等级不低。檐额尺度巨硕，大木作料例中记载“广厚方，长六十尺至五十尺，广三尺至二尺，厚二尺至一尺八寸，充八架椽栿并檐栿、绰幕、大檐额”，六丈净长甚至可以直接横跨五间，而用于方三间平面、逐间双补间时，可满足安设最高等级铺作的需求 (八铺作用三等材，架长六尺二寸五分，通面阔约五丈六尺 )。当同时使用“檐额”与“压槽方”时，两者构成的“桁架”甚至可以允许金厢斗底槽的内、外槽间错缝，使内槽自由收放至非整数间，此时只需令内槽角柱与外圈的某朵补间铺作对齐，即可承托两重丁栿或乳栿，且因一端压在檐额之上，更无须担心跨中弯矩过大的问题 (图4)。

图4：《营造法式》殿堂平面诸种“变槽”情形示意 (檐+ 压槽方可使底层柱框与屋架设计脱钩，以12椽规模斗底槽殿堂为例)

懿德太子墓壁画城楼中已出现大型内额，金元以降，使用大额的实例更是层出不穷，檐额与内额组合方式多样，令得平面布置更趋自由^[13]。又“梁”条有“二曰乳栿，若对大梁用者与大梁广同”句，其小字旁注“若对大梁”，反过来也说明乳栿不与檐栿相对布设是常见现象，殿阁中内、外槽柱允许错位，且乳栿和檐栿截面可不一致，这时需在内槽上架设大额，令内柱向两侧移动以增扩心间广才可实现，而主动缩小乳栿断面以减轻内额荷载也是理智的。图样中，凡厅堂皆以“间缝内用梁柱”定名，殿堂则称“草架侧样”，并不详细描述铺作层和柱网信息。或许正是考虑到变槽的可能较多，敷设承重额、方将使得明、草栿未必完全投影重合 (图5)，殿阁才无需精密标注剖面配置。总之，因屋架与柱框间的联系被梁、额打断，法式殿阁并不存在稳定的“间缝”配合模式，更没有先验的“间架”概念可言。

图5：《营造法式》殿阁草作梁安搭方式示意

最后，择取几则相关条目作为两宋时大量应用檐额等巨型构件的旁证。

壕寨制度“定平”条记，水平真尺长一丈八尺，这是常用的极限间广取值，但按大木作料例“用方木”的记载，“充七间八架椽以上殿副阶柱”的松柱可长达二丈八尺。依照大木作制度二“柱”条“若副阶廊舍下檐柱，虽长，不越间之广”的规定，则殿阁当心间广应可拓展至接近三丈，即“充五间八架椽以上殿柱”的朴柱长度，这已超越了真尺范围，须得借助檐额等特型构件在顺身方向调整柱位才能实现。

又小木作制度一记“造屋垂前版引檐之制，广一丈至一丈四尺，如间太广者，每间分作两段”。版引檐以长为广，两段接续后长二丈八尺，正与松柱、松方相等，所谓“如间太广者”应是利用檐额移柱后增广开间的结果，此时柱子向两侧各移动一朵当¹¹⁾，令檐额上的柱头铺作变为补间铺作，但仍绞梁栿 ( 故称栿头铺作 ) ^[14]，绰幕方穿过柱身后也伸展至该缝下，以增强檐额承载能力。

又小木作制度六记“(转轮经藏 ) 共高两丈，径一丈六尺，八棱，每棱面广六尺六寸六分……斗槽径一丈五尺八寸四分，斗槽及出檐在外，内外并六铺作重栱，用一寸材，厚六分六厘”，按法式八棱比率，算得对径大于一丈七尺，而斗槽径接近一丈六尺，故此处的“径”应指直径，且未计铺作在内。六铺作出跳90分?，合九寸，椽子伸出144分?，合一尺四寸四分，加和后总直径长二丈七寸，再计入翼角冲出，应可达到二丈二尺。因须在一间内同时容纳轮藏与通道 ( 按一侧五尺计 )，故间广可骤增至三丈上下，此时必须辅以大额，才能满足移柱导致的大跨。

又砖作制度“铺地面”条载“殿堂等地面，每柱心内方一丈者，令当心高两分，方三丈者高三分”，显然，只有在使用檐栿、檐额的前提下，殿阁才能自由变槽，继而获得柱心内“方三丈”的极限开间取值。

前文概括梳理了唐、宋殿阁的生成逻辑，从纵架的构成模式看，大致可分作“叠方”与“桁架”两途，其间区别可归纳为构件组合的“规格化”与“特异化”、空间构成的“单元化”与“差别化”，其各自的原型分别对应于木构栈阁和土木混合阙台。随着五代以降地域性建造技术的交流与混融加剧，新的折中形式层出不穷，以下略为耙梳辽、金、元的代表性案例，以简要勾勒两类殿阁的后续发展方向。

先看辽构。一般认为辽承唐之余绪，河北因强藩割据而阻绝了中原新生事物的传入，久之导致了营造工艺的滞后与泥古(如偏好卷头造 )。但通观辽代遗存，仍不乏结构上的创新，这同样可从实现纵架的不同途径予以解释。“奉国寺型”的特征往往被归纳为厅堂要素的融入，如内柱升高整材栔数、局部出现柱梁插接、室内不封天花等^14)[8]44-47，这属于表象描述，本文倾向于通过考察是否具备“变槽”能力来区分辽式 ( 含金初 ) 殿阁在唐、宋两端间的确切技术定位。就善化寺大殿、华严寺大殿、奉国寺大殿和广济寺三大士殿的情况看，其地盘构成仍呈现出“构造与空间相一致”的单元化倾向，即外槽维持两椽规模，内槽亦保留“一间对应两椽”的固有关系，角间取方且以角缝梁栿沟通内外。虽亦尝试移柱，但限于梢间缝之外，且间椽仍严格对位。实际上只是将当中几间的内槽柱整体后移，延展乳栿为四椽栿 ( 井干壁亦随之移动而未遭削弱 )，内槽完整，并未打破固有的网格关系。这种两椽单元围绕特定空间 ( 内槽 ) 延伸兜转形成主体的传统，先天地不适于“变槽”，若想在进深方向仅移动内柱以增扩礼拜空间，必将导致内槽井干壁上素方与明栿相犯，而若欲整体移动内槽，又将拉扁角间，使得衬角栿尾无法入柱。此时唯有打破水平分层，提升内柱高度，使井干素方避让外槽梁栿并搭于其上，且未经移位的内柱也需一并抬高以保证内槽井干壁交圈。如此一来，“奉国寺型”自然应运而生。从运用特型构件与否的角度观察，辽代诸构都更接近唐代传统，其内、外槽上均不见类似压槽方的大跨杆件，而是将所有斗栱都组织进同一套材栔格网内，“叠方”的意图极为明显。当然，善化寺与奉国寺大殿的梁栿断面相应唐时增大，并加设了断面高狭的承椽方，但这都是为了因应殿身规模急剧扩张的现实，相较“单元重复”与“构件分型”的底层逻辑，仍居于矛盾的次要方面。

金代建筑吸纳辽、宋技术，折中倾向明显。以崇福寺弥陀殿为例，其平面构成模式仍沿袭唐辽故智 ( 如外槽井干壁体发达、间椽对位、角间取方且设角栿、双层梁栿兼备且均为足材、不用压槽方等 )，但也杂有若干法式因子 ( 如内槽井干壁退化、内柱升高插梁且移位以增扩间广、前排减柱并叠用两根内额等 )，“槽型”有所改变。与之相似，晋中、忻定一带的建筑也在宋金鼎革之际呈现出明显变化，如榆次永寿寺雨花宫、太谷真圣寺、阳泉关王庙、忻州金洞寺、昔阳离相寺、荆庄大云寺等处殿宇，虽规模窄小却仍保有唐风 ( 维持角栿、不用特型构件且柱头“纵架”发达 )，入金后大内额迅速普及 ( 如佛光寺与岩山寺文殊殿、定襄关王庙、繁峙公主寺 )，参考汴洛周边的情况 ( 如济渎庙龙亭、奉仙观三清殿等处用额情况 )，不难推想宋官式技术持续传播的图景。

最后，华北元构多以用料粗犷、大量移减柱甚至采用斜置梁栿为主要特征，过往常将此类“技术退化”现象归因于战乱频仍和民生凋敝，但细查永乐宫、北岳庙、广胜寺等官营庙宇，不难发现大量革新都建立在宋官式传统基础之上。举重修时段较为集中的洪洞广胜寺为例，明应王殿 ( 属水神庙 ) 的地盘可归类为单槽殿阁 (只省略了明栿 )，毗卢殿、弥陀殿则接近双槽殿阁 ( 因内槽铺作过于简略才导致压槽方露明^15)[16]，柱子在其下顺身移动以扩展心间像设空间)。无论承托梁架的是内额还是压槽方，形式上都与“平行弦桁架”类似，其脱胎于法式殿阁无疑。此类以大型杆件阻断柱、梁联系的遗构在晋陕豫黄河沿岸颇为常见，且普遍不用内柱，应是殿阁简化和小型化后的一种主要形态。

既有研究中，殿阁与厅堂的建构逻辑差异主要归纳为水平堆叠和竖直分架，殿阁自身的特征则被描述为沿柱缝方向若干规格化构材的重复。通过考察纵、横架中特型杆件的使用情况，我们得以从另一角度认识唐、宋殿阁及其原型间的显著差异 ：前者的空间生成与构件权衡方式均深受规格化思维的控制，发生变动的可能远低于对特型杆件持开放态度的后者。要而言之，唐式殿阁“求同”的底层逻辑导致了建筑形式的繁复、固化，“存异”的宋式殿阁反而长于空间调节，形态构成也更简约、灵活。唐宋之际木结构的发展趋势，既体现在殿阁对厅堂做法的吸纳与靠拢，也反映为殿阁不同技术祖源间的竞争与混融。

来源：建筑学报. 2021,(06) ；发表时间2021-06-20。     

原题目：《“叠方”与“桁架”—论唐、宋殿阁的建构思维差异及其渊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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