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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标建筑真的能改变一座城市吗？

发布于：2022-08-25 13:57:25 来自：建筑设计/公共建筑设计 [复制转发]

转自公众号：建道筑格 ArchiDogs

?Yang Chaoying

自2000年来，美术馆，博物馆，剧院等公共文化建筑在无数个中国城市中落成，不论是由世界级外国建筑事务还是国有顶级设计院操刀，这些公共建筑都被寄予了 成为地标，带动所在地区经济发展的厚望。

天津滨海科学馆是Bernard Tachumi首个在中国建成的大型项目 ? Kris Provoost

大同美术馆， Foster+Partners ?Yang Chaoying

鄂尔多斯城市与艺术博物馆， MAD ?Shuhe

一个地区可以 依靠某个单体文化建筑和巨额投资， 理想状态下可改变社会和经济状况 ，这样的模式，在建筑和社会学科中被称为 “古根海姆效应” 。

外媒文章，标题为 “毕尔巴鄂效应：弗兰克盖里是如何掀起一阵全球浪潮的”

作者｜ 三水金

编辑｜ Yihan

古根海姆博物馆与“古根海姆效应”

关于“古根海姆效应”， 耳熟能详 的故事是这样的：

建成于1997年，位于西班牙毕尔巴鄂的古根海姆艺术博物馆，这座由普利兹克奖得主弗兰克盖里设计的艺术博物馆改变了整座城市的命运， 从原先由于第二产业的落魄而濒临瓦解的城市， 变成如今西班牙最重要的文化艺术中心之一。

古根海姆博物馆投影艺术 ? Getty Image

古根海姆博物馆每年为城市创造 434.6百万欧元 的GDP;自建成以来也创造了超过 9000 份工作，在这里举办的文化活动从每年不到80个，到如今超过 1000 个。

古根海姆博物馆投影艺术 ? Getty Image

这样的故事，听了不免会让政治领袖眼红： 一个迫切需要改变的地区，一笔投资和一栋文化建筑的奇迹。

然而，古根海姆博物馆给毕尔巴鄂带来的效应，并不是这单单这一栋建筑的功劳， 其背后 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跟进项目始终以居民为主 ，才是这座城市20年来发生巨大改变的根本原因。

毕尔巴鄂夜景，远处为古根海姆博物馆 ? Getty Image

90年代末期，毕尔巴鄂面临经济转型的窘境，需要跳出第二产业向以服务业为主的 经济结构转型 ；政治上，1988年的Ajuria Enea条约将巴斯克地区（毕尔巴鄂城市所处辖区）所有 政治力量联合起来 ，对抗区域分裂主义恐怖分子ETA；与此同时，在已有的纽约博物馆之外， 古根海姆基金会也在寻找一个合适的城市建造分馆。

古根海姆场地周遭规划示意图，右上为博物馆基地

在这样综合背景之下，古根海姆艺术博物馆也仅仅是毕尔巴鄂城市的一系列复兴项目之一。其他公建项目为毕尔巴鄂增加了可持续的公共交通设施，增建公园；政府与私有投资方合作为当地居民提供更多的就业，让居民的收入能够跟上逐渐提高的消费水准。而这一切都藏在了阳光下熠熠生辉的博物馆后面。

将古根海姆博物馆的故事过于简单化的后果，就是在那之后的20年里，世界各地兴起了一阵 “地标性建筑” 的浪潮： 发达国家希望通过这样的模式来振兴处于后工业时代的小城市，而发展中国家则以此推进城市化，刺激经济的发展。

全球文化基础设施指标 (2016)

76%建成项目为博物馆, 已宣布项目中65%为博物馆

来源 Global Cultural Districts Network.

“

如果要让一个建筑项目在当地的发展中起到催化反应，它必须是一个完整缜密的城镇规划中的一环，并且（建筑项目和规划）必须将重点放在当地居民身上。

”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地标文化建筑

如果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建造博物馆建筑的推手是私有收藏家，那在中国， 政府对建造博物馆的热忱则既有历史性，也有当代性。

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提出“每县都要有博物馆，每个公社都要有展览馆。”2002年，中国国家文物局发出号召，称中国将在2015年前打造1000家博物馆。

虽然难以仅从时间先后关系上推断是否是对古根海姆博物馆的效仿， 地标性文化建筑却是各级政府快速启动一个地区发展的捷径 ，因此地标性文化建筑与中国城市化进程关系密切。 自1978年起到2018年，40年间中国博物馆从原先的349家增长至超过5000家，文博单位已经变成旅游产业推动经济的重要手段。

然而，由于缺少针对博物馆等文化机构有效的监管，许多建成的博物馆，艺术馆是空有其表。 一方面是缺少实在的展品来填充，另一方面，不完善的运营和监管机制导致了 “一人多职” 现象的存在：一个人既是开发商又是收藏家，也可以是馆长和相关监管部门的领导。

“

公与私的关系如此错综复杂，以至于人们很难想象‘腐败’到底从何处开始，又在何处结束。即不存在真正的博物馆机构，那么也就不存在真正上的利益冲突。

”

摘自黄韵然 “中国的美术馆热潮”

藏在博物馆项目背后的，还有庞大的房地产开发。 在中国的政策之下，剧场，美术馆，博物馆，音乐厅等“服务人民”的建筑，成为了开发商占有公共土地最简单的一个策略。

“

更为关键的是，由于文化类工程建设项目符合民主化服务人民的政策，因此它们也对那些急需获得政府批准从而为其大型施工项目占用土地的私人开发商起到了重要作用。

”

（摘自黄韵然 “中国的美术馆热潮”）

与房地产开发相似，博物馆这一类文化性公共建筑往往是保障一个区域未来发展的政治噱头。 建筑物建成后却没有配套的公共设施支持，或是建筑物被刻意选在远离城市居民密集的地区，以此来“启动”新的市中心的发展。

郑州美术馆新馆位于中原中央文化区，与周边居民相隔甚远

在山西大同，2009年时任市长耿彦波启动的“一轴两城”规划中的御东新区，集中了来自世界各地著名建筑师的作品：

2019年普利兹克获得者矶崎新 设计的大同大剧院， Foster+Partners 设计的大同美术馆， 哈佛大学教授Preston Scott Cohen 操刀的大同图书馆， 澳大利亚事务所Populous 设计的大同体育中心， 崔愷院士 设计的大同市博物馆。

“一轴两城”所启动的一系列大小工程，在耿彦波调离职位后，资金短缺而难以推进。 据估计，2013年大同市政府负债率超过100%，负债超过20亿人民币。西城墙修复工程于2015年正式恢复，2016年最终完成。

外媒报道，文章题目“中国的幽灵城市终于在经历数年的空荡荡的街头后醒来”

另一个案例，是毗邻戈壁沙漠的鄂尔多斯市的康巴什区。

康巴什区在2004年的规划中，希望通过建设大型广场，购物中心，住宅楼和政府建筑来吸引周边地区的居民迁入， 预估2020年能够达到30万居民人口。

与大同相似，地标性建筑例如由MAD设计的鄂尔多斯博物馆，DnA设计的鄂尔多斯美术馆已拔地而起， 但2021年人口仅有12万左右， 并且城市还面临着人口减少，缺少个体商业和新兴产业的刺激来吸引更多的居民迁入，保证长久的发展。

在中国绝大多数城市中，地标性建筑并不是城市经济转型，基础设施更新的契机，而仅仅是宏大的政治拼图中的一块 ，这样的建设时而搁浅，过程中民众缺乏参与感，建筑建成后也难以获得当地居民的认同感。

古根海姆效应转译的成功案例

位于法国雷恩斯小镇， 在上个世纪的世界大战和纳粹占领期间摧毁严重，后来兴起的采矿业不仅仅对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日后的衰败也让整个小镇陷入荒废的边缘。 2004年，法国时任总理拉法兰宣布选择雷恩斯的一块前采矿场，作为 巴黎卢浮宫分馆 的场地。

二战后雷恩斯小镇矿区废墟，图片来自： Schutz Group Photographers (Washington, D.C.); May 10, 1919 Library of Congress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Washington, D.C

当地政府表示，雷恩斯卢浮宫分馆将学习毕尔巴鄂的古根海姆博物馆，同时也是法国私人文化艺术机构在 21世纪初所进行的“去中心化”运动的一部分 。

简单来说，法国私人文化艺术机构希望 通过在法国边缘地区建立博物馆艺术馆的策略来促进文物与艺术品的流动，让不仅仅是巴黎市民，也让其它地区的居民能够方便地看到这些作品。

? Iwan Bann

雷恩斯小镇本身坐落在法国北部，距巴黎两个半小时车程，向北毗邻比利时。 通过铁路和高速，欧洲西北部国家的居民可以很轻松到达。

卢浮宫雷恩斯分馆的设计，则选择了来自 日本的普利兹克奖得主SANAA 操刀。展馆的设计继承了SANAA一贯对 打破建筑与自然边界 的理念， 制造轻盈 的感觉。

? Iwan Bann

建筑接近大地匍匐展开，由五个翼组成。连续交替的玻璃与2mm铝制板作为建筑立面， 反射周边的景观，让建筑与周边融为一体。

? Iwan Bann

恰当的政治与社会环境，私人机构的资金支持，世界级建筑大师的加成 ，这三个成分都是古根海姆成功因素，但若说卢浮宫雷恩斯分馆所学到的精髓， 是将地标性建筑与长期的城市规划紧密结合，在落实过程中始终保持对当地居民意见的关注。

卢浮宫雷恩斯分馆项目由两个主要委员会推进， 一个是“总指挥部” ，负责将与地区公共利益相关的内容带入项目的讨论，由辖区议会成员组成； 另一个“执行委员会” 则由巴黎卢浮宫相关负责人来指导的，组成科学和文化研究团队来保障项目的落实。与此同时，另一个 “协调委员会” 负责与当地居民的沟通，了解当地需求，来保证项目建成后能够融入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