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桥财政｜一座跨城的桥，能让薪资上升13.5%？

转自公众号：TOP创新区研究院

 

从“凯恩斯”到“熊彼特”

转自｜TOP创新区研究院

作者｜创新区研究组

编辑｜Y

提起厄勒海峡地区（Oresund Strait），听说过的人可能并不多。从地理上看，厄勒海峡地处寒冷寂静的北欧， 左边是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右边连接瑞典城市马尔默。

然而，在2000年以前，这两所城市隔海相望，未有交通。毕竟语言、制度、习惯、风俗都不一样。不过，在2000年，一座大桥隧道横跨厄勒海峡，将两座城市彼此连接。

大桥建成后两岸的交流量增加了四倍，而丹麦迁往瑞典的人数也翻了六番，该地区的经济增长比其他地区都要高。

2021 年的一项研究发现，这座桥直接促进了该区域的创新；2022年的一项由三位挪威教授发表的研究表明， 因为区域合作，增大了人力市场的规模，该桥导致该地区工人的平均工资增长了 13.5%！

红色与绿色标注的就是厄勒海峡地区↑

这正印证了我们上周提到的城市规模的话题 - 当一座城市规模增大后，个人的创新与生产力都将有所提升。 城市群战略、跨区域合作是变相增加城市规模的一种方式，会带来非常大的红利。

细心的朋友可能发现了，厄勒海峡是一个跨区、跨国的合作区！没错，在全球的版图上，像厄勒海峡区的合作都很少见。而如果我们要研究城市群与跨区域合作创新， 厄勒海峡或许将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特别是制度角度）给我们一些启发。

百年交通，合作契机

故事要从1970年代说起。不断兴起的全球化使得制造业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地区，厄勒海峡地区的大型造船厂、纺织服装厂、食品加工厂一个接一个地关闭，该地遭受了结构性危机的打击；而70年代末到整个80年代因为石油危机，西方国家的日子普遍不好过， 失业率不断上升，经济增长迅速凝滞。

为了对抗经济下滑，丹麦政府采取了“防御性的市政凯恩斯主义”(defensive municipal Keynesianism）：高政府支出，希望拉动就业。

但事与愿违，就业率没怎么上升，市政债务反而积累地越来越多，并导致哥本哈根市的政治和社会状况恶化。

丹麦自二战以来的失业率↑

隔壁的马尔默情况也类似。相比于地理位置不错的丹麦(丹麦距离英国与荷兰更近），瑞典的地理位置较差，而且当时因为与苏德的关系，瑞典进入西欧主要市场的阻力较大，工业城市马尔默的传统支柱产业都无法为继。

瑞典马尔默地区的造船厂↑

总之，现实情况是：两大城市都遇到了经济困难。

怎么办？

其实机会不是没有。而从1886年开始，海峡两边的智者就开始探讨交通连接，两点连一线，必将产生巨大的经济能量。 不过100年过去了，建不建，怎么建，谁来建等等问题一直处于研究和考证，就是没有成行。

经济危机推动了双方的合作，加上当时正值欧共体的快速扩张时期，瑞典与丹麦对跨境合作的热情都被点燃了。

交通先行

厘清利益分配机制

两个年轻人从有好感走到结婚面临着很多的阻力，何况是两个跨国的地区。

其中最重要的是财政与税收等与钱有关的问题。

修建这么一个庞大的基础设施，双方怎么凑份子钱？怎么分配利益？

厄勒海峡丹麦一边连接的是哥本哈根，那可是妥妥的大首都，整个大哥本哈根区约占整个丹麦人口的50%；反观瑞典一边连接的是马尔默，人口只占瑞典的1/8，并隔中心城市斯特哥尔摩还远得很呢，瑞典愿意眼睁睁看着我的马尔默给你的哥本哈根做贡献？

同时，瑞典的薪资一直以来比丹麦的要低，房产价格也要便宜；丹麦有针对企业创新减税的政策，瑞典则没有；如果两边互通，丹麦企业跑来瑞典开公司雇佣丹麦人，或者是瑞典公司跑到丹麦雇佣瑞典人，那是给丹麦交税还是给瑞典交税？按哪国的税收制度交？

丹麦与瑞典的薪资对比，差距竟然有20%之大↑

做蛋糕分蛋糕的比例没谈好，这“婚”没得结。

于是，从1989年起，哥本哈根跟丹麦政府转变了一下思路，眼见“凯恩斯”这副药不见效， 他们决意换着试试“熊彼特”，鼓励“城市企业家”。

直接上大白话就是——

反正国家政府也没有多大的权力(事实上，丹麦和瑞典都是经合组织成员国中行政权力最分散的国家之一)， 高层还不如将这一部分权责下放给地方和地区层面，当做一个“实验品”来搞一下，做好了更好，做不好反正不亏。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参与厄勒海峡合作科学区的主要是在地方和市一级，自下而上地来鼓励跨境投资，倡导区域合作。 政府主要是在基础设层面施出个面，定好税收、法律等规则，其他领域都是间接参与。

在这种理念下， 两方的灵活性与自主性也大大增强了。

双方成立了厄勒海峡委员会，该机构由32名政治代表组成，丹麦人与瑞典人各一半，目标是加强该地区的综合发展与跨境合作，共同在产业、劳工等领域发起并运行战略发展项目，构建市场，通讯和基础设施，营造教育，文化和环境。同时海峡委员会的运营资金向该地区居民征收，每人差不多2丹麦克朗(非常少，相当于2.5块钱人民币)。

特别是，在创新的理念引导下， 政客们自己也越来越像“企业家”：他们将自己的区域视为“产品”，思考产品的“竞争力”，如何进行“营销”等等。

于是，在面对建桥财政这个问题时，解决方式是这样的：

1990年代初期两边成立了一家公司，一半归丹麦政府所有，一半归瑞典政府所有。地方政府通过发债来筹集支付桥梁隧道的费用，欧盟象征性地也出了一点钱，建桥成本差不多是26亿。

 

工程技术上，该大桥是一座建筑奇观： 如果从空中看，会发现大桥在海洋中突然断掉了，如同一头鲸鱼浮在海面一般。 她有目前世界上最宽敞的海底隧道与目前世界上承重量最大的斜拉桥。

1995 年海峡大桥开始建造，1999 年完工，用运营中过桥费支付利息并开始偿还贷款，不用纳税人一分钱。

下，疫情前每年客流量是1200万人次，按平均50欧元的过桥费， 我们算了一 差不多一年进账6个亿，还不错。

只是没有想到疫情来得那么秃然

而面对税收的问题，双方签订了 The Oresund Agreement（厄勒协定） ，该协定约定： 如果某个工作者任意三个月有至少 50% 的工作时间都在某国，则应将纳税义务转移到厄勒海峡通勤者所在的国家。

举个例子，如果一个瑞典人，在任意给定的 3 个月期间至少有一半的工作日在丹麦给丹麦公司干活，那么总工资应该在丹麦征税。

现在疫情期间都在家办公，该协定稍作了一些修改， 如果瑞典人给丹麦公司干活，但50%的时间是在家办公，那么丹麦公司也需要在瑞典注册为雇主，并在瑞典交税。

在这个税收制度确定下来后，两个地区的协同合作进入了快车道。

  图中可见周边交通也愈加完善了

当然，除了税收之外，两地还有 语言文字、教育制度、社会福利、投票选举权等一系列的磨合。

一个有趣的例子是，而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两大地区都用起了手机支付。但 丹麦大多用的是MobilePay，瑞典用的是Swish，丹麦人过来总会遇到“付不了钱”的问题，因为注册Swish需要用户有一个瑞典地址，瑞典人去丹麦也一样。

即使在20年后，双方还在不断融合，这是一个收获与挑战并存的旅途。

 

学术牵头        

用合作平台凝聚        

我们上文说到，厄勒海峡区是一个 自下而上 的机制，这充分体现在“ 学术牵头，平台凝聚” 的合作方式上。

厄勒海峡委员会发起了厄勒海峡科学区倡议The ?resund Science Region (?SR) ，希望能连接该地区的20余所高等教育机构，6个科学园区、2000 家公司和约12,000名研究人员、将有影响力的商界人士、地区政治家、高等教育机构聚集在一起， 同时采用所谓的三螺旋创新方法，来自不同社会经济、教育和研究以及制度环境的参与者之间建立联系，并为地区知识型增长创造最佳条件。

所谓的“三重螺旋产业生态系统”指的是：

政府，研究基础设施和业务网络，这三重系统以密集、集成、相互联系的方式工作，使得学术界、产业界进行合作，共享想法，并不断地演化成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开拓新的研究，增强新的商业机会，吸引成功的公司。

在实际运营中，大量研究项目得以跨越国界，以更低廉的成本和更丰富的人力资源来开展，使丹麦和瑞典两国的科研合作有了进一步发展。

比如耗资14亿欧元欧洲散裂中子源选址瑞典隆德，是拥有迄今世界上通量最高的脉冲散裂中子源，预计2025年建设完工↓

MAX IV，一家高性能同步加速器辐射实验室↓

研发公司也大批进驻。因为瑞典一直有高研发的“好习惯”，已经连续20年保持研发经费占GDP比重3％以上，稳居世界前列，而且研发的市场转化成效很不错，欧洲一些最大的研发公司在厄勒海峡设有办事处，比如阿斯利康、爱立信、沃尔沃、萨博等。

除了聚集与连接之外，?SR就定向的产业也打造了 专属产业聚集平台：

专注数字娱乐的Diginet ?resund，专注纳米领域的纳米厄勒海峡，专注物流的?resund物流等等。

其中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平台就是Medicon  Valley了。

Medicon Valley从1997年开始运营，作为隆德大学和哥本哈根大学之间的合作项目，一开始从欧盟区域合作基金Interreg 处获得资金，慢慢地通过会员、捐款开始自力更生。

在区域原本的优势与平台的精心运营下，经过多年发展，造就了世界医药领域的“一极”。

这里密集地聚集了8大生命健康主题的园区，大型pharma或biotech公司20家，biotech总计170家，约200多家全球性的制药公司在 Medicon Valley 设有分支机构，行业机构的数量超过400家，员工超过50000人。

Medicon Valley的8大生命健康主题的园区

瑞典的ideon园区↑

据统计，往返于海峡两岸的人达900人；自2014 年以来，已有13 家丹麦生命科学公司在瑞典上市；同时，在瑞典斯科讷的生命科学集群区域中至少有20 位丹麦CEO。

那些活跃在Medicon Valley的创新者们，图源：mva.org

而统计数据更是表明：斯堪地纳维亚半岛的制药公司中有60％位于该地区， 像Novo Nordisk，LEO Pharma，Baxter Gambro和Lundbeck 这样的大型公司也都安顿于此，集中度非常高。

如马丁繁荣统计研究所的统计学家凯文·斯托拉里克 （Kevin Stolarick） 所说：生物技术孵化器、大学和医院都应集中建立在附近，它们之间来回的距离应保持在一杯咖啡不会变凉的时间内。

Medicon  Valley的三大强项在于癌症(1700 名研究人员)、糖尿病(1000 名)与生殖健康领域(150 名)的研究与应用，在这些领域都有世界级的研究成果。

一路走来当然，厄勒海峡面临的挑战远远不止我们上文说道的这几处，但是自上而下的机制运营者的好处就是：

灵活性以及响应性—— 看到问题，解决问题；有了变化，适应变化。

在专门处理区域合作的非盈利平台上，两边的居民可以非常便捷地提交自己遇到的问题，得到迅速的解决。

总之，这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境科学区自下而上的操作，也是非常具有创新性了。这或许说明，一个跨区域合作项目，最重要的是机制搭建、利益分配，加上该地区领袖们的企业家精神，也能加强跨界融合，打造世界领先的科学区域。

题图及内文图片基于CC0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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