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是中国著名的革命根据地之一。1935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到达陕北后，建立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陕北成为革命的中心根据地。1937年9月6日，陕甘苏区改名为陕甘宁边区，并成立了边区政府，首府设在延安，辖陕西、甘肃、宁夏的23个县以及神（木）府（谷）地区，面积12.9万余km 2 ，人口150万人。至1948年3月，陕甘宁边区成为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的领导中心、解放战争的总后方。
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十分重视水利建设，把兴修水利、发展灌溉作为开展大生产运动和边区经济建设的重要方针，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拨出专款修建水利工程，同时大力倡办民间小型水利，建成了
延安裴庄渠（ 幸福渠 ） 、南泥湾渠、子长渠、富县葫芦河引水渠、靖边杨桥畔渠、绥德绥惠渠
等一批重点水利工程和众多民间小型水利工程。据统计，共修水地 4.1 万多亩（ 1 亩 =1/15 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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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同）、水漫地（定边、靖边一带利用地形引洪漫地） 5 万余亩、埝地（淳化一带） 8 000 余亩，以及相当数量的山地梯田和川塬水井（窖）等。
《新中华报》幸福渠建成的报道
延安枣园“幸福渠”
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始于 1939 年。当年开垦荒地 91.9 万亩。从 1941 年起，陕甘宁边区全面开展了大生产运动。 1941 年采取移民垦殖政策，当年移民 2.8 万人，开荒 47.7 万亩，改造水田 2.36 万亩，实现了农业增产。
1941 年 4 月，王震率八路军三五九旅，响应毛泽东、朱德提出的“屯田政策”号召，把军队主力开进南泥湾，开荒生产。到年底开荒地 2.5 万亩，成为部队生产的一面旗帜。
1942 年边区开展了以农业为主的大生产运动，开展大生产竞赛。到 1943 年全边区开荒 97 万亩，粮食总产达到 184 万石，比 1942 年增产细粮 16 万石。边区群众基本实现“足食”愿望，部分群众有了余粮，棉花生产也有了发展。 1943 年植棉面积发展到 15.3 万亩，总产皮棉 86.5 万 kg ，棉布自给率达 73 ％。
陕甘宁边区农业生产是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进行的，边区农业发展支援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从 1939 年开始，唐川、林山、康迪、奚康敏、方悴农、陈凌风、朱明凯等农业科技工作者进入延安从事农业技术工作。陶克在陕北指导群众打坝、修埝、引洪漫地等，受到边区群众的好评和爱戴。 1946 — 1947 年，西北农学院等院校的一批大学生到延安参加农业技术和农业生产工作，组织群众开展旱农耕作技术，总结推广抗旱方法。
《解放日报》介绍龙骨水车的文章
《解放日报》农田给水常识介绍
1946 年春耕开始后，边区政府发放了救济粮 3 600 石，棉花 1 000 kg ，水利贷款 2 000 元，并号召群众互助互济。 12 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召集举行农业技术座谈会，确定在组织起来的基础上逐渐推广深耕细作，发展水利、改良土壤。 1947 年 1 月，边区政府召开专员、县长联席会议，决定以“保持粮产、提高棉产”为 1947 年战时农业生产方针。 3 月，国民党胡宗南军侵占延安。 4 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出《关于春耕的指示》，要求全党、全边区动员起来开展春耕，把自卫战争与生产结合在一起，切实搞好春耕生产，支持自卫战争。 1948 年，边区政府对全边区农村发放无息农业贷款 38 亿元（边币），帮助农民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同年 4 月，延安光复，边区政府返回延安。 1949 年 2 月，边区政府下设农业厅。从此，农业生产转入正常，为陕西全境解放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作了准备。
延安市富县葫芦河段两岸稻田
陕甘宁边区地处西北黄土高原，土地瘠薄，十年九旱，农业历来广种薄收，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各级党委、政府坚持从陕北的自然环境实际出发，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水资源，兴办水利，引水灌田，提高产量。
靖边 杨桥畔当年的水漫地
1939 年 2 月，《陕甘宁边区党委、边区政府、边区抗敌会、保安司令部关于发展生产运动的紧急通知》中要求“改良耕种方法，发展水利”。 1939 年 4 月 4 日，《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中第十九条决定：开垦荒地，兴修水利，改良耕种，增加农业生产，组织春耕秋收运动。《 1939 年边区国防经济决议》中除了扩大耕地面积外，要求“兴修水地，改良生产技术”，共计下达各县修水利任务 11 830 亩。 1940 年 4 月，《陕甘宁边区党委、边区政府关于二十九年度经济建设的决定》中提出：发展水利，应由建设厅择定便利兴修水地之区域，兴修水地至少 2 万亩，并同时发动农民打井修堤，务使发展水利比去年有更多成绩。 1941 年，《陕甘宁边区三十年度经济建设计划》中提出“广泛发展水利，扩大耕地，以达到确保粮食自给，增加纺织及其他工业原料”。 1942 年，《陕甘宁边区农业推广计划书》把“水利垦殖”列在第一条，提出“发动人民在下列各地（靖边、鄜县、安定、米脂）兴修水利，由建设厅负责工程设计指导，政府拨三十六万元作为水利贷款，以刺激人民大量投资于水利事业”。 1943 年边区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改良农作包括“修水漫地、修埝地、挖水窖、筑水坝、拍畔边崖”对增产粮食起到了很大作用，要求继续“多修水利”。 1945 年 12 月 17 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为增产粮食给各专员、县（市）长的信》中，对修水利专门提出要求：在绥德、子洲、子长、延川、富县、靖边、合水等地有修水利条件地方，应把修水利作为重要工作之一，“三边”等地干部和群众有修水漫地的经验和习惯，应适当继续这一工作，关中一带，应继续兴修埝地，至于挑水窖、打坝堰等保持水分的办法，均可发挥，使土壤多藏水分，宜于种植。以上文献表明，边区党委、政府始终把发展水利作为大政方针，并在组织计划上给予了明确指导。
毛主席在杨家岭和群众亲切交谈
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非常重视水利建设的舆论宣传，《新中华报》《解放日报》都把水利作为重要内容专版宣传。据不完全统计，《解放日报》 1941 — 1946 年刊发水利方面稿件 158 篇。
《解放日报》各县兴修水利的报道
边区政府成立以来，把支持水利建设作为重点，采取专款支持重点水利工程和贷款扶植民间小型水利的办法，千方百计加快水利建设，促进农业灌溉。
1938 年，国民政府为赈济外省沦陷区逃往边区的数万难民，拨赈款（法币） 10 万元，边区政府拿出 2 万元垦荒和兴修水利，其中给安塞、保安、靖边、华池、延安、甘泉、定边、新正等县 8 500 元，修水地 6 000 余亩。
1939 年，边区建设厅勘建延安裴庄渠，于 1940 年春建成通水，可灌地 1 500 余亩，群众把裴庄渠称作“幸福渠”。据边区政府 1940 年度农业生产总结报告，本年度农业各项支出 170 304.7 元，其中水利工程费约占农业总支出的 1/3 。
战士们在插秧
1941 — 1942 年，边区财政空前困难，仍拨款项修建靖边杨桥畔、鄜县（今富县）葫芦河、子长杨家园子灌溉工程（子长渠）。 1945 年，《陕甘宁边区奖助实业投资暂行条例》规定：建修水利所增加之农业收益，获推广植棉之地亩，三年免收公粮。《 1946 年政府工作报告》在经验总结中提到“鼓励兴修水利，如水漫地、堰地、水窖、水井等，由旱地变成水地的增产部分，三年免交公粮，因此使水地面积增加。 1940 年全边区水地面积为 23 558 亩， 1944 年达 41 109 亩，以后亦续有增加”。为筹措建设经费，边区政府 1941 年发行救国公债 500 万元，并号召全民开展储蓄。在公债和储蓄的用途中，都把兴修水利作为重要一条。
延安时期各级党委、政府十分重视水利科学技术，并取得多方面的显著成效。
《解放日报》边区水利事业研究文章
1937 年边区政府成立，机构编制内设建设厅，负责边区农、水、林、工、交通、贸易等工作，其中丁仲文、武可久、李世俊、姬也力、陶克等一批优秀专业人员，组成了边区水利建设队伍。 1939 年延安成立自然科学院和自然科学研究会，下设各类分会，其中负责水利的土木工程分会完成了全区水资源状况调查，对边区发展水利做了基础性工作。边区政府还设立了边区农业学校，为边区培养了一批农林水专业人才。 1943 年“边区技术干部优待办法”按学历和实绩对技术干部分为甲乙丙丁四类标准，除津贴外，在伙食、服装上都有一定优待。
《解放日报》延安生产运动中的水利问题研究
边区始终倡导科学研究之风，边区《解放日报》刊登了丁仲文、惠中权、李世俊、武可久、鲁直、陶克、姬也力、任成玉等的多篇工作研究或科技理论文章，指导边区水利建设。
1939 年 4 月，边区政府以“命令”形式公布《陕甘宁边区生产奖励条例》和《督导民众生产运动奖励条例》，规定“开辟水地十亩以上者”农户即可受“生产奖”，“发展水利百亩至五百亩者”乡即可受“督导民众生产运动奖”。同时边区政府积极树立农业灌溉和生产典型。比如志丹县的马海旺、靖边县的张仲成、三五九旅供给部政委罗章、赤水县委书记任成玉等都受到表彰。
《解放日报》关于水利英雄马海旺的报道
1943 年 2 月 24 日，延安安塞县劳动英雄、模范退伍军人杨朝臣写信给延安劳动英雄吴满有，倡议开展生产竞赛。吴满有复信表示应战，并倡议把这一生产竞赛扩大到全边区的部队和群众中去。朱德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即电令全边区所有部队响应吴满有生产竞赛的倡议，号召“背枪上战场、荷锄斗田庄”。于是，劳动英雄与劳动英雄之间、村庄与村庄之间、军队与民众之间以及军队相互之间的生产大竞赛，迅速在全边区开展起来，并发展到边区的各个角落，对农业生产和灌溉技术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边区政府于 1943 年 11 月 26 日— 12 月 16 日在延安举办了陕甘宁边区第三届生产展览会，同时召开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大会。这届生产展览会，是一次检阅大生产运动成果的大会，整个展览是边区“丰衣足食”的缩影。展览有近百个展室，展品 6 596 件，图片、照片 1 987 张。在农业方面，全面展出了 1943 年开荒垦殖、引水灌田、增产粮食的成就。
延安时期边区以农业灌溉为主的水利工作，是在红军 1935 年年底到达陕北后，根据当时边区所处的地理环境和不足量、不均衡的年降雨情况所决定的。根据有关史料和实际调研走访情况看，边区水利建设在高潮时期覆盖全边区 23 个县近 200 万人口。水利工程建设用于农业灌溉的重点区域有：时称“三边”的靖边、定边、安边，首府延安及周边，绥德、子长、志丹及关中分区所辖赤水县（今陕西省咸阳市淳化县北部、旬邑县东部、铜川市耀州区西北部）等，涉及的流域主要有黄河一级支流无定河及其支流芦河、大理河、榆阳河，延河及其支流西川河，渭河一级支流洛河的支流葫芦河、周河，泾河支流马栏河等。
志丹县孙岔坝系淤地坝
仅大生产运动，从 1939 — 1945 年，边区总计开垦荒地 360 多万亩。 1945 年边区耕地面积达 1 377.5 万亩，比 1939 年扩大了 370 多万亩。粮食总产量达到 1 513.5 万石，比 1939 年增加 1 338.1 万石，增长 7.6 倍。棉花种植面积由 1937 年的 3 700 多亩，发展到 1945 年的 35 万亩，总产皮棉 150 多万 kg ，军需民用棉花基本自给，改变了多年依靠外地调棉的局面。
水利的发展，农业灌溉技术的推广和运用，使边区粮食产量由 100 万石左右增加到 200 万石以上，皮棉产量由 25 万 kg 增加到 150 万 kg 以上，缴纳救国公粮由 1 万余石增加到最多 20 万石。农业灌溉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在农业生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改善军民生活、实现丰衣足食、支持抗战救国起到了积极作用，作出了重要贡献。 ■
南泥 湾
（原载《中国水利》杂志2022年第9期，责任编辑 张瑜洪。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耿涛，
（1968.03—），男，汉族，中共党员，大学文化。现任省水利厅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中国水利学会水利史与水利遗产专委会委员，中华水文化专家委员会专家，中国水利文协理事，中国水利摄影家协会会员、陕西省水利文化专家。先后参与国内及省内多项水文化规划方案编制工作；主持编制了《陕西省水文化发展规划》《陕西省水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规划》；组织编辑出版了《陕西水文化遗产名录》《陕西江河史话》《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水利纪实》等18部水文化书籍；撰写水文化研究文章30余篇；倡议并推动了陕西“郑国渠”“汉中三堰”“龙首渠引洛古灌区”成功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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