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黄河水利委员会绥德水土保持科学试验站成立70周年，让我想起了我们的第一任站长陶克先生。他是绥德水保站的创始人，也是陕北水土保持工作的先行者。我通过多种渠道搜集有关文献记载、相关论文资料，并走访他的绍兴老家，谨以此文怀念这位杰出的水土保持学家。
绥德水保站第一任站长陶克
生于水乡，立志治水
1921年，陶克先生出生于浙江绍兴陶堰镇浔阳村。陶堰的“堰”字，指的是拦水的堤坝。同时浔阳村附近就有会稽山大禹陵，这里盛传着大禹治水的故事，并有大禹“七年闻乐不听，三过家门不入”的美谈。
陶克先生出生于这个既有深厚文化底蕴，又有悠久治水理念的浔阳村。据他的同学陶家骏先生回忆，他们曾就读于当时的浔阳学堂，这里的学生多为立品勤学、潜心学问的翘楚。陶克先生自幼聪明机灵，勤学好问，从小喜爱研究治水，尤其是对“坝堰”有所研究。早在1939年离开家乡之前，就开始了治水方面研究工作，并筹划编写《中国水利建设论》。
1941年日本侵占浙江后，绍兴沦陷，烧杀抢掠，民不聊生，当时先生刚刚20岁，向父母提出要继续求学，经父母同意后，离开绍兴，踏上去往大后方的征程，涉足浙、赣、湘、黔、蜀等省广大山区，亲历了这些地区的人民群众因水土流失带来的灾害与痛苦，对江河治理和水土流失防治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加紧潜心钻研水利和水土保持等专业知识。
善于学习，群众认肯
1944年，陶克先生历经千难万险从抗战大后方重庆来到革命圣地延安。由于其热衷于水利和水土保持工作，遂进入抗大学习相关内容。1946年被党组织分配到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工作，并与康迪和姬也力同志一起筹建陕北水土保持工作站。由于黄土丘陵区水土流失的严重状况，不仅影响当地农业生产，而且是黄河“悬河”危害的根源。
1958年绥德水保站模范工作者合影
他响应“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深入绥德、米脂、佳县、吴堡一带围绕水土流失防治工作开展调查研究工作，把群众长期实践中形成的防治经验总结起来，再到群众中宣传、推广、检验、总结和提高，找出切实可行的水土保持措施。
在陕北，群众创造了许多水土保持的好经验，如吴堡县的修埝淤地打旱井，米脂县杜家石沟的修梯田，以及套二犁耕作法、掏钵点种耕作法等对于增产和保持水土都是很有作用的；对这些群众创造出的良好经验，陶克先生带领水保站的技术人员都开展调查研究和总结归纳，并在这些水土保持措施中增强科学内容，完善具体步骤，形成相关技术。
1949年一次他到天水去出差，路过天水水土保持站，他便走进去访问、调研，正好遇见了著名水土保持学家任承统先生。 任先生向他介绍了国内外水土保持的情况以及水保措施及其理论，使他更加深刻的了解水土保持工作的重大意义，之后他经常通过书信向任先生请教。这更加深了他对水土保持的理解，认识到保持水土是改造自然、根治黄河、造福人民和子孙万代的伟大事业，也坚定了他对水土保持工作的信念。
大自然是人类最好的老师，先生不仅向群众和专家学习，同时也向自然寻求新知。通过了解在陕北周边有不少的“天然湫滩”，尤其以子洲县裴家湾镇黄土洼村天然湫滩为最久，据考证那是明朝一座大山崩塌而形成的天然大坝堰。先生不仅自己前往多次，还带领同事一同前去，这里由于一侧的山体坍塌，在沟岔间滑坡意外筑起了一座60米高的土坝堰，使得堰堤与两侧山坡连为一体，阻挡了因雨水冲刷到沟底的洪流，随着泥沙不断地沉积淤堆，沟里就淤出了一片沃土，自然聚集淤出良田近千亩，使附近的三个村子受益，在粮食困难时期这些村也有玉米面馍吃。
这座天然淤地坝控制着2.5平方公里的流域面积，它的拦截泥沙、渗收洪水功能经久不衰，与今日之淤地坝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被称为淤地坝“鼻祖”。先生在对其开展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49年秋，与他人共同完成了一项土坝试验研究工程，之后先生开展很多的淤地坝试验研究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在榆林市米脂县高西沟村的水土治理工作中，时任村支书高祖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知道“水土保持”是听陶克先生所言，而且也是在先生亲自的指导下，开展淤地坝、梯田和林草植被建设的综合治理工作。至今陕北很多群众都记着他的名字，并且盛传一句名言：“陶克不死，打坝不止。”
“偶得马列主义著作，则闭门阅读，爱不释手，暗下决心，长大后一定要奔赴延安，投身革命”，陶克先生的家谱里这样记载。 为了水土保持事业，1944年，23岁的陶克来到革命圣地延安，扎根陕北22年，把一生都奉献给了他所热爱的这片土地。
陶克先生热爱生活，多才多艺，不仅熟悉江南的小调和音乐，来到陕北后，更在与老乡的接触中学习了很多陕北文化。在调查研究水土流失的同时，他学会了《兰花花》《三十里铺》《走西口》等很多陕北民歌。和同志们一起下乡出差调研工作中、在马连沟的元旦晚会上、淤地坝的劳动竞赛中、高西沟的梯田上，他总是带头领唱陕北民歌，同志们很喜欢和他一起工作。
他身先士卒，干工作总是自己抢在前面，不管是夯实淤地坝还是水力充填淤地坝，他都工作和战斗到第一线，亲自尝试铲土、拉土、铺土、打夯、压实以及抽水、冲土等具体工作。同时他善于总结，把淤地坝放线—清基—开挖结合槽—逐层上土—夯实等技术很快总结出来，推广到陕北的各个乡村。
他善于发现培养青年科技人才，敢于放手、支持年轻同志在科研任务中“挑大梁”，甘做致力提携后学的“铺路石”和领路人。偶尔留在单位时，他看见同志们下乡回来，总要上前接过提包，并帮助他们打扫身上的尘土，亲自去给他们打洗脸水、端饭，亲如兄弟，关怀备至。
当时我们站机关下边有一块菜地，先生总是积极谋划解决单位的吃菜问题，并亲自谋划积极参与具体的农活，口中时常吟诵着陶渊明留下的田园诗歌：“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他那可敬可亲的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育人精神至今仍深深镌刻在绥德水保人的心中。
1949年西安解放后，陶克先生暂留西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工作，后组织找他谈话，准备派他去关中的周至县任县长，他坚持不去，之后又拟派他到榆林专署去当建设科长，他仍然拒绝，执意要在陕北开展水土保持工作。
组织上被他这种执着的热爱水土保持事业的精神所打动，就派他到米脂县官庄农场工作，并给了他6担棉花作为开展水土流失防治工作的经费，并成立了水土保持组，先生自任组长。
1950年底，陕西省农业生产会议决定，在米脂官庄农场水保组的基础上，扩建成立绥德米脂水土保持站（当时绥德为专区），先生自任站长。1952年黄河水利委员会成立陕北水土保持工作站，至此他成为我们的第一任站长。
陶克先生从1939年开始，用12年时间草拟了《中国水利建设论》，提出了河流梯级控制和山地绿化的构想。1946年先生被陕甘宁边区政府委派至米脂筹建水土保持站，并在《解放日报》发表了《保持水土增加产量》《西直沟怎样组织挑水窖打坝堰》，后完成《边区水土保持》技术小册子，如今书稿保存在陕西省档案馆。解放后在《新黄河》等刊物上发表了《论陕北地区的土地冲刷与土地利用问题》、《陕北沙漠发展现状与改造利用问题》、《略论陕北水土保持事业》、《我对黄土丘陵区沟壑治理争论中的意见》《试论黄土丘陵区水土保持科学的内在规律》等10多篇论文，并出版通俗读物《怎样打坝淤地》等。
2019年9月在《人民黄河》创刊70周年之际，杂志社开展以“黄河治理保护科学研究与实践”为主题的“70年70篇”经典论文遴选活动，在70年570多期发表的15000多篇各类文章中，选择了9篇水土保持论文，其中就有陶克先生1957年撰写的《试论黄土丘陵区水土保持科学的内在规律》。他在论文中提出陡坡地“停耕还林还牧”（就是现在的退耕还林），科学论述了沟坡兼治的理论，并论述了农业技术措施、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的三大措施及其同时使用的辩证关系。
他写道，“工程措施好比外科医生的手术，生物措施正如内科医生的滋养饮片，双管齐下，才有可能真正做到山清水秀，人物兴隆，变灾区为乐园，永远送走自古以来的贫困命运”。
1956年7月，《人民日报》刊登绥德站韭园沟试验示范基地的相关报道。我从报道的字里行间仿佛能看到，时任绥德站站长的陶克先生陪同记者采访时的情景。
陶克先生在去世前的遗言中写道：“
水土流失是一个有限的数字，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劳动人民的创造力则是无限的，今天一点儿，明天一片地吃（治理），我们终将吃（治理）完吃（治理）净，最后完全澄清黄河。对今天极为严重的水土流失现象抱悲观失望和怀疑的观点，都没有根据。”
从当前来看，黄河泥沙由原来的16亿吨剧减到近几年的2—3亿吨，先生的遗愿正在慢慢照进现实。
先生不仅水土保持业务水平出众，而且有着深邃的理论思想。20世纪90年代末《黄河水土保持大事记》和《陕西省志·水土保持志》为先生做了传略，先生成为黄河流域少数有传略的人物之一，尤其是在陕西现代水保方面与李仪祉齐名。陶克先生身上集中体现了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淡泊名利、潜心研究的奉献精神，集智攻关、团结协作的协同精神，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育人精神。通过先生，让我们知道了一个真正的人应该如何活着，我们仰慕先生、尊敬先生，崇拜先生，尽最大努力地靠近先生。我想，这就是陶克先生对于我们这些新时代下普通水土保持工作者的意义所在。
【作者：党维勤为黄河水利委员会绥德水土保持科学试验站总工程师，原韬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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