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于邦彦毕业了，同时他也失业了……

他的父亲本是一位内科医生，但在返乡时因给八路军同志治病而遭到日本宪兵队逮捕，长期羁押，受尽酷刑。那段时间于邦彦家中极度困苦，直到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对收复区大专院校的毕业生均须经过甄审，这样他才取得正式学历，被安排进唐山工程局工作。1949年1月天津解放，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下，广大技术人员终于有了发挥自己专长的广阔天地。于邦彦先在天津市人民政府工务局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之后根据天津城市建设的需要，他被调到市政院即今天的天津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任工程师。从解放前穷困潦倒，到新中国成立后担负起市政院主管工程师的责任，于邦彦顺利完成了人生征途上的一次重大转折。此后，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新天津、新中国的宏伟建设事业之中。天津市政设计院是一个多专业的设计单位，由于解放初期技术力量比较薄弱，所以工作中常常不分专业，分配给他什么工作都不推诿，逐渐养成“干中学”的职业习惯。他在工作中勤奋好学，练就了一专多能的功夫，承担起了城市防洪工程、城市桥梁工程以及给排水专业结构工程等设计工作。他曾主持并参与了大规模海河永久性城市岸壁和潮白新河牛牧屯节制闸的设计及施工，向天津引水。在此期间，他还参与了天津污水改建工程中大型马蹄管的设计、巨各庄排水泵站设计、凌庄自来水厂部分结构设计等工作。

于邦彦在校期间主修水利专业，上世纪50年代他主要是从事城市防洪和水利工程的设计及建设。

海河是天津的母亲河，干流穿经市区，解放前河岸失修，每逢汛期屡遇险情，对天津市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危害。为了确保行洪期间两岸免受冲刷，以及彻底消除洪水泛滥给天津市民带来的威胁，市政府决定整治海河干流，逐年修建永久性城市岸壁（即护岸工程）。在主持海河岸壁工程设计过程中，根据海河属于感潮河段的特点，适于采用板桩墙结构型式，因为沉桩时不受潮汐影响。其中在凹岸河段修建的岸壁，由于冲淤变化，钢筋混凝土板桩岸壁外露高度多在10m以上，比港区停靠海轮的码头规模还要大很多，所以不得不采用双拉杆锚碇方式以减少桩长及断面。于邦彦经过对苏联《港口结构》一书中推荐的双拉锚计算公式进行反复计算分析，发现其结构理论可行，但推导公式有误，经修正之后解决了结构计算问题，使该项工程采用双拉杆锚碇方式获得成功，降低了工程造价。并为以后天津市护岸工程采用双拉锚板桩护岸工程设计开了先河。

50年代初期，于邦彦又一度被借调至国家城建部设计院，主持湖南省株洲市城市防洪工程设计。在当时缺乏水文观测资料的情况下，要分析湘江的水情变化以及流域面积约200平方公里的白石港小汇水面积的暴雨径流问题，需要踏勘河源，十分艰苦。于邦彦克服了重重困难，在苏联专家索洛诺维奇的指导下，终于完成了一期工程设计。并得到专家及有关方面的好评。

虽然于邦彦是学水利出身，但在完成海河大量岸壁工程及水工建筑物设计的同时，对如何解决海河两岸交通不便的问题早已印在了他的心里。那时的海河自解放桥以下河段，由于海轮进入市内港区，隔断了海河东西两岸的交通，只有部分河段建有摆渡码头，靠渡船连接两岸交通。面对这种情况，经市政府研究，决定在港区河段上修建可开启的浮桥，以缓解水陆交通的矛盾。于是桥梁的设计和组建任务就落在市政设计院的肩上，当时于邦彦在该院已升任主任工程师，理所当然地挑起了这副重担。从护岸治水到为民建桥，他克服了重重困难，完成了人生征途上的第二次重大转折。从此，他潜心研究桥梁结构设计，边学边干，为天津乃至全国的桥梁建设贡献了自己的聪慧才智。

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国内尚无在河道港区内架设开启式浮桥的成熟先例，其中引桥部分的结构布局虽然可以参照浦口轮渡，而开启部分的设计则需要自己构思。为了不负使命，于邦彦冥思苦想，主持召集相关技术人员反复研究商榷，并结合桥位所处河道的具体情况确定了开启部分浮船的避让方法，并利用慢速电动卷扬机作为启闭浮船的动力。其中四新浮桥开启部分整体绕固定轴平面旋转，开启方式则更为简便快捷。因为3000t海轮必须在高潮位时通过，所以定时开启就能满足航运要求。于邦彦主持建设的刘庄浮桥、四新浮桥的使用功能均达到了预期效果。浮桥运营约达20年之久，完成了过渡期的历史使命，现已开始建设永久性固定跨河大桥。

历史跨入上世纪70年代，国家需要进口大型工厂设备，其中北京东方红石油化工厂要从塘沽新港经天津市运送大件设备，利用法国进口的大型拖车运送，拖车载重量为600t、权重900t、轴重30t，远远超过当时国内桥梁设计荷载标准，所以必须对选定的重车线上的桥梁进行加固及改建。以承担该大型拖车的运输任务，在天津市管辖范围内需新建四座桥梁。经与交通部专家商定：一是采用普通钢筋混凝土上部结构，选中偏小跨径；二是重车过桥走中线不考虑偏差；三是不计冲击力及制动力。其主要思想是，这种重车出现的几率很小，因此不宜过分提高设计标准。但是这样严格规定，不免对设计人造成一定压力，为了确保安全，在设计中率先将多年惯用的T型梁钢板焊接隔梁接头改为湿接头，并通过各种计算方法加以比较，适度加强横隔梁断面，排架桩墩盖梁设计则考虑中边桩在受荷时的弹性变形。此项举措经实践后证明效果甚佳，首次尝试改变了T梁标准图的做法。在启运前还进行了模拟荷载运行试验，于邦彦对加固或新建的所有桥梁均进行了逐个检查，确认万无一失方可运输。正式启运是在春节的前一天，作为新建桥梁的主设计者，他亲自陪同拖车运送，每经一桥都要下到桥梁底部查看结构受荷状况，直到平安运抵京津交界处。大件运输桥梁的实践开创并积累了没有先例的公路大件运输和桥梁设计经验，为天津市修建另两条大件运输公路路线做出了贡献。

改革开放以前，于邦彦在国内结构设计领域崭露头角，由他主持设计的刘庄浮桥、四新浮桥等都在国内居领先地位。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全国科技大会的召开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科技人员，科学技术界的春天到来了，于邦彦在我国的桥梁建设领域也开始展翅飞翔，在专业技术上逐渐进入了一个黄金阶段。上世纪80年代，他带领同事努力钻研城市立交设计技术，在从交通分析入手、满足使用功能，结合地形地貌及采用特种结构方面使天津市政院的立交桥设计在全国同行中形成鲜明特色。

他先后主持设计的大型立交工程有秦皇岛港区立交桥工程、大连香炉礁立交桥工程、绍兴立交桥工程、天津市城市道路西半环多座立交桥工程、天津市十一经路立交桥工程及海河狮子林桥等设计工作，主持多项科研课题并获奖。特别是80年代初由他主持设计的天津市永和大桥工程。这种260m大跨径PC斜拉桥设计，当时在亚洲尚无建成的实例。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因此必须借鉴世界已建成的同类桥梁先进的技术，吸取其有益经验。在没有条件实地考察世界知名桥梁的情况下，他千方百计搜集国外斜拉桥设计施工资料，亲自主编两册斜拉桥译文选集，供设计参考，并着眼于洋为中用，进行技术创新。通过调查研究还发现国外凡特大型工程的设计与施工均采取社会分工的方式，方可能达到创新水平。为此他向领导建议筹措必要科研资金，搭建一个以永和桥设计为核心的平台，邀请有关科研单位集体攻关。组建了以同济大学科研组（当时称李国豪科研组）作为领队并联合北京工业大学、北京建筑科学研究院、大桥局及研究所、天津市政研究所等多家单位分头攻关。最终突破了许多难题。永和桥是国内已建成的斜拉桥中设计科研工作做得非常深入细致的一座桥梁，由于地处强震区，又有强风，故选用了漂浮体系和流线型断面，并做了节段模型风洞试验和抗震分析，取得了6项科学成果。它的成功经验已经得到推广应用，其中有的科研成果已经达到国际水平。1988年3月在天津召开的“天津永和大桥学术研究会”上，全国各地70多位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齐聚一堂，交流分享了36篇大桥专题学术论文。

永和大桥建成之后，曾一度引起国内外桥梁界及预应力混凝土专业方面的关注。1988年，美国NEW JERESEY大学EDWARD G.NAWY教授将永和桥建成实例照片纳入其著述的教科书当中（Prestressed Concrete----A Fundamental Approach），标明其为当时亚洲最大的PC斜拉桥。1991年FIP  notes发表了《永和桥设计与施工》(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Yong He Bridge in China)的报道文章。1988年于邦彦作为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的代表，应邀参观日本“本四联络线”桥梁建设实况，并与其交流永和桥设计施工简况。与此同时他被批准为国际桥协（IABSE）会员。

于邦彦在永和大桥设计全过程中非常荣幸地得到了周念先教授的亲切关怀，其间，周教授不仅对设计院具体工作人员进行启蒙教育，还针对设计中出现的关键技术问题与相关人员进行深入切磋与指导，这种忘我无私的奉献精神，体现了老一辈知识分子的高尚情操，为此，于邦彦等人特地撰写《深切怀念周念先教授》一文，以表达对先辈的感念之情。

于邦彦自进入天津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至1988年退休，几十年来他先后任主管工程师、室主任、主任工程师、副总工程师等职，在工作岗位上尽职尽责，孜孜以求，不断进取，业绩斐然。他退休后担任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顾问总工程师，仍然本着“老骥伏枥，壮心不已”的精神，关心天津城市建设事业，参与院内多项桥梁的方案论证和解决设计中的具体问题。近年来国内陆续修建了多座大跨径斜拉桥，并多次应邀参加设计评审和论证，获得业内人士好评。

2003年天津市启动的海河综合开发改造工程，为新世纪海河桥梁建设提供了难得的契机，也对桥梁与周边环境景观协调、文化历史传承等方面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他时时关注工程建设，从天津的河道和城市特点需要，提出“允许在建筑美学上多考虑一些”，认为对“很多新的桥型，值得关注”， 热心鼓励、帮助扶持年轻桥梁设计工程师团队。

作为百年来天津市地标性建筑的海河金汤桥和解放桥，分别为国内独有仅存的平转式和双叶立转式开启的钢桁架桥。这两座桥梁见证了天津的历史变革，承载了海河文化的积淀，海河金汤桥更是作为1949年天津解放的会师地点，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和文物保护基地。因此这两座桥梁本着“修旧如旧”的设计原则，要求按桥型原样整修，并恢复废弃三十多年的开启功能。但是至2003年项目启建时，有关两桥的设计图纸和资料散失殆尽。于邦彦不顾年高体弱，凭着惊人的记忆力和丰富的工程经验，查阅寻找相关两桥资料，听取其设计整修恢复方案，对两桥结构体系及细部构造、开启系统装置形式及开启原理、铆接工艺恢复和历次整修等情况逐一详述，提出很多宝贵的指导意见和建议，为这两座文物级的百年开启桥的成功修复付出了极大的心血。

上世纪80年代，应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编委会之约，于邦彦协助王华棠（原天津市市政工程局总工程师）撰写了《天津—一个城市的崛起》一书，并谢绝副主编的称谓。该书是本城市建设史料专著，在近期整修旧存海河上的桥梁中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他的一生，总是默默耕耘，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曾说过，一个人在走完事业征程以后，应该像老象那样，在即将离去的时候，先是离开象群，然后自己慢慢隐去。质朴形象的话语，体现出一位为中国桥梁设计事业呕心沥血的老人淡泊明志、甘于奉献的高尚情怀。老先生的为人及学识，和他为中国市政建设的杰出贡献，不但不会隐去，而且会永存于后继者的心中，高山景行，历久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