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包围城市乡村的反攻

表面上看这种趋势为农村地区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发展前景，而农村地区长期以来一直关注与大都市地区不断增长的财富和经济增长差距，并导致许多小城市的市长制定了吸引城市新居民尤其是年轻人的政策。但是，其中许多举措，特别是在边缘地区的举措注定收效甚微：迄今为止，大都市的外流并没有在整个区域范围内肆意散布，但确实呈现出对地方的明显选择性。

那些逃离大都市的人通常是中产阶级，他们不打算放弃自己的生活方式——仍然由消费主义以及业余时间和社交活动组成。而且，在捍卫这些“价值”时，离开中心的决定通常是基于逃避空间的拥挤和大城市日益难以忍受的成本的决定。

因此，这不是逃脱的问题，而是重新定位的问题，其首选目的地在城市带的绿色区域，但如果其他区域易于通勤，也可以选择更远的地方：最近几十年来增长集中的区域意大利北部的城市恰好是高速公路动脉的“走廊”，点缀在中型城市之间，这些中型城市有商业服务和文化活动[2]。

因此只有在道路和铁路网络具有良好的可达性，并且拥有可以使人连接到无形网络并充分利用其潜力的IT基础设施的地方，才有可能建设新的中心地带和新的城市化。

从远程办公机会开始，不论其地理位置如何，没有可靠的这些设施的地区都面临着越来越多的边缘化风险。举例来讲：比起亚历山德里亚，哥斯达黎加斯梅拉达可以与米兰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因为后者建成了拜占庭奥尔比亚机场和良好的宽带网络这些城市的功能附属物，而前者基本上仍是自治系统，除了领土之间的这种新鸿沟外，还存在着新的社会不平等的潜在隐患——只有能够使用互联网和数字通信技术的人才能成为未来城市的完全公民，而数字文盲则将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 

在信息社会时，“城市权”既被视为对物理空间（以及商业，健康，文化服务等）的访问权利，同时也代表着对计算机空间的访问权。

威廉·米切尔（William J. Mitchell）

这座城市一直以来的关系和信息网络的重要部分已经非物质化，重新组织成威廉·米切尔（William J. Mitchell）所说的“位之城”，在功能上与真实的没有区别，但要遵循不同的规则：在从公职获取文件的漫长等待中，可以更快地找到工作机会，更容易从不同卖方选择同一产品的工作机会。

邻里社会关系和集体城市行动也已通过社区信息学的实践在网络上传播，这些实践将ICT技术应用于加强本地社区网络：例如，领土动画的倡议在城市空间的集体设计中进行了更多的制度化实验，又或者在赫尔辛基为Roihuvuori青年中心的公园重建进行的包容性过程。

将城市和社区框架重新组合成虚拟空间，给市长和城市规划人员带来挑战，他们需要重新考虑公共场所，以使其在数字版本方面与众不同。

但最重要的是，它必须面临可能遭到排斥的威胁，即那些不知道或无法访问网络的公民所面临的威胁：很大一部分老年人和最贫困人口已经面临进一步边缘化的风险，无法获得在线远程办公，上网聊天的服务。

因此，设计未来的大都市不仅意味着保证移动服务和宽带，还意味着建立包容性政策，使每个人都可以使用城市和公民功能。从学校和图书馆开始，在小城市里找到新的想法，更新它们在支持积极公民身份和社会化方面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