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于：2008-02-21 15: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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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的城中村与19世纪西方的贫民窟具有较多相似性，二者都是以进城农民为主的流动人口低成本居住区。简要比较19世纪前后西方国家的贫民窟问题与当前国内的城中村问题，指出城中村问题将具有长期性，社会问题和流动人口问题是解决城中村问题的关键。
【关键词】 城市化 贫民窟 城中村 流动人口
一 城中村与贫民窟
贫民窟又称贫民区，对应的英文为slum或squatter。联合国人类居住规划署定义的slum是“以低标准和贫穷为基本特征的高密度人口聚居区”，可见贫民窟的基本特征是：①高密度人口聚居，②低标准的居住环境，③人口贫困。与slum相比，squatter同样具有前述特征，且更显破败，可译为“棚户区”。零乱的景观与破败的环境、良莠难辨的混杂人群及混乱的秩序构成了人们对贫民窟的普遍印象。
对照slum的定义，我国的城中村可视为贫民窟。①城中村是一种低标准的高密度聚居区。例如珠三角地区的城中村建筑密度经常高达90%，容积率高至6，间距却往往不到2 m。这些住宅的通风、采光和消防达不到基本要求，却密集了大量人口，如深圳某城中村183栋住宅共2 935间房，住有6 725人 ●[1]，平均每间2.3人。②城中村的大多数居住者是以农民工为主的低收入流动人口，如只有1 000多户籍居民的深圳大冲村住有6万人，其中大部分农民工的工资最近十多年以来一直在400～500元●[2]，是社会的最底层。③城中村是我国城市管理的死角，各色人等混杂，治安问题和环境问题非常突出，具有脏乱差的典型特征。因此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指出：“城市被‘城中村’和边缘杂乱的建筑所包围。这些地方污水横流，是中国的贫民窟”●[3]。
虽然城中村是“中国的贫民窟”，但我国尚无典型的贫民窟——有国外人士指出同非洲或印度相比，“北京的贫民窟比较小，也比较干净”，不过“除非政府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否则中国就会出现人们在其他国家看到的那些贫民窟”。笔者认为城中村：①吸纳了大量以进城农民为主的流动人口，事实上是低收入流动人口居住区，例如广州330万流动人口的70%便居住在城中村●[4]；②生活消费低廉，是一种低成本住区，若没有城中村，低收入流动人口将无法支付城市生活的高昂成本。
作为城市化早期的一种居住空间分异现象，19世纪前后处在城市化进程中的西方国家的贫民窟与我国城中村具有类似的作用，因此二者有较强的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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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ne10000
沙发
正在做城中村 疯狂寻找资料ing 非常感谢楼主
2010-05-05 09: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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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fy-ljb
板凳
四 启示
2008-02-21 15: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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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后，不少城市提出了乐观的城中村改造计划，如2000年珠海提出“改造城中旧村、创建精品社区”的目标，要在3年内消灭全部26个城中村；2005年北京提出要在3年内改造四环以内及奥运场馆周边的171个城中村；2006年深圳市盐田区承诺在3年内完成城中村改造……勿庸置疑，前述绍兴越城区的实践表明这些计划有实现的可能性，但珠海的实践却遇到了挫折。据报道，由于“改建遇到新问题”，珠海于2004年再次提出要在两年内完成城中村改建。这些“新问题”主要有：部分居民抵制，且出现严重不稳定问题；改造成本大于预算，开发商难以为继；更严重的是，在部分城中村改建成“高尚住宅区”后，住房价格上涨使原城中村的大量低收入人群转移到租金下降的其他居住区中，导致“原来的政府统建住宅小区反而变成了新的‘城中村’”●[14]，这与前述19世纪英国贫民窟清除中产生的某些不足类似。因此，这些乐观计划的合理性受到了质疑。
如开篇所述，城中村和19世纪前后西方的贫民窟都是早期城市化过程中居住空间分异的产物，都是吸纳以进城农民为主的流动人口的低成本城市居住区，二者具有相通的性质。西方城市化早期清除贫民窟的实践表明，解决低收入流动人口的居住问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如二战前英国初步解决了中产阶级的住房问题，而英格兰400万低收入工人仍居住在“非现代化”的19世纪房屋里●[15]。或许正基于此，广州市前市长林树森认为城中村的改造“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有的可能要花一两代人的时间，并不是三年、五年、十年可以改造好的”●[16]。
城中村的改造需要更长的时间，因为我们需要更长的时间处理其背后隐藏的深刻社会问题。否则，操之过急的改造可能引发意想不到的后果。例如深圳在2003年实行的“净畅宁工程”和“梳理行动”，仅4个月就拆除了3 545万m●2违章建筑，这些违章建筑大多位于各城中村，至少涉及了百万流动人口，结果导致出租房租金上扬，流动人口的城市生活成本提高，部分流动人口被迫离开深圳，进而引发了广泛的社会争议。珠海和深圳的两个案例表明城中村问题不是一个空间环境问题，也不是一个通过地产开发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关系社会稳定、社会公平和城市发展步调的综合性问题。
在城中村改造所涉及的社会问题中，流动人口问题无疑是关键的。深圳市社会科学院院长乐正说：“研究深圳的社会问题首先必须研究其人口问题，……人口之多正是深圳的城市价值，什么时候流动人口少了，人口不流动了，深圳的发展可能就该止步了”。进城农民是我国廉价劳动力的主要来源，他们为经济增长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却只消耗了最少的城市资源。例如深圳特区内200多万流动人口的半数居住在城中村，但特区内72个城中村的土地面积仅10 km●2●[17]，这些城中村的平均人口密度高达10万人/km●2以上，与深圳特区6 532人/ km●2的平均人口密度相比，城中村显然节省了大量的土地资源——所以“空间问题只是城中村问题的‘冰山一角’”，更重要的是城中村相当集约地解决了大量人口的生活问题，从而降低了城市的营商成本，且“构建了社会和谐的基本前提”●[14]。据预测，2020年我国“农村劳动力的比重将从目前的50%降低到30%”，“城镇化水平将由2001年的37.7%上升到……接近60%”●[17]，近期内还将有数亿农民涌入城市，而城中村作为一种低成本住区既是进城流动人口在现阶段所能承受的主要居住选择，也是当前唯一能够容纳如此多流动人口的城市住区——如果说城中村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那么就在于此。
反观西方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早期清除贫民窟的历程，虽然采取的措施多种多样，但是由于忽视了社会问题，单纯从解决住房问题入手，花费了100年才基本解决居住问题，且贫民窟现象一直保留至今——美国学者J•布鲁姆认为城市贫民区是具有新生命的老祸害●[8]，言下之意，当今欧美的贫民窟与早期相比已经有了全然不同的新特征，与各种问题混合后变得更复杂了。前车之鉴，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城中村与当前的改造方式，站在建设和谐社会的立场上正视城市化过程中的流动人口问题，正如深圳市副市长闫小培所说，城中村已经演化为“为城市流动人口提供廉租房的低收入社区”，改造的目的应当是不谋城中村的区位利益，只为身为弱势群体的低收入流动人口的居住质量谋福利●[18]。
“几乎晚了100多年，发生在美国的城市化过程开始在中国大地上从头来过”●[19]——的确，相似的城市化进程在中国部分地方再现了西方百年前的“焦炭城”，而城中村则隐约透出“焦炭城”里贫民窟的轮廓，忽视社会问题和低收入流动人口的匆忙改造是一个误区，有可能将让城市在未来付出更大的代价。□
注释
①李津逵，《“效益”与“和谐”看城中村》，2005年4月9日在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的讲座。
参考文献
[1]深圳市社会科学院课题组. 深圳城中村的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 特区理论与实践，2004（3）：23-37.
[2]陆学艺.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3]仇保兴. 我国城镇化高速发展期面临的若干挑战. 城市发展研究，2003（6）：1-15.
[4]李俊夫. 城中村的改造.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5]王章辉，黄柯可. 欧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与城市化.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6] Warner S.B，Jr. Streetcar Suburbs: The Process of Growth in Boston 1870～1900.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8.
[7]王旭. 美国城市史.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8]林广，张鸿雁. 成功与代价——中外城市化比较新论.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0.
[9]芒福德 L. 城市发展史. 宋俊岭，倪文彦译.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10]李艳玲. 论30年代纽约贫民窟改造.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4）：110-112.
[11]李立勋. 广州市城中村形成及改造机制研究. 广州：中山大学博士论文，2001.
[12]杨安. “城中村”的防治. 城乡建设，1996（8）：30-31.
[13]慎海雄，裘立华，杨金志. 让利于民的“绍兴模式”. 瞭望，2006（z1）：26-27.
[14]李津逵. 城中村的真问题. 开放导报，2005（3）：43-48.
[15]勃里格斯 A. 英国社会史. 陈叔平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16]李培林. 农民工——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17]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 中国城市“十一五”核心问题研究报告. 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4.
[18]魏立华，闫小培. “城中村”：存续前提下的转型. 城市规划，2005（7）：9-13.
[19]张新民. 中国的故事：包围城市.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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