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观与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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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农业社会的经验，人类发展了古代科学，表现出朴素的整体观和系统观。这种古代科学后来被以"还原论"和"分析论"为特点的近现代科学所取代，后者推动了工业社会的迅速发展。工业化带来的种种恶果（包括生态危机、资源危机等）促使人们重新认识到系统地、整体地看待问题的重要性，至此，人类的思维方式经历了一次螺旋式的上升和回复。在中国，近现代科学未能得到很好的发展，从而迟迟未能进入工业社会，但却使以有机整体观为特色的古代科学得以充分的发展。正当西方学者苦苦探求一种"框?quot;来统一和联系各分析科学的研究成果时，中国古代科学整体的思维方式给他们带来了灵感。我们不知道其他系统科学家是否如此，至少普利高津是这样的（尼科里斯和普里高津，1986）。这正是中国的医学理论、气功及针灸等如此受到西方学者推崇的原因。环境及生态科学领域也是如此，人们早已不满足于孤立的环境因子及部门生态学的研究成果，而致力于更高层次上的综合。从60年代的"国际生物学规划"（IBP），至70年代的"人与生物圈计划"（MAB）再到80年代的"国际地卷与生物圈计划"（IGBP），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生态学研究向整体和综合发展的趋势（马世骏，1990），近年来提出的整体人类生态系统科学（THE）则把全球范围内的生态圈（Ecosphere）包括生物圈和技术圈作为一个整体系统来研究（Naveh and Lieberman,1984），对生态系统的研究已从物理量的研究转向对生态系统内外关系的研究（王如松，1990）。"风水说"所信仰和追求的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正是现代和未来生态学所追求的目标，所以有的西方学者甚至称"风水说"为"宇宙生物学的思维模式"和"宇宙生态学"（Astro-ecology），并把"风水说"定义为"通过选择合适的时间与地点，使人与大地和谐相处，取得最大利益、安宁和繁荣的艺术"（见Skinner,1982）许多西方学者致力于整理和应?quot;风水说"的研究(如Lip,1979,1987;Skinner,1982;堀逾宪二，1985)。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开始对风水说进行重新的认识和评价，并取得可喜的成果（如王其亨、尚廓、梁雪等1989；于希贤，1990，何晓昕，1990）。关于风水意识和风水模式，笔者提出：原始人类满意的生态环境和中国文化主要定型时期的环境结构是理想风水模式的原型，它存在于中国人的内心深处和文化深处，决定了中国人的环境吉凶意识，"风水说"建立了关于这种环境吉凶意识的解释体系，包括哲学的、技术的和迷信的解释层次（图1）（俞孔坚，1990）。本文将结合理想风水模式及典型实例，着重;风水说"的哲学解释层次上进行探讨，也许在这一层次上，它能给现代生态学及环境科学的研究带来一些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