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毛主席“状元的文章”到今天“官员的政绩”！

据前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部长王芳的回忆，毛主席一生酷爱读书，不管走到哪里，总是书不离身，手不释卷。一次，毛主席讲到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说屈原如果再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因为开除“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如《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中国状元写不出好东西，好的文章是那些不得志的人、穷秀才写出来的。

毛主席还说，住在北京出不了好东西，要经常到下面去，到群众中去，走一走，看一看，调查实际情况，呼吸新鲜空气，为“加工厂”收集原料。他十分重视把读书与调查研究结合起来。他经常向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基层干部作调查。

“中国状元写不出好东西！”这话的确有些振聋发聩，好文章不是状元写出来的，人只要一做官，只要一改变环境，文章就会改变，这其实也是人的思想的改变。状元的产生，一方面是文章的天赋，一方面是天赐机遇，还有的根本就是考试的机器，特别是八股文的塑造。而那些靠金钱、关系的状元就更不用说了。状元的产生，意味着进入庙堂，意味着踏入仕途，从此迈入高层圈子，他的眼光盯着的不是皇帝，就是那些有品级的大臣，盯着的就是个人的升迁和地位，怎么还能看到平民百姓。而官场的生活，一半清醒一半醉，一小半真实一大半虚伪，一小半良心一大半险恶，还有一大半的锦衣玉食和权力争斗、权术等等，这样的生活，又有谁敢去描述，又有谁能写出好的东西。而不得志的人、穷秀才们，置身于广阔的社会生活，接触于广大的穷苦百姓，一言一行，一枝一叶，总能查乎百姓的生生死死、欢欢乐乐，这样根植于百姓深处的文章当然是发乎内心的最真实感受，当然是取自生活的最真实表现，其流传于世、千古不朽也没有什么可奇怪了。

由此，笔者不由得想到当今官员的政绩问题。在一些地方一拨拨的政绩单前面，一些官员是贴满了金，可是百姓却受尽了苦。GDP大幅增加，财政收入大幅增加，高楼迭起，广场纵横，上级表扬，新闻报道。可是环境却遭到大幅破坏，医疗、教育、就业、物价，还有那高居不下的楼市，却成为百姓心中永远的痛。这样的官员政绩，为的只是博取上级的欢心，为的只是个人的升迁，为的只是部门甚至个人的利益。因而，是没法获得群众的认同，没法获得历史的认同。山东高唐县民政局干部面对新闻报道中的“政绩”发出的牢骚“没钱，搞什么建设”就不值得奇怪了。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情况？原因在于一些官员的政绩观完全立足于个别领导的喜好，完全立足于自身，甚至于立足于个人的喜好；还在于官员的生存环境，有的官员整天与大款泡在一起，整天与烟酒、娱乐泡在一起，整天谈论的就是官场升迁、政治新闻，甚至还有黄段子。这些官员早已忘记了当初的穷苦岁月，早已忘记当初的穷苦乡亲，甚至已经忘记还有多少百姓生活在艰苦之中。早已忘记了到基层、到群众中去走一走、看一看，即使是有的官员到基层调研，反而成了基层的负担，形式化、奢侈化倾向让基层叫苦不迭。这样的现状，就不难理解一些官员的“政绩单”的浅薄和短命，有的还为此而身败名裂！

从今天的一些官员发展轨迹来看，有的正是经历了从基层到高层的发展过程。刚刚在基层工作时，还能一心扑在百姓身上，还能一心了解百姓的疾苦，并且能够做很多好事，可是随着官职的不断上升，也就相当于“状元”的获得，百姓远了，权力大了，地位高了。心中的理想，现实的作风也就变了。我们很多的贪官并非一开始就是贪官，而是随着地位的上升、权力的增大一步步发展而来的。

“状元”并非做文技巧不行，做不出好文章，而在于工作、生活的环境变了，内心的世界变了，追求的东西变了。官员何尝不是如此，如果把官员真正放在百姓之中，真正置于群众之间，要是除了一种自觉行为，还能有一种外在的制度约束，“官员的政绩单”恐怕就真是一张好的单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