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生存的艺术”

4　走向未来的“桃花源”

　　面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危机，现代建筑运动曾经试图担负起“救亡运动”的领导责任。赖特说：“在这方面，我看到建筑师成为现代美国社会文化的拯救者，一个针对所有文明的拯救者。”柯布西耶谈到：“有一天，当眼下如此病态的社会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建筑学和城市规划可以为它的病症开出准确的药方的时候，也就是伟大的机器开始启动的一天（柯林罗 弗瑞德科特，1984）。”他们这种结束旧世界开创新纪元的急切心情推动了现代建筑运动的兴起，却没能帮助他们实现拯救世界的目标。从麦克哈格开始的景观设计师重新担负起解决人类生存问题的领导责任，直到最近把学科定位为“生存的艺术”。定位以后的景观设计学科能否避免重蹈现代建筑运动的覆辙，真正实现宏伟抱负，关键还是在于坚定学科定位目标和尽快完善学科建设。
　　任何学科新思想的诞生之初都有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代表，比如文艺复兴运动的“古罗马”，现代建筑运动的“耶路撒冷”以及作为生存艺术代表的“桃花源”。但是现代建筑运动并没有使“新耶路撒冷”理想得到随之而来的关注，由于批判目标变得模糊而导致了某种盲目性，现代建筑运动最后也没有促成一个更好的世界（柯林罗，弗瑞德科特，1984）。当代景观设计学需要统一学科认识，坚持理想目标，否则可能只是现代建筑运动的翻版，只会出现短暂的兴盛。
　　学科本身面临的问题也不少。随着景观设计学专业领域跨度的拓展，对知识的需求处在“爆炸时代”。在文化的多元化、全球化和信息化发展过程中，新的问题不断产生，要求学科能适应挑战创造性的解决（吴人韦，2005）。Steinitz认为，景观设计师需要掌握270多门课程的知识。解决问题的复杂性使得学科内部分工越来越细，面对如此广阔、交叉的学科范围，作为综合学科的景观设计学在构建了学科系统的骨架以后，急需建立学科内部的分工合作体系。（郭琼莹，2005）
　　未来的景观设计学科或者利用整合自然和人文的优势，在处理人地关系和人类生存问题上发挥更显著的作用；或者像现代建筑运动一样昙花一现，继而陷入内部分散并且盲目地纷争之中。这些都取决于提出定位目标之后的学科发展。

现代伦理学起源于19世纪到20世纪之交尼采的价值重估和摩尔所开创的语言学分析。但是由于其“人类中心论”和本身的矛盾，不能指导解决现代复杂环境问题。从20世纪中叶美国环境学家阿尔多·尼奥波尔德(Aldo Leopold)提出土地伦理学说开始，西方伦理学开始回归到人与自然的统一。生态学也发展成为现代人类确立自己与自然伦理关系的知识基础，进而作为一种有丰富内涵的隐喻和价值观进入景观设计学的价值判断的标准中（唐军，2004）。与之相适应，艺术和美学价值观也有很大的发展。20世纪初以后，表达意义或者意味的形式代替自然美学成为艺术的核心，艺术作为情感意向的符号，开始与普通人的理解和感受脱离而成为艺术家的专利。20世纪中期以后，现代艺术哲学开始颠覆“艺术的独特性范式”理论向寻常生活回归，哲学家福柯提出的生存美学或生存艺术(les arts del’existence)主张把生活改变成为具有特定美学价值﹑又符合特定风格标准的艺术作品(une oeuvre d’art)。现代艺术家约翰·凯奇（John Cage）认为，“艺术不应该和生活不同，而是生活中的一种行为”。杜尚用他的“现成品”艺术表达对以前的所谓高尚艺术的嘲讽，他说“我的艺术就是我的生存” （卡巴内，1967）。同时，世界遗产定义的范围也由帝王贵族的遗产发展到寻常百姓生产生活的工业、农业遗产。现代的应用技术需要考虑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符合“3R”原则的“绿色”技术正蓬勃兴起。这些变化反映了回归真实自然、回归寻常生活、回归生存技术与文化艺术的统一的趋势。
　这种趋势是伦理学、美学和现代科技适应时代要求的必然结果，也给当代景观设计学“生存的艺术”的定位奠定了基础。它反映了螺旋上升式的发展规律，能体现“否定之否定”的哲学辩证思想。建筑历史学家亨利埃尔德提出的设计循环性思想更能说明这种辩证观，他认为任何设计艺术都要经历几个阶段：创造性的革新—成熟、达到经典和理想—衰落和枯竭—到最低点时反抗旧思想的革命，从而开始一个新的向上周期，完成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正如西蒙兹（1998）所言：“由于环境的冲击和生态的鞭策，又一次变革的时间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