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水环境标准法律制度比较研究

请问LZ有没有帖子里提到的
新污染源执行标准ＮＳＰＳ；新污染源的预处理标准(ＰＳＮＳ)
的标准资料，谢谢共享

四、中美水环境标准制度比较对我国相关法律修改的启示
（一）目标原则细化之法律逻辑思考
美国的水质标准以及其更为具体的水质基准，不但由技术性标准还包括陈述性的目标标准。美国《联邦水污染控制法》第1312条（a）款规定“水质标准”指的是能够保障公众健康、公共供水、农业和工业用水、保护水生物的平衡繁殖和保障人的水上娱乐活动的水体质量标准。明确界定了制订环境标准的目标原则，即以保护人体健康为首要原则，同时兼顾对经济、水生生物、娱乐需求三种影响的考虑。此规定使得专业人士能够在制订环境标准的过程中受到民众呼吁的指导以及环境伦理道德的监督，提炼出符合上述具体原则的合理的环境标准。
反观我国，则没有一部与水相关的法律对标准的制订做出具体的目标原则要求。仅仅在国家环保总局制定的《环境标准管理办法》中提到“为保护自然环境、人体健康和社会物质财富，限制环境中的有害物质和因素，制定环境质量标准”，该泛化的话语以及法律上明确性的缺乏看似不足为患，却反映了环境标准在法律体系建构中的过失。若不通过立法确立有关水环境标准目的，只在技术层面上凭就专业人士的研究成果或学术传统难免有延续“科技决定论”范式之嫌。把决策交给科学技术专家，并不意味做出的决策是中立的，只是体现了专家的观念而已。因此无论是国家还是地方标准制订者，都无法得知法律授权制订的标准的最低限度应不至于侵害哪些权益或者对于主体利益在何种范围和程度上予以实施和保护。
笔者认为对于环境标准进行法律上的修订之首要问题在于立法中要明确水环境标准的具体利益主体或者目标原则。这一目标内容的进步，在法律逻辑上不是随着科学技术的物质对象认识的发展，而是跟随着人们对于环境问题的重视与关注，环境伦理在民众中的道德指导引起对目标的延伸与变革。
（二）水质标准与排放标准关系的反思
美国的出水限度即我们常提到的点源水污染物的排放标准，通过美国《水污染法》中BPT、BAT、BCT和NSPS的强制性规范可知它是以控制技术为基础、按行业分类的出水限度，只有到实施该技术无法保证被排放水质达标，才涉及到关乎水质标准排放的个别限制，按照《清洁水法》第301章所示，如果流域所有的企业采用BAT控制方法，仍不能达到该流域水体的水质标准，那么就需要通过水质基础的限制来弥补先前所采取的技术基础限制的失灵。
我国《水污染防治法》规定：国务院环境保护部门根据国家水环境质量标准和国家经济、技术条件，制定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但实际上由于地区差异，且我国的地方标准较少，国家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与水环境质量标准直接挂钩是困难的。所以尽管我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一般按地区功能目标都规定三级标准，但仍不能保证达到环境质量标准。也就是说环境质量标准只是水污染排放标准的一个参考系数，污染排放标准的达标与环境质量标准的实现并非必然成一致性。
笔者认为在立法中是建立二者的紧密联系还是保持二者的相对独立性，必须正视其在中国当下的可行性。正如美国以州为单位建立环境标准的策略相似，若我们选择前者，在保持现有功能区划分的前提下实现环境质量标准的达标，则必须尽快地加强地方排放标准的制订，国家标准按一般水平提出，而地方标准必须对有地方特点的污染物制定排放标准，改变地方标准滞后的现状；其次，环境质量受到诸如污染源数量、种类、分布、人口密度、经济水平、环境背景及环境容量等众多因素的制约，排放标准不仅要规定排放数量、速率和浓度限值，还应该包括达标计划及措施。不过，该可行性显然受制于地方的经济、技术水平等客观条件。选择后一种方案，即强调排放标准以经济可行的处理技术为依据，依靠最佳实用技术使环境标准与技术相联系，从而使经济发展、环境保护法规、环境标准和科学技术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在现阶段要求国家设置专门的机构负责编制各个行业不同污染物的排放标准，然后由国家环境保护局以法规或强制性标准的法定形式颁布，具有法律效率，各行业都应遵照执行。国家规定暂未规定标准的行业，可由专家们根据污染源的实际情况综合评价后确定(最佳专业判断)，但这种判断必须有充分的依据和科学资料支撑，并且在技术上可行、经济上合理。这也是美国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制订中最佳实用技术实施给我们的启示。
（三）水环境标准可操作性的探讨
较强的可操作性是美国环境标准特点之一，也使其得以顺利实施的重要保障，而任何法律规范的此特性首先得益于其法律规定的严密详尽，在前文中通过对美国出水限制的框架介绍中可窥见一斑。除此之外，“国家消除污染排放制度”（NPDES）中的许可证制度也对其做出了贡献。美国曾有法官对该许可证制度的重要意义给予很高评价，认为“水质标准本身对污染防治并没有多大效果，只有它作为NPDES许可所规定特定的排污限制的基础和依据的时候才真正有所作为” 。
美国的排放许可标准为以排放技术为基础的出水限度服务首先表现为，当一个点源排放污染物到水体之前，必须获得NPDES许可，而致力于减少排放的许可本身是建立对该点源的技术能力评估基础上的。其次，根据《清洁水法》第301章的“更加严格限制” "More Stringent Limitations"要求，如果流域所有的企业采用BAT控制方法，人不能达到该流域水体的水质标准，那么就需要通过水质基础的限制来补充先前所采取的技术基础限制，而此时NPDES许可证制度亦发挥其作用。 它包括“一些更加严格的限制，包括实现水质标准的强制限制，治理标准，或者依照州法律法规制定的执行方案”第301条(b)(1)(C)，该法律还规定“一旦水质标准确定，无论技术手段的可行性和实效性，都要建立保证其得以遵守的NPDES许可的相关限制”。我国也存在关于水污染物的排放许可证制度，与美国不同的是，我国的许可排放制度旨在实行总量控制，保证排放源在期限内达到污染物总量消减指标。我国的《水污染物排放许可证管理暂行办法》并未涉及到对于水环境标准的执行，而是对实现水污染物达标排放仍不能达到国家规定的水环境质量标准的水体实行许可证制度，从而在水污染物排放许可的范围、管辖、条件、程序和保证措施上都存在差异。所以二者在实体上缺乏可比性。然在相关程序法中美国的NPDES许可证制度却更显进步意义。按照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和《水污染法》的NPDES许可证的决定要遵守法律关于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规定。另外NPDES许可证的申请、编制许可证草案，到审查和批准都是公开的，即建立在公开和公众参与基础上。这一点在当今我国的水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度中应该得以体现。
总之，关于水环境标准的分析和借鉴仅是中美水污染控制法律领域的多视角比较研究中相对简明的一个，其根本目的在于通过法律的完善和实效的收获来实现人们对于水环境保护的良好夙愿，同时也是加强环境法交流的一项重要内容，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