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如何影响你的感受？

利维坦按：说到建筑与人的关系，让我想起前苏联莫斯科的一栋结构主义建筑——纳康芬（Narkomfin，人民财政委员会简称）大楼。该楼建成于1932年，作为社会主义公民集体生活实践的一次尝试，设计师莫伊谢伊·金兹伯格（Moisei Ginzburg）和伊格纳迪·米尔尼斯（Ignaty Milinis）认为，纳康芬大楼在物理形态上也应具有意识形态的意涵。






在构想的集体生活中，“女性解放”也是一个重要命题（离开琐碎家务）。所以，在纳康芬，厨房是共用的（当然，你也可以理解成是私人空间的强制性缩小）。不过，在斯大林的“五年计划”停止这类实验之前，只有很少一部分相似的大楼建了起来。斯大林上台后，提倡的公共生活和女性解放观点的人们，很快被打为左派或托洛茨基分子。纳康芬大楼的公共空间也很快破败失修。居民们不得不违反规定，在自己家里安装了临时厨房；原本作为集体娱乐空间的大楼顶层，也被阁楼公寓替代了。



不同样貌的建筑（群）生态对我们感受的形成会起到何种作用？为何有些建筑让人感到压抑？有些则让人愉悦？看完此文或许你会有新的认知（此刻可以先想想记忆中看到礼堂、水塔、教学楼等建筑时的具体感受）。

当然，如果你想借此机会重温一遍《迷失东京》，我也没意见……


本文基于创作共用协议（BY-NC），由Lithium在利维坦发布

“我们塑造我们的建筑，而后我们的建筑又重塑我们。”1943年，在考虑修复被炮弹摧毁的下议院厅时，温斯顿·丘吉尔曾发出这样的深思。

七十多年间，神经学家与心理学家寻得了充足的证据来支撑他的观点。

譬如说，我们已经了解，建筑与城市能够影响我们的身心健康，而我们大脑的海马区中特殊分化的细胞，能够适应我们居住空间的几何与排列（ 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376635716302480）。

但城市建筑师却往往忽略了他们的作品可能给予城市居民的心理作用。想要创造独特作品的迫切性往往使他们不曾考虑建筑对于居民行为的塑造力。但这即将改变。


在如何设计对用户友好的建筑上，“有很多很棒（有理有据）的指南，” 在纽卡斯尔的诺桑比亚大学里双修建筑与认知科学的露丝·道尔顿（Ruth Dalton）告诉我们，“但很多建筑师选择忽略它们。为何会这样呢？”

上周，伦敦举办了“能感知的城市”会议，对“认知科学家如何使其成果更容易为建筑师所接纳”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会议聚集了建筑师、设计师、工程师、神经学家与心理学家——这些人在学术层面已越发交融，实践中却不然。

艾莉森·布鲁克斯（Alison Brooks），会议的演讲者之一，是一位专攻住房与社会设计的建筑师。她告诉BBC未来栏目的记者，基于心理学角度的理解将改变城市的建造方式：“倘若科学能够帮助设计这一职业为优秀设计与手艺的价值正名，它将成为一种很有力的工具，很可能就此转变环境建设的质量。”



比如说，更深度的跨学科沟通可降低诸如上世纪五十年代普鲁伊特-伊戈住宅区 （Pruitt-Igoe housing complex）这般建筑灾难的可能——这片位于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的住宅区，由世贸中心的设计者山崎实（Minoru Yamazaki）所建，包含33幢毫无特征的住宅楼；它很快便因所引发的犯罪，肮脏与社交障碍而臭名昭著。批判者指出那些现代化高层之间的广阔空间使人们无法产生社区感，尤其当犯罪率开始升高时。这些楼房于1972年终被拆除。




普鲁伊特-伊戈绝非耸人听闻的个案。那个年代的现代化住房工程，缺乏对人类行为的理解，使个人感到与社会存在隔阂，又对公共空间构思不恰，便使得这些建筑仿佛——正如在这样的住房中长大的英国Grime音乐艺术家泰尼·坦帕（Tinie Tempah）所言——“本来就是为了阻碍个人的成功而设计。”

如今，心理学研究使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了何种城市环境更加鼓舞人心。一些研究尝试测量受试者于自然状态下的生理反应：研究人员使用了可佩带的仪器，例如监测皮肤电导（可测量生理应激状态）的腕带，询问受试者他们情绪状态的智能手机应用，以及测量关于情绪与精神状态的脑活动的脑电图（EEG）耳机。






1972年3月16日被爆破拆除的普鲁伊特-伊戈住宅区（值得注意的是，图片左上角的圣路易斯大拱门，大拱门座落在密西西比河岸“杰斐逊国家扩张纪念公园”，为纪念美国西进运动而设立。由芬兰裔设计师埃罗·沙里宁于1947年设计）

“通过这种研究方式，我们捕获了一些其他研究无法给予的信息，”于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研究设计的心理效应的科林·埃拉德（Colin Ellard）表示，“当我们（在传统实验中）询问人们感受的压力时，他们表示压力并不大，但当我们测量他们的生理反应时，我们发现他们的反应异乎寻常地激烈。可你的健康正取决于你的生理状态（而非口头表述）。”近一步观察这些生理状态将会使我们更有效地了解城市设计究竟如何影响我们的身体。

埃拉德的数项研究反复表明，建筑的立面（临街的外墙）设计对观者有强烈影响。如果建筑的立面复杂而有趣，观者心情将得到改善；倘若单一乏味，观者更易情绪低落。譬如，腕带读数与现场调查显示，当一群人走过曼哈顿下城一家全食店（Whole Foods）临街漫长的烟灰色玻璃时，他们情绪低落，萎靡不振，加快步伐以尽早逃出那片死寂地带。而当他们走到餐厅与店铺林立的路段时，情绪显著提升——不出意料，他们反应自己感到更富活力，也更融入其中。

查尔斯·蒙哥马利（Charles Montgomery）是一位作家与城市研究专家，亦是埃拉德在曼哈顿研究中的合作者；他说这预示着“街道心理学上将至的灾难。”在他的著作《快乐城市》中，他警告人们：“当城郊的便利店开始占领中心城市时，那些布满精致装饰的楼宇，那些温馨的独立店铺，将会一幢接着一幢，一家接着一家，被冰冷荒凉的空间所取代；街角活泼欢乐的气氛会被无情地漂白为一片死气沉沉。”

另一项被反复证实的结论是，林地或公园之类的绿地可以缓解都市生活的压力。

被长期评为最宜居城市之一的温哥华做到了这一点：它的市区建设政策确保了居民可以惬意地观赏北方与西部的山林海洋。绿地不仅帮助居民恢复元气，也似乎使人们更加健康。2008年一项关于英国居民的研究发现，社会的不平等增加了社会经济地位更低的人们患循环系统疾病的概率，但这种健康效应在绿地更多的区域被大大削弱了。


温哥华的设计与建筑政策适应了周围的自然绿地；这样的城市常被评为宜居城市。

为何如此呢？有一种理论表示，自然环境的视觉复杂度就像一剂心灵药膏。这与埃拉德在曼哈顿市区的研究成果相符，也能解释2013年冰岛的一项虚拟现实实验——这项实验的参与者在观看多种住宅区街景后觉得建筑最为丰富的街景最引人入胜（ 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272494412000643）。另一项今年发表的虚拟现实研究表明，多数人在有着弧形边缘与圆形轮廓的房间中比在边缘锋利的方形房间中感到更加轻松愉快——尽管参与者中学习设计的学生喜好恰恰相反（也许我们由此能得到很多信息）。

城市设计的重要性远不止令人愉快的审美。数项研究表示，在城市中成长加倍了个人患精神分裂症的概率，亦增加了抑郁和慢性焦虑等精神疾病的患病概率。


城市生活能够改变一些人大脑的生物特征，使得右外侧前额叶皮层与前扣带回前膝部中的灰质减少

患病概率增加的主要诱因似是“社会压力”——邻里间社会连结与凝聚力的缺乏。海德堡大学的安德烈亚斯·梅耶-林登堡（Andreas Meyer-Lindenberg）已证实，城市生活能够改变一些人大脑的生物特征，使得右外侧前额叶皮层与前扣带回前膝部中的灰质减少，而之前的研究成果已证实了这两个区域与幼年所经历压力之间的联系。

这一发现似乎很不合常理：人数的众多理应促进社交啊。但这仅是表面而已，在城市中难以求得对于精神健康至关重要的有意义的社会互动。城市研究的权威学者们已认清社会孤立是很多疾病的主要风险因素之一。但反孤立，鼓励社会连结的设计根本上是可能的吗？

社会学家威廉·怀特（William Whyte）是第一批尝试的人之一；他提出一个叫做“三角化”的方案，建议城市规划者通过公共空间中物体与建筑的布局使得人们在身体上更为接近，更可能通过步行彼此接触。


斯诺赫塔（Snohetta）为时代广场引入了花岗岩花雕长凳

1975年，怀特的同事之一创办了“公共空间工程”：他们在纽约市洛克菲勒中心的地下室大厅内，并未按原规划排布令人生畏的长钉，而是在紫杉树旁放置长椅，由此改变了人们使用洛克菲勒中心的方式。为相似的原则所驱动，斯诺赫塔（Snohetta），一家建筑企业，为时代广场引入了花岗岩花雕长凳，从此，这一标志性地点，曾被车辆塞得水泄不通，如今也可供步行者休憩了。

尽管建造丰富多样的公共空间并不能根除城市的孤独，但可以帮助居民在周边环境里感到更加融入，更加惬意。“与成千上万的陌生人同居违反了人类的天性，”埃拉德表示，“城市的任务之一便是缓解这一难题。该如何建造能使陌生人都彼此亲近的社会呢？当人们心情愉快时，这自然更加容易。当你积极乐观时你更可能与一个陌生人交谈。”


皮卡迪利圆环（Piccadilly Circus），伦敦最有名的圆形广场，兴建于1819年

方向感的持续迷失则注定令人消沉。有些城市比另一些更易于导航——纽约格纹般的街区纹路使它相对直白，而伦敦则因大杂烩一般朝向各异的邻里街道和穿城而过的泰晤士河而令人晕头转向。在“能感知的城市”会议上，凯特·杰弗里（Kate Jeffery），一位在伦敦大学学院研究鼠类及其他动物方向感的行为神经学家，表示要想与某一地点产生联结感，须得了解事物的空间联系。换言之，方向感很重要。她告诉我们，像皮卡迪利圆环（Piccadilly Circus）那样中心对称的地点，那些举目四望却难以分辨的地方，对于定向来说简直梦魇般可怖。

在室内方向感也同样重要。西雅图中央图书馆（Seattle Central Library）便因令人迷失方向而臭名昭著，尽管它曾因建筑之美而几获大奖。诺森比亚大学的道尔顿已研究这座建筑数年并为此编辑了一册书籍；她告诉我们，有趣的是，建筑师们如此一致地颂扬这幢楼，但它却毫无应有的功能。




西雅图中央图书馆曾几获建筑奖项，有些参观者却表示它令人晕眩，证明了建筑内部也应使人辨清方向。

这座图书馆的问题之一在于，从底层到高层设有单向自动扶梯，要找到下来的方式却绝非易事。“建筑师们渴望通过阻碍人们的预期而使作品更加前卫。”道尔顿说，“但涉及导航的时候，我们并非凭空期待。真实生活中，倘若一条路径能从A通往B，你却被迫走另一条路从B回到A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所以人们才会头晕目眩。”在线论坛中，一位用户反映自己“在找到离开的路后立即狂奔出去，不然我恐怕要焦虑发作了。”

但这也是城市的奇特之处：尽管有那么多设计与建筑上的障碍，那么多错综复杂的图书馆和藤蔓一般胡乱蔓延的公园，身处其中的人们依然能很好地找到家的感觉。

那些蜿蜒在草地边缘与公园里的“期望路径”乃是明显的示威。它们标出了人们所期望的更合理更人性化的市区道路，代表了一种对于建筑师与规划者所规定路线的群体抗议。道尔顿将其视为城市的“分散意识”的一部分——一种共享的，关于他人所曾经历的困境与在未来可能迈向的前景的知识——想象一下吧，如果期望路线（她称之为“社会路径”）能在人行道和街道上用数字技术进行标示的话，将会对我们的行为有多么深远的影响！

最后，她得出了一个建筑师，神经学家，与心理学家似乎都已达成的共识：成功的设计并非如丘吉尔所言，取决于建筑如何塑造我们，而是应该使人们感到自己能够驾驭所处环境。或像杰弗里在有感知的城市上说的那样，我们乃是“我们所处地点的产物。”欢迎来到神经建筑学的新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