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大师和同济学派

在中国近代和现代建筑史上，同济大学建筑系占有重要的地位，甚至有学者称之为建筑史上的“同济学派”和“同济风格”。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同济大学建筑系荟萃了众多建筑大师和美术大师，他们的教育背景、教育思想、建筑理念和创作风格组成了百家争鸣、学术繁荣的多元化状态，这里也成了国际建筑文化交流的中心。

　　同济大学建筑系虽然正式成立于1952年9月，但其前身是圣约翰大学建筑系、之江大学建筑系，并吸纳了来自同济大学土木系、复旦大学土木系、交通大学土木系的教师，上述这些学校都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之江大学的前身是1845年建立的崇信义塾，1867年迁杭州，改名育英义塾，1897年更名育英书院，1906年扩充为大学，1914年正式改名为之江大学。之江大学土木系设立于1929年，1938年开设建筑课目，陈植、罗邦杰、王华彬、伍子昂、吴景祥、陈从周、颜文梁、吴一清等建筑大师和学者曾执教于之江大学建筑系。圣约翰大学成立于1905年，前身是1865年成立的培雅书院和1866年成立的度恩书院，两所书院于1879年合并为圣约翰书院。圣约翰大学建筑系成立于1942年，黄作燊、陆谦受、钟耀华、王大闳、李锦沛、陈从周、程及、鲍立克、陈占祥、李德华、白德懋、樊书培、王吉螽、罗小未、翁致祥等建筑大师和学者都曾执教。正是这些来自各地的学校和大师们孕育并培养了同济学派。

　　蔡元培先生曾说过：“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络众家之学府也”。同济学派的大师们有着不同的教育背景和文化背景，无怪乎在“文革”时期同济大学建筑系曾被讥讽为“八国联军”。他们中的许多人学贯中西，有深厚的文化艺术修养，学识广泛，多才博学，很早就创导了学科的交叉和融合。

　　1959年秋我进同济大学建筑学专业学习以后，曾有幸聆听许多大师的讲课，目睹他们的风采，甚至听过他们讲故事、唱歌、唱京剧，见识过他们画画，做设计。耳濡目染，受益匪浅。设计课上由他们改图是十分壮观的场面，一旦大师来改图，全班的学生都会来旁听，围得里外三四圈，伸长脖子也看不到图板的同学会像表演杂技那样站在高高的绘图凳上远远俯视着，耳朵竖起听大师的批评。1962年我曾跟随陈从周教授到松江测绘，1965年跟随吴景祥、谭垣、罗小未教授等去杭州做毕业设计，也跟随老师们到松江和崇明农村参加秋收劳动，在1964年设计革命化运动时亲历“火烧文远楼”，旁听激进的人们对大师们的批判，其实也是间接学习大师们的思想。我们这一届建筑学专业的学生十分幸运地由冯纪忠教授第一次完整地传授他的空间原理，将各种不同的建筑类型以空间归类，将建筑设计原理与建筑哲理结合在一起，将建筑设计与建筑技术、建筑设备、建筑构造密切结合。

　　1965年大学临毕业时，我被分配到贵州遵义，请陈从周先生和周方白先生赐我画作，陈先生在扇面上画了兰花，题的字是“而今迈步从头越”，周先生为我画了幅牡丹。老师们都没有大教授的架子，热情地为我们这些学子签名，题词。“文革”后我回到同济攻读研究生课程时，有幸再一次在这些大师门下学习，先是师从黄家骅、庄秉权教授攻读硕士学位，以后又师从罗小未教授攻读博士学位，1981年成为同济建筑系“文革”以前毕业的最后一代教师。

　　“同济学派”是一个内含稳定、外延模糊、蕴涵极为深广的概念，包含了建筑哲理和建筑设计思想、建筑设计创作手法、建筑教育思想和体系等。同济学派是众多大师群峰耸立的高原，而不是金字塔尖某一权威的一峰独秀。同济学派一向被建筑界视作“包豪斯”或“现代派”风格。相较国内其他一些高等建筑院校而言，同济建筑系确实更多地体现了重技务实，革古鼎新的理性精神和建筑教育体系。建系之初，来自圣约翰大学、师从包豪斯校长格罗皮乌斯的黄作燊教授和师从原包豪斯学院的鲍立克教授的李德华、罗小未等教师的加入，密斯•凡•德•罗的学生罗维东1956年到同济建筑系任教，使“同济学派”和“包豪斯”之间有了师承渊源，有别于法国的学院派的传统。20世纪后期以来，同济建筑系再一次融入国际建筑学术界，制定新的建筑教育大纲和建筑教育体系。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教师们广泛参与全国，尤其是上海的城市建设，为弘扬传统文化、保护上海的历史建筑做出了贡献。以《时代建筑》《城市规划学刊》《理想空间》《大设计》等学术刊物为核心的建筑思想，以黄毓麟、哈雄文教授设计的文远楼，李德华、王吉螽教授设计的同济大学教工俱乐部，冯纪忠教授设计的松江方塔园为代表的建筑创作，也使“同济学派”在建筑创作上树立了批判性。

　　我们原本可以对同济学派给予更多的期望，让这个学派成为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葩。然而，同济建筑系曾历经艰辛，经历过1957年的反右、1958年的“破建筑系资产阶级顽固堡垒”的第一次“火烧文远楼”、1964年的“设计革命化运动”和第二次“火烧文远楼”，以及更为惨烈的“文革”运动，批判“封、资、修”和“洋、怪、飞”，把建筑系比作资产阶级的大染缸大肆挞伐，致使许多大师的创作生涯没有得到充分展开。等到20世纪80和90年代中国建筑创作的高潮来临之际，许多大师已经失去了最为宝贵的青春和机遇，不能不说是一种令人痛心的遗憾，于国际于民族都是很大的损失。今天的我们已经无法去改写这段历史，只有用同济大学建筑系第三、第四代，甚至第五代，以至以后无穷代教师们的努力，去实现同济大师们的理想，以使同济学派不断发展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