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工员在非洲】我在非洲的施工日记（上）

前言：想了解我国承包商在非洲做国际工程的状况，一定要看看此文章。公司我就不说了，业内的朋友都知道，应该说是比较优秀的外经公司了。

看完了，感觉作者的文章情真意切，很受感染。虽然我也是在国外，但艰苦程度与非洲相比，简直是天上地下。为坚忍不拔的兄弟们加油。

可是，脑海里止不住思考另一个问题：我们中国公司出去干吗去了？个人出去又是为了什么？ 如果说经济效益是最大的原因（但愿如此），那从技术、管理的角度我们又收获了什么呢？个人经济的收获是否可以补偿感情的损失呢？

1、离别

北京时间14：20，飞机终于起飞了，我沉重的心情似乎也轻松了许多。

一个月前，我接到了赴尼日利亚的命令。多少年来赴老挝项目与亲人离别的场景仍然历历在目，离别真的是痛苦的。我暗暗鼓励自己，此次离别一定要表现得男子汉些，因为我是为人之夫、为人之父。已经不再是几年前时的毛头小伙。

然而，当在双流机场入口面对差一个月满两岁的女儿用稚嫩的声音哭喊着“爸爸”的场景时，我无法自已，还是禁不住泪水溢眶。女儿紧紧抱着我的肩，死死不肯松手，或许她已经从妈妈和奶奶的泪眼中知道了爸爸将要与她分别，可能是一会儿，也可能是半天，当然她不会懂得此次爸爸将与她分别很久很久，她更不会知道爸爸要去的是得坐约23个小时飞机的非洲国家尼日利亚。

离登机的时间越来越近了，可女儿仍饱含泪水趴在我的肩头始终不愿离开，我哄着她说：“爸爸进去给你买飞机，买好大好大的飞机”，女儿天真的瞪大眼睛将信将疑地回到了妈妈怀里，极不情愿地向我挥了挥小手，我提着行李扭过身向安检口走去，泪水忍不住悄悄地滑落…

就在昨天我还信誓旦旦不让亲人送我，可快60岁的母亲还是从近200公里外的农村老家赶来为我送行，她带来了家里刚从地里挖的生花生，母亲慈祥的说：“刚挖的湿花生比城里买的香些”。父亲因为家里有事走不开，特地亲自杀了一只自家喂养的土鸡让母亲带来，母亲本想炸好了带来，可父亲说我喜欢吃凉拌的，让母亲带来凉拌给我吃，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呀！
机窗外一片雪白，飞机离成都越来越远，我的思绪却离亲人越来越近。

2、州长视察我工地

由于昨晚尼日利亚时间12：00（北京时间已经是11日早上7：00）我们一行8人才到达工地，经理部安排大家今天休息，以便将7个小时的时差调整过来。

上午10：00得到消息，JIGAWA州州长将于今天前来视察咱工地，具体时间尚不清楚。我们公司能在JIGAWA州做工程，州长出了不少力，这座桥的对岸就是他的老家，所以他格外关注。由于6月分中标后，采购的设备一直没到位，工地上只有制梁工作在进行，为了给州长一个我们正在积极组织施工的好印象，经理部要求所有中国员工都到现场去（其实就算厨师也加上顶多就16个中国人），多一个中国人面孔，也许能令州长对咱们公司多一份信心。另外，原计划下午开盘的第2联梁砼等州长到时再开盘。

下午5：00，工地上终于来了一辆小车，原来是州长的弟弟，他是州工程部的顾问，他告诉我们他哥过不了多久就会来了。

约6：30，远远听到急促的警报声，应该是州长到了，我们全都紧张了起来，砼浇注开始，项目经理任祥武和副经理夏静负责迎接，我负责照相。不一会儿，只见警车开道，后面跟着10来辆高级轿车开进了咱们工地。州长身材魁梧，着长袍，下车后直接走向浇注砼的地方，身后跟了警察、官员约20来人，其中也有举着相机照相的，那可能是记者吧。我赶紧选好角度，想照一张州长看咱们打砼的照片，可还没来得及按下快门，他已经转身进现场办公室去了，任总和夏副经理迎了上去，只听州长用英语说了句“很好”，夏副经理英语回答“谢谢”，州长又问他用中文该怎么回答，夏副经理用中文告诉他“没关系”。因天快黑了，我开闪光灯连续拍了几张，突然过来一警察，用英语对着我说了几句话，大意是“已经够了，不要再拍”，我只好收起了相机。

大约5分钟后，州长和任总握了握手转身向他的坐轿走去，此刻只见一老妇“扑通”跪在了他的面前，州长径直上了车。后来听人说，这妇人可能是向州长表示她的崇拜和虔诚之心。
就这样，我们等了1整天等来的州长前后就呆了约10分钟便又带着大队人马离去了。听任总介绍，这已经是他第5次与州长见面了，他第一次见州长时，州长正坐在沙发上给官员们开会，所有官员都坐地上，州长俨然“坐山雕”，任总进去后很难堪，不知应该是站着还是坐地上，此时只听州长说了句“修桥的来了”便示意任总坐上了沙发。由此能看出，尼日利亚官场等级制度十分深严，但对中国公司和中国人还是比较友好的。

3、买菜

自昨晚经理部领导为大家接风兼送行后，今天一大早我就和项目总工程师文武乘车奔赴离卡扎瑞主营地300多公里的米嘎工地。米嘎工地的施工内容为3公里长的既有公路改建，其中包括新建13座3孔箱涵。根据昨晚经理部会议的分工，我和另外一位工程师朱东负责该项目的实施。朱东已经于2个月前带几个黑人进去建点，据说当地十分偏僻，几乎买不到菜，于是当我们路过卡诺州的卡诺城时，我们将车开进了菜市场。

该市场比较大，相当于成都新村菜市的面积，但十分脏乱。我们刚下车，就围上来几个10来岁的小孩，都身着草绿色马褂，我们朝前面走，他们就一直跟着我们，我不明白他们是干什么的，没有理会。

菜市的品种比较少，我见到有：西红柿、土豆、黄瓜、莲白、洋葱、四季豆。或许因为我们是外国人，商家见到我们都十分热情，纷纷抱着其菜品向我们推荐，他们好些人都会讲几个中文单词，如“黄瓜，200奈拉”。经过比选，我们买了土豆、莲白和一种不知名的菜叶子。这儿卖菜是没有称的，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用称量，都是估堆。菜价太贵，4个小莲白就花了我们300奈拉（相当于人民币18元）。

买好菜，文总交给跟上来的一个小孩提着，他帮我们把菜送到了车前，只见文总拿出20奈拉给了这小孩，他笑了笑走了，原来这些小孩是专门为买菜的人提菜的，嗨，新鲜！

经过共3个小时的奔波，我们终于到达米嘎工地。已经独自在此呆了快2个月的朱东，见到了会说中国话的战友甚是激动，他说：没有发电机，晚上独自1人点着蜡烛发闷，那个寂寞，太难熬……

4、第一次向亲人报平安

来尼日利亚几天了还没有给家人报平安，趁着今天没什么事，我和黑人司机一起出去打电话。离工地40公里的小镇“佳宏”有一部公用电话，可我们试了试，打不了国际长途，随后我们决定，去100多公里外的JIGAWA州政府所在地“渡塞”打电话。

这段路很好，全是沥青碎石路面，我们的丰田皮卡车以100公里的时速前进。黑人司机名叫“阿不堵塞浪”，自尼日利亚使馆项目就在我们公司干，所以他很了解我们中国人，他懂英语，我的英语不怎么样，但此时此地仅我们两人，我只能凭记忆蹦单词与他交流，不过，还算不错，整个交流都很顺畅。

我们的车正急速行驶，突然前方警笛大作，我一看，哦，警车开道后面跟着10余辆高级轿车。黑人司机立刻减速到40公里每小时，同时打开右转弯灯靠边行使，他说：这是JIGAWA州政府的车队。我的感觉在尼日利亚这么贫瘠的土地上未免太过招摇。

随后的路上碰到3次警察检查点，见坐的中国人他们都友好的放行了。一个小时后到达了电话局，急不可待的往家里打了20多分钟电话，花掉约150元人民币。

妻子告诉我：不满2岁的女儿很自豪的对别人讲“爸爸给我买飞机去了”，别人问她“你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女儿回答“爸爸说飞机还没有做好”。妻子还告诉我：我走后女儿不再象以前那样蹦蹦跳跳了，似乎文静了许多，有时女儿还说“妹妹不要飞机了，让爸爸快回来”。给妻子打电话时是尼日利亚时间下午5点，成都已经是深夜12点，女儿已经熟睡了，可为能听到女儿的声音，我让妻子将女儿弄醒，女儿似乎很委屈，在电话里只是一个劲地哭。

记得出国前女儿很喜欢吃冰激凌，总是举着她的小手说“吃一个不割牙齿，吃两个要割牙齿”，所以她总是要求吃一个。妻子就逗她说“想不想吃冰激凌”，女儿回答“想”，“那爸爸上班挣钱给你买冰激凌好不好”“好”“爸爸去很远很远的地方挣钱给你买冰激凌好不好”，“不好”每当此时，女儿总是娇嗔的抱着我的腿，小脸靠着我，一副生怕我离开她的样子，真的好可爱。

打完电话回到驻地天已经黑了，我和朱东一起煮了方便面，放了些莲白叶子，将中午的剩菜汤搅进面里，应着烛光，津津有味的吃了一顿饱餐。

5、初识疟疾

晚上9：00，我和朱东正点着蜡烛吃晚餐，进来一位当地工人说：我们请的当地民工工头发烧很重，让我们帮忙看看。朱东说：肯定又是疟疾。

疟疾，英语称为“malaria”，这是现在咱们中国人很少见的一种恶性传染疾病，但在非洲，它就犹如感冒般频繁，听任祥武经理讲，以前有一个处的副处长就是在尼日利亚因此病医治不及时而死亡的。没来非洲前只听同事讲过，很可怕。今天我是第一次与这样的病人“亲密接触”，一来因为他是我们的工长，二来“过来人”都说每个来尼日利亚的中国人都难逃此劫，所以我得学点经验。

我们走进同样点着蜡烛的黑人宿舍时，只见他勉强站着，高烧让他有气无力，墙上还挂着刚输完的液体袋。朱东看了后说：问题不大，明早观察观察，不行再说。尽管我有些担心，可因为朱东是有过2次亲身经历的“过来人”，所以我也就放心了。临走前，朱东向他介绍了我是新来的“big engneer”，只见这位工长很礼貌地向我做了个问候的动作，我点了点头表示回应，心里默默祝愿他明日康复。

回到房间，我心里直犯嘀咕，刚才吃饭时我被那可恶的非洲蚊子狠狠的叮了一口，不知我能否逃此一劫。
好了，目前还没有发电机，在微弱的蜡烛灯光下，趴在蚊帐里写日记，好累，就此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