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环境问题成因的研究与分析

1 引言

随着全球规模的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环境保护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二十一世纪各国政府的重要职责和目标，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对环境问题的成因有正确的深刻的认识。
人类对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刚开始，人们认为环境问题就是由于科学技术发展的不足而引起的，倾向于仅从技术角度来研究环境问题的解决之道。但是，环境问题并没有随着科技的发展而得以解决，非但如此，反而变得更为严重。后来，人们又从经济学、伦理学等的角度来研究环境问题，环境经济学、环境哲学、环境伦理学、环境法学等新兴的科学由此而诞生。我们认为，环境问题的产生是相当复杂的，应当从多学科的、多维的视角予以研究。在当代社会，环境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和经济问题，它还是一个哲学问题、宗教问题、伦理问题。归根结底，它是文明问题，它深刻地揭示了传统工业文明的弊端，宣告了传统工业文明必将走向终结的命运，它也预示了一个新文明——生态文明的诞生。

2 环境问题产生的哲学根源
哲学是科学的科学，是我们时代精神的反映。环境问题的产生与西方世界“主客二分”的哲学传统有密切的关系。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开“主客二分”思想之先河，近代的伽利略、培根和笛卡尔，特别是笛卡尔，对“主客二分”式的机械论哲学的最终确立和占据统治地位，作出了最有成效的努力。在著名的笛卡尔的“心物二元论”中，他在精神和肉体之间划出了一道截然分明的界限，他“以外科手术般的精细态度，从物质本性中剔除精神的每一丝痕迹，留下一片由惰性的物质碎片杂乱堆积而成的、没有生命的疆域。”[1]主客二分的哲学模式对于确立人的主体性和科技的发展，的确发挥了进步的历史意义。但是它忽视了大自然的整体性和价值尊严，它导致了人类对自然界盲目的肆无忌惮的征服和改造。“现在，深刻化的地球规模的环境破坏的真正原因，在于将物质与精神完全分离的物心二元论西方自然观，以及席卷整个世界的势头。”[2]

3 环境问题产生的宗教根源
西方的基督教对环境问题的产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传统基督教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经典解释是：惟有人是按上帝的形象造的；上帝造人是要人在地上行使统治万物的权利。根据这些教义，传统基督教认为，只要为了人的利益，征服和掠夺自然是天经地义的。《旧约全书·创世记》的第1章第28节说，“上帝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创世记》的第9章说，“神就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作你们的食物。”在环境危机日益严重的今日，基督教也面临着如何生态化、绿色化的问题。“当前，基督教共同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为生态保护问题肩负起伦理责任。生态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或财政资源问题。归根结底，生态问题要求一种新的信仰角度，根据这种信仰，人类同其余被造物的关系既是领袖群伦的关系，也是合作搭档的关系，简言之，需要一种新的伦理，新的属灵式，新的宗教仪式。”[3]

4 环境问题产生的伦理学根源
在传统的伦理学中，所谓伦理即是人伦之理。伦理学的研究对象，仅限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而人与自然的关系则被排除于外。自然界只有工具价值，没有自身的内在价值，它的价值仅是满足人类永无止境的欲望。由于自然界没有获得“道德关怀”的资格，由于大自然没有自身的价值和尊严，人类在征服和利用大自然的过程中就缺少了必要的伦理准则的制约。

5 环境问题产生的技术根源
一方面，很多环境问题的产生，是由于技术发展的不足。由于人类理性的有限性，人们对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认识总是具有一定的片面性。一些反自然、反科学的人类行为，必然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另一方面，技术就像是一把高悬在人类头顶之上的达摩克利斯剑，对技术的滥用往往会使人类反受其害。例如，对核能和生物技术的滥用，会导致无可估量的生态恶果。

6 环境问题产生的经济根源
6．1经济行为的负外部性和共有资源的非排他性。
所谓行为的负外部性，是指人们的行为对他人或社会不利的影响。在经济行为中，它既包括生产的负外部性，也包括消费的负外部性。例如，工矿企业的排放废水、废气、废渣等行为，居民在使用助力车或汽车的过程中排出的尾气，对他人和周围的环境均有负面影响。为有效减少和控制经济行为的外部负效应，就应当使得外部成本内在化。根据科斯定理，如果私人各方可以无成本地就资源配置进行协商，那么，私人市场就将总能解决外部性问题，并能有效地配置资源。但是，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和交易人数的众多等原因，使得科斯定理难以适用于现实。为此，就需要政府采取管制、征收庇古税等公共政策来应付外部性问题。然而，与“市场失灵”一样，也往往存在“政府失灵”现象，从而使得负外部性问题难以有效得以克服。
在经济学中，根据物品是否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可以把物品分为私人物品、公共物品、共有资源和自然垄断物品。私人物品是既有排他性又有竞争性的物品，公共物品是既无排他性又无竞争性的物品，共有资源是有竞争性而无排他性的物品，自然垄断物品是有排他性但没有竞争性的物品。清洁的空气和水、石油矿藏、野生动物等是典型的共有资源。1968年，美国加州大学的哈丁教授就人口资源等问题撰写了一篇题为“共有地的悲剧”的论文，深刻地说明了由于外部性的存在和人们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导致共有资源的枯竭。“共有地悲剧是一个有一般性结论的故事：当一个人用共有资源时，他减少了其他人对这种资源的使用。由于这种负外部性，共有资源往往被过度使用。”[4]当今社会，资源的枯竭，环境质量的退化，与共有资源的非排他性和经济行为的负外部性有密切的联系。

6．2传统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
传统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呈现出如下形态：大量开采资源——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这种模式是建立在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的基础之上的，是不可循环的因而也不可持续的。“虽然贫困导致某些种类的环境压力，但全球环境不断退化的主要原因是非持续消费和生产模式，尤其是工业化国家的这种模式。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它加剧了贫困和失调。”[5]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就精辟地指出：“鄙俗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起推动作用的灵魂；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6]他还引用摩尔根的话，说明人与自身创造的财富之间的异化现象，“自从进入文明时代以来，财富的增长是如此巨大，……，以致这种财富对人民说来已经变成了一种无法控制的力量。人类的智慧在自己的创造物面前感到迷惘而不知所措了。”[7]美国哲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弗洛姆则从精神分析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业生产、高消费与人的异化作了精彩的分析，他指出：“我们的社会越来越被工业官僚阶层和职业政治家所控制。人们被社会影响所左右，他们的目的是尽可能多地生产和尽可能多的消费，并把这作为自我目标。一切活动都从属于经济目标，手段变成了目标。人变成了物，成为自动机器：一个个营养充足，穿戴讲究，但对自己人性的发展和人所承担的任务却缺乏真正的和深刻的关注。……，应该使得人不再同自己的力量产生异化并且不再通过崇拜新偶像——国家、生产、消费——的方式去体验自己的力量。”[8]我们认为，传统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在经济上是不可持续的，从社会心理学和文化学的角度而言，则是一种病态的与人类自身异化的现象，不克服这种异化，环境问题就不会得到真正的解决。

6．3经济的贫困化
与发达国家的高消费和享乐主义不同，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由于发展不足而导致的经济贫困，是环境恶化的根源之一。这些国家没有建立起本国的工业体系，为了生存和偿还外债，迫使他们不断开采本国的自然资源廉价出口到发达国家。由于缺乏资金和技术，一些发展中国家无法解决因过度开采资源所导致的环境问题：土壤肥力的降低、水土流失、森林等资源的急剧减少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各种自然灾害。而这些环境问题又反过来加剧了经济的贫困化。于是乎，很多国家陷入了经济贫困和环境退化的恶性循环之中。《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指出：“在发展中国家中，环境问题大半是由于发展不足造成的。千百万人的生活仍然远远低于像样的生活所需要的最低水平。他们无法取得充足的食物和衣服、住房和教育、保健和卫生设备。因此，发展中国家必须致力于发展工作，牢记他们的优先任务和保护及改善环境的必要。”
7结语
在当代社会，从表面上看，环境问题是一个技术问题和经济问题；从深层次考察，它还是一个哲学问题、宗教问题、伦理问题。如果要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不仅需要技术的更新、经济法律制度的变革和工业文明的转型，更有赖于我们哲学范式的改变、伦理观念上的觉悟。借用陈独秀先生的话，我们可以说：当代环境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吾人最后之觉悟，而伦理的觉悟，则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注释：
[1][美]韦斯特福尔著《近代科学的建构——机械论与力学》，彭万华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2页。
[2] [日]岸根卓郎著《环境论——人类最终的选择》，何鉴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9页。
[3]安希孟：“自然生态学与基督教神学”，载何光沪、许志伟主编《对话二：儒释道与基督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38页。
[4][美]曼昆著《经济学原理》，梁小民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7页。
[5]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编《21世纪议程》，国家环境保护局译，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页。
[6] [德]恩格斯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4页。
[7] 同上，第185页。
[8][美]弗洛姆著《爱的艺术》，李健鸣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