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建筑是“非艺术”和“非进化”的吗？

注释：
[1] 参见伊东忠太著，陈清泉译补，《中国建筑史》第一章第二节，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
[2] 参见李允，《华夏意匠》，P12，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5年
[3] 转自张隆溪《走出文化的封闭圈》，P149，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
[4] 参见《论事变之亟》、《严复集》上册，P1
[5] 参见梁启超，《欧洲政治革进之原因》，《饮冰室合集》第4册《饮冰室文集之三十》，P39～40
[6]. [7]. [8] 同 [1].P38～39
[9] 朱启钤在1930年发表的《中国营造学社缘起》中说；\"中国之营造系，在历史上，在美术上，皆有历劫不磨之价值。......年来东西学者，项背相望，发皇国粹，斐然从风。\"
[10]. [11] .[12] 参见梁思成《图像中国建筑史》前言
[13] 梁思成，《中国建筑史》，P347，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
[14] 西方的近代建筑史及艺术史论者，大都推崇古希腊古典时期作品中表现出的静穆、优雅的风格，并将之视为难以企及的高峰，这种判断，当然也会促成梁思成更加倾向唐宋时期的建筑风格。
[15] 1935年6月，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委员会举办竞赛，征求方案，竞赛章程规定，设计“须充分采取中国式之建筑”。结果，十二位建筑师提供的方案均不能满足筹委会的要求，最终筹委会决定选取兴业建筑师事务所徐敬直和李惠伯的设计，并指定筹委会中惟一的建筑师梁思成作为顾问，协助对方案修改。在梁的参与下，方案放弃了原来的清代风格，并采用了被梁思成概括为的“辽宋风格”的建筑形式。这种改变明确地反映了梁思成对明清建筑的负面评介，梁更加倾向的是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豪劲”色彩、召唤“强旺更生”民族性格的辽宋风格。在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中将南京中央博物院的建筑作为近代建筑的重要实例，反映了梁对这个设计的重视。
[16] 据赵辰：梁思成在其著之《中国建筑史》中对于中国传统建筑特征形成的论述，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对弗格生于1865年所著《世界建筑史》（History of Architecture in all Countries .from the earlist time to the present day）里对于中国建筑劣评的解答[参见张复合主编《中国近代建筑研究与保护》（二）P84]。因此，梁在其著作中期望能正面回答弗莱彻也是理所当然。
[17].[18] 林洙，《中国建筑史》后记，见梁思成《中国建筑史》，P371，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
[19] 参见刘敦桢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二版）》P407～412，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4年。在这里需要提到的是梁思成在其《中国建筑史》中的对于明清建筑的总平面布局的看法；\"在我国传统之平面布置上，元、明、清三代仅在细节上略有特异之点。唐、宋以前的宫殿庙宇之回廊，至此已加增其配殿之重要性，致使廊屋不呈现其连续周匝之现象，佛寺之塔，在辽、宋尚有建于中轴线上者，至元代以后，除就古代原址修建者外，已不复见此制矣。宫殿庙宇之规模较大者需增加其前后进数。若有增设偏院者，则偏院自有前后中轴线，在设计上完全独立，与其侧之正院鲜有图案关系者。观之明清实例，尤为显著。”
[20] 《中国建筑史》编写组，《中国建筑史》，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79年
[21] 参见李允《华夏意匠》P241 ，在这里，李允说“在建筑学上，不论古今有关斗的技术资料都比其他部分更为详尽，由此可见斗之受到重视。可惜今日大多数人仍然集中注意它在造型上的效果，较少人对这本来是一种结构的构件来作结构上的更为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假如，我们对它能够作一些力学上的计算或者受力的试验，也许研究这巧妙的使用了二三千年的构件在结构力学上将会带来一些新的发现和贡献。”
[22] 参见李允，《华夏意匠》，P17，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5年
[23] 参见顾孟潮，《从“建筑之树”说起》，《读书》，1998年12期，P74～77
[24] 张复合主编，《中国近代建筑研究与保护（三）》，P3，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
[25] 参见王鲁民，《中国古典建筑文化探源》，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7年
[26] 参见龙庆忠，《中国古建筑上“材分”的起源》，《中国建筑与中华民族》，P246，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1990年
[27] 参见王鲁民《中国古典建筑文化探源》。另，现在看来，梁的断面的决定权，至明清，依然主要在文化意义表达或人事要求手中，只不过是，随着梁断面所含有的象征意义在历史过程中被逐渐的遮蔽，在反对奢糜的语境中，是否能在圆木中得到最大断面的方木成了判断加工是否合理的标准。（详见另文）。
[28] 参见彼得•罗（Peter G.Rowe）、关晟（Seng Guan）著，成砚译，《承传与交融》，P67，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年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经过梁思成、刘敦桢两位先生的努力，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到，中国传统建筑由汉至清，至少在技术体系上，一直在连续的并且有相当幅度的变化，这十分明晰地表明，中国传统建筑技术在历史上并未发生重大阻断，除非我们假设在这2000年里，中国工匠从未对中国建筑结构达成一个合乎逻辑的系统的把握，否则我们就不能认为中国传统建筑在构造和结构上的变迁是盲目的。这样，我们就可以认为，至少在当时的工匠们看来，中国传统建筑在结构和构造上的转变在整体上是向着更为经济的和有机的方向运行的，但结果却出现了以现代观点看出的“矛盾的现象”，这本身再明确不过地告诉我们，对于中国传统建筑的解释需要不同于以往的逻辑和原则。或者说，历史本身要求我们摆脱西方建筑的评价角度的纠缠，采取符合中国建筑实情的理论视野，对历史事件做出合乎历史逻辑和情境的系统定位。在新的视野中，中国传统建筑研究上一些被忽视的因素和侧面可能会浮现出来，并且呈现出其决定性的意义。

在我们看来，如无“内在”的革命发生或外来因素的强力打断，任何民族的建筑的发展与变迁，都是在一定的框架格局中和既定的边界中进行的，这个框架和边界决定于特定的文化体系对于建筑的核心价值的认定和在具体的情境中形成的针对这个核心价值的初始应对格局。正是由于中国建筑的核心价值和初始应对格局与西方建筑不同，导致了中国建筑发展变迁的不同起点和十分不同于西方的发展方向和路径。

从根本上说，无论中西建筑都是赋予人们生活环境以意义的物质性构成，不同的也许是，西方建筑特别是西方现代建筑似乎更加强调对于个人行为的适应和相应情绪的调动，而中国传统建筑则似乎更加强调对于人们行为的控制和人际秩序的形成。

中华文化很早就将建筑在人的行为的控制和人际秩序的形成上的作用视为建筑（宫室）的核心价值，“宫室，礼之具也”，正是这种观念的明确表达。基于这种不同于西方的对于建筑的认识，中国人对于这一赋予人的生活环境以意义的物质性构成，在相对完整的技术体系形成之时，就将其构成方式及相关元素赋予了特定的文化意义；也就是说中国传统建筑的构成方式（结构与构造方式）及相关元素的设定从很早起，就不仅受到基本的物理规则的制约，并且深刻地受到社会的意义乃至象征要求的制约。例如，在中国传统建筑构成要素中，斗一直是建筑使用者身份的象征，中国传统建筑上的斗设置，特别是斗早期变迁的根据应该并非仅仅是因为结构或空间的要求[25]，同样唐宋建的梁的3∶2的断面的确定，也许在当时人那里并没有明确的力学依据，而是像龙庆忠先生指出的那样，只是当时的“叁天两地而倚数”等“数理哲学概念”表达的要求使然[26]。

其实斗从简单的单斗只替向八铺作巨制的变化，梁架体系长久地坚持木制的平行四边形构架，乃至建筑许多其他部分的变化，都是中国传统建筑首先对社会意义乃至象征性要求应答的结果。而斗由唐宋形制向明清样式的转型，梁架制作上由唐至清的变化等，至少在建筑技术层面看，表明了这种应答方式的变化总体上是向着与自然法则无关的文化或人事要求被逐渐地遮蔽、遗忘或者被置换，而营造乃至结构本身则向着更加经济、更加合乎力学规则和更加“有机”的方向运动的[27]。也就是说，在中国古代社会里虽未形成建筑体系的革命性的转变，但至少在建筑技术的层面，中国传统建筑几千年来毫无疑问地是在持续的发展或者进化着的，从最终成果看，这种发展或进化，不仅适当地满足了社会的需求，形成了持续变化着的具有伟大艺术价值的形式系统，并且也表明了，中国传统建筑的结构规则，并未被社会意义的表达和象征格局的建构所统辖、笼罩，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具有“结构理性”特征的体系。

“建筑之树”之魅长期得不到祛除，从根本上说，正如许多人已经正确地指出的那样，最主要是因为西方中心主义在作祟。不过，反抗西方中心主义，并不是仅仅地反对西方人自以为主的理论姿态，更重要的是要祛除已经深入到我们骨子中的以西方建筑历史为根据形成的相关理论的阴影，特别是习惯于在各个层面都简单地把中国传统建筑与西方建筑相比附的“心魔”。历史要求我们敢于直面中国传统建筑，而不必非要通过西方建筑理论的镜子来观察中国传统建筑。

有学者明确地指出，对于中国传统建筑和中国古代建筑历史的研究是中国建筑近代化的重要途径之一[28]。如果这样，恰当地判定中国传统建筑的性质与价值，对于我们就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因为这是中国建筑近代化回避不了的基础条件。特别是由于我们正在大规模地进行着环境的重塑，更使得恰当理解中国建筑传统具有了某种迫切性，如果我们不能摒除以往根深蒂固的成见认真地面对既存的历史现象，着力于系统地而不是片段地、综合地而不是零碎地对历史现象予以解释，并正确地提出能够涵盖中西建筑特征的理论构架，充分表明中国传统建筑体系性的独特性，那么，在西方文化霸权虽然受到挑战但仍然深入人心的状态下，中国传统建筑就很难不成为西方规则的一个过了时的东方样本。甚至于我们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无法正面地、深入地谈论“新中国建筑”而只能谈论“民族风格”（在我们看来，在很大程度上这是“西方主体中国装饰”的代名词）。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只能以片段的、偶然的方式得以留存，而不能作为一个系统的、持续的、必然的条件对于中国建筑现代化历程发生影响。或者说，如果我们不能直面历史，从理论上看，中国传统建筑也只能一方面成为向西方世界提供可资激发其奇思异想或浪漫情怀的媒介，一方面成为国人怀念逝去的往日辉煌的差强人意的实物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