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激辩碳排指标 多哈气候大会再回顾

　　中国如果不全力推动2012后京都协定，将来就只能被迫接受不公平的单边机制

　　本报记者 梁薇薇 姚炎中报道

　　从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以来，以巴西(Brazil)、南非(South Africa)、印度(India)、中国(China)，取各国首字母刚好组成英文单词BASIC的“基础四国”频频抱团发声，争取气候话语权。在刚刚结束的多哈气候大会上，“基础四国”和以美国、加拿大为首的发达国家形成了两大阵营的谈判，各自都在争取自己的利益。

　　“基础四国”的核心诉求是，气候谈判必须要坚持《联合国[微博]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确定的“公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各自能力”原则，要他们现在就和发达国家一样做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承诺，模糊了历史责任、忽视了他们的国情。

　　中国 碳交易话语权之争

　　据了解，欧盟碳交易市场上的碳价于11月30日再创新低。而在2002年开始碳交易时，碳排放权的价格为每吨5欧元左右，此后开始上扬，2004年达到6欧元，到2006年4月上旬，每吨价格超过了31欧元。2009年哥本哈根闭会后，欧洲交易市场的碳汇价格应声下落——从14.6欧元下降到12.7欧元。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研究员王谋博士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欧盟碳交易市场的碳价下跌不是一两天，这次可能是多哈会议加剧了下跌的过程，但是下跌的最主要原因还是供大于求。

　　“从国际协议来看，2020年之前欧盟的减排目标还是20%。此外，像澳大利亚这些国家基本上都没有很有雄心的减排目标。既然没有很高的减排目标，那么购买碳排放指标的需求就不会那么大。包括现在已有的CDM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如果是在第二承诺期将产生CER（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核证减排量）的话，基本上是绝对的供大于求的情况。所以总体来讲，价格肯定会处于下跌的趋势。”王谋说。

　　然而，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的天津滨海新区综合发展研究院特约评论员杨志荣却认为碳价下降主要是由美国造成的。中国目前是CDM市场最大的供应国，而此次碳价的下降是由于美国在控制碳市场的交易，因为美国从未批准《京都议定书》，不承担相应的减排义务，供应的碳没有国家买，所以价格就出现一些下降。

　　“美国是主张碳交易价格比较低，减排成本相对比较低的国家。因为一旦美国参与到国际减排的话，它的体量很大，它对碳排放指标的需求量肯定会很大。如果花钱去买的话，肯定是越便宜越符合美国本土的利益。从另一方面来讲，美国并不认真看待气候问题。所以肯定不会花很大的成本去应对气候变化。”王谋说。

　　此外，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的英国碳专家协会会员、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陈波也表示，CDM的定价权事实上掌握在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TS）的手上，这是由减排量交易机制的寄生性决定的，是短期内无法改变的局面。在中国控制总量排放之前，碳资产都不具有稀缺性，因而中国的大多数业主都不会建立起碳减排量的价值认知。这也意味着，作为CDM市场供应方，中国业主本身是没有议价能力的。

　　因此，中国政府对国内CDM项目产生的核证减排量（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简称CER）的交易价格制定了限价政策，要求所有CER交易价格不得低于8欧元/吨二氧化碳当量。这一政策是中国目前在CDM市场上与发达国家博弈的主要手段，也对维护国际CER市场价格，保护国内项目业主的利益起到了有效的作用。

　　尽管作为碳交易市场的供应方，王谋却认为，如今碳交易市场价格的变动对我国来讲没有太大的影响。“原因就在于现在国内参与国际市场CDM的预期已经很低了，而这个预期主要源于欧盟很早前释放的一个信号。欧盟曾称在第二承诺期只会购买来自LDC（Least Developed Country，最不发达国家）的CER，也就是把我国和新兴国家排除在外了。对此，我国很早就有了预期，所以碳价的变动对于国内来讲不会是太大的影响。”

　　欧盟不购买中国的碳，王谋则认为这是出于国际竞争关系的考量。

　　“欧盟和一些穷点的发展中国家都主张要把发展中国家内部再分类为比较先进和比较落后的国家，而这种分化就导致欧盟把中国划分为比较先进的发展中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欧盟就不愿意把援助的资金转向给中国。而欧盟实际上是支撑碳交易市场最大的买家，如果欧盟不买的话，就没有地方可卖了。”王谋指出。

　　陈波认为，欧盟认为碳交易是所有气候变化政策中综合考虑效率、灵活性、独立性最均衡的工具，但它并不是完美的，必须要有其他政策工具作为补充。这个看似简单的观点，欧盟花了10年时间才最终达成一致。欧盟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激烈讨论能源税和碳税问题，直到2001年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之后，才最终将碳交易列为欧盟内部最重要的应对气候变化工具。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大国博弈

　　作为防守方的中国，这些年一直试图联合发展中国家建立一个固若金汤的马其诺防线，抵御发达国家的进攻。不少人天真地认为，如果后京都谈判崩盘，中国可以获得喘息的机会，拖延承担减排义务的时间。事实上，是否减排已经没有必要谈论了，重要的是谁先找到更有效的减排路径，如果不去全力推动2012后京都协定，将来就只能被迫接受不公平的单边机制。

　　在联合国的框架下，中国还可以联盟其他国家，如果没有联合国框架下的气候公约，发达国家将更为激进地根据单边利益推动减排行动。航空业的案例就是一个极大的教训。

　　在上世纪90年代的气候谈判中，航空业因为排放数量少，《京都议定书》没有包含航空排放的具体规定，由于航空业存在管辖权不明朗的问题，被区别对待。

　　航空业的单位排放量是各种交通方式中最高的，每升航空燃油能够产生2.5公斤二氧化碳。从1990年到2000年，全球航空业的排放增长了90%，占到了人类温室气体排放的4%-9%。如果这个趋势持续下去，欧盟减排努力的1/4将付诸东流。

　　而且早在2005年，欧盟委员会便发布通报，建议对航空业采取管制措施，将其纳入到欧盟碳交易体系（EU ETS）中，并且涵盖欧盟以外的航空公司。当年，25位欧盟环境部长一致接受了这一建议。2006年开始，对航空业进行排放管制进入立法阶段。2008年7月欧洲议会通过了关于航空业纳入EU ETS的草案。

　　按照欧盟的指令，任何航空公司，只要拥有欧洲航线，都必须在2012年将碳排放量减少到其2004到2006年平均排放量的97%，到2013年，还要在此减排基础上再减2个百分点，达到减排5%的标准。在这一指令之后，欧盟又采取了强有力的后续动作。

　　“对拒不执行上述指令的航空运营商，将被禁止在欧盟区经营。”陈波对记者表示，欧盟指令的逻辑是，既然还没有建立起一个全球性的航空业减排机制，那么EU ETS将是最好的选择。对这些苛刻的条款，庞大的国际航空业利益集团几乎毫无招架之力，只能一步步接受欧盟的指令，接受其制定的减排目标和监测报告标准，接受欧洲机构的第三方核查。

　　据了解，目前，中国的航空公司只能无奈地向欧盟提交排放数据。欧盟针对航空业的碳约束策略是国际低碳竞争中一个鲜活的例子。并不是只有通过国际谈判才能让一个国家减排，经济手段可能要比政治谈判更具杀伤力。

　　2010年1月，美国航空公司、大陆航空公司和联合航空公司向英国高院提出对英国能源与气候变化部的诉讼，认为欧盟指令违反了《芝加哥公约》，《美欧双边航空运输协议》以及《京都议定书》。5月，这一诉讼被转交给了欧盟法院。

　　因为诉讼，美国的航空公司还有拖延的时间，但也没有更多选择：即使不加入欧盟排放交易系统，仍然需要通过国际航空组织建立新的减排机制。而其他国家连通过法律手段申诉的机会都没有。无论结果如何，欧盟将是胜利者，他们推动整个航空业减排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同时牢牢地站在制高点上。

　　“欧盟与美国在航空领域的交锋未来很可能复制到WTO。一边是建立自由贸易市场，一边是施加碳成本和约束，制造贸易壁垒，两者之间的左右偏移会极大地影响到国际贸易格局。同样的事情正发生在航海业上，而根据欧盟的长期战略，未来会逐渐扩大到其他行业。”陈波表示。

　　虽然媒体称，多哈会议成果总体坚持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维护了《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的基本法律制度框架，推进了联合国气候变化多边谈判进程，向国际社会发出了积极信号。但是，多哈会议中发达国家淡化其历史责任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倾向进一步明显，自身减排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转让技术的政治意愿严重不足。

　　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减排应有别

　　中国代表团团长、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对媒体表示，在多哈会议上，发达国家淡化其历史责任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倾向进一步明显，自身减排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转让技术的政治意愿不足，这是今后国际社会合作应对气候变化面临的主要障碍。

　　不把中国当成发展中国家看待的主要发达国家中，除了欧盟以外，还有美国。

　　因此在本次多哈会议上，最终美国还是仅仅扮演了一个“打酱油”的角色，还是没能逃脱荣膺阻碍气候变化谈判“化石奖”的名声。国际关系学院中国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黄日涵博士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本次多哈会议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令人忧虑的仍然是参与第二承诺期的发达国家的减排目标未能确定，美国和加拿大依然游离于《议定书》之外，他们依然坚持属于有参与第二承诺期的发达国家，他们并未做出明确的减排目标承诺。

　　哥本哈根会议上，中国提出2020年自愿减排目标，这被发达国家认为远远不够。

　　媒体报道，美国对外关系理事会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项目主任麦克尔·列维在一份评估中国二氧化碳减排承诺的报告中说，中国的减排承诺实际上只是反映了最近几年政策实施的延续，并不代表政府将作出新的努力。也就是说，减排承诺实质上没有什么新意，令人失望。

　　“而提出这个目标之后，欧盟并没有提出太多的指责。尽管欧盟和美国都在淡化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这一身份，但是双方对于中国减排问题上的认识不同。”王谋认为，美国不会把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来看待。而且美国从来就不承认“共同但有区别对待”的原则按照《京都议定书》的方式来理解。

　　美国作为人均排放最多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人口仅占全球3%—4%，排放的二氧化碳却占全球25%以上。黄日涵指出，随着美国的再工业化，国内的碳排放将进一步上升，产业转移不管是本国还是周边国家都将带来气候变化问题。

　　这次多哈气候会议已经闭幕，美国为了国家利益，一直坚决拒绝为气候变化带来的损失和破坏承担责任，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个无底洞”。

　　王谋表示，气候变化讲究的是历史责任的问题，“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从历史排放的积累，从人均排放的积累来看的，不管产业是否转移，或是什么产业转移，美国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美国就算是再高精尖的产业，人均排放也是20吨左右；中国即使现在是再高耗能的产业，我们现在的人均排放也仅是在五六吨左右。此外，碳排放不仅看生产制造领域，还要看生活消费领域（住房和交通等），生产制造领域只占美国总体排放的30%，生活消费领域还是最主要的。

　　“发达国家要帮助中国实现低碳发展，就要给予资金和技术上的支持。给予资金，我国可以淘汰最落后的产能，运用最先进的机械，减少排放。把最先进的环境技术转给我国，或是不收取风机、太阳能等的专利税，我国都能用最好的技术，把新能源的价格降到很低，可以更广泛地使用。”王谋指出，但是发达国家都不去做这些事情，只是要求我国减排，这是没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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