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手段效果有限，节能降耗需借助市场机制

　中国设定的节能目标是未来五年单位GDP能耗下降20%。这个雄心壮志有可能实现吗？简而言之，不会。除非采用能源市场定价政策，而这种政策转变的可能性并不大。问题的根本在于，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所处的阶段决定了能源密集度必然会上升。从1980—2002年，中国每创造1元GDP所消耗的能源缩减了2/3。而从2002—2005年，单位GDP能耗上升了10%。这是为什么？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经济的重心从计划经济时代低效率的重工业投资转向能源密集度相对较低的轻工业。在此阶段，经济结构的改变导致能源密集度随之降低。而在今天的中国，日趋多样化的工业生产形成了旺盛的投入品需求，而建筑原材料需求的增长也很迅猛。这两方面的需求推动了重工业的大规模投资，而冶金、炼油和化工业的投资规模尤其庞大。

　　另一方面，由于需求疲软以及环保等方面法规的限制，世界其他地区的基础工业投资受到了抑制，这对中国重工业投资的增长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中国大量投资于这些基础原材料生产以满足自身的需求，例如，从1995-2005年，中国电解铝行业的产能占世界电解铝产能的比重从7%上升到27%。

　　简而言之，中国正在进入工业发展中能源密集度最高的阶段。就凭这一点我们就应该知道中国单位GDP能耗将继续提高。

忽视问题根源，行政措施难取得效果

　　中国政府担心对能源密集型产业的过度投资将导致不可修复的环境破坏，并且让国家过度依赖于能源进口，所以提出两项重要措施来削减能耗。首先，政府希望造成中国投资过热的地方政府能够更多地促进能源集约型投资。这主要通过公布每个省份的能耗与GDP比率，并且奖励该指标低的省份。

　　问题是有两种方式可以让这个比率降低。一是降低分子（能耗），二是增加分母（GDP）。过去，中国在这方面的激励措施总是鼓励地方官员选择更容易的方式，即增加分母。另一个引人注目的重要事实是，能耗比率最低的省份也是那些GDP水平最高的省份。由于这两方面因素，省级官员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只要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能耗比率就很可能会随之下降。这样一来，中央的政策也就不可能鼓励地方官员为了提高能源使用效率，而降低经济增长速度。

　　第二个办法是设定产业能耗目标。国家发改委正在试图与消耗近一半工业用电的1000家最大的工业企业集团签署协议，要求其承诺降低单位产出的能耗。

　　这个办法没有错，但即使所有协议都签署完成，也不会对中国总体的能源密集度有什么影响。中国大多数产业的能源密集度都已经在下降过程中，原因是这些产业都在迅速增加产能，并且不停地建立新工厂、安装新设备。设备越新，其能源效率往往越高。

　　所以，事实上发改委只是告诉企业继续做那些他们已经在做的事情，同时也忽略了这个问题的根源。中国能耗的提高并不是因为单个产业能源使用效率降低了，而是由于中国经济结构正在转变，高能耗产业在总产出中的比重正在提高。

实现节能目标，惟有解除价格管制

　　如果政府确实要降低中国的能源密集度，首先必须阻止人们投资于能源密集型的产业，最有效的做法就是解除对能源价格的管制。如果高耗电企业不得不支付高峰期间造成电网紧张的全部成本，他们投资的兴趣就会锐减。

　　然而到目前为止，政府还不愿解除价格管制，担心这种做法会导致经济过于动荡，从而更加难以控制。事实也确实如此，这也是中国在能源领域进行渐进式改革，而不是“大爆炸”式改革的重要理由所在。然而，只要能源价格没有反映出真正的供求关系，中国寻求提高能源效率的努力就是徒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