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于：2007-07-17 13: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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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于《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01年4月号，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第90-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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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yan20332033
沙发
梁思成（1901～1972）
2009-05-14 22:2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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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inteagle
板凳
除了上述来自西方建筑史家的批评之外，中国建筑在二十世纪初期还受到国内接受了西方建筑先进性的专业人士和公众的普遍抨击。他们从功能和工程技术的角度出发，批评中国传统建筑在使用条件上的落后、材料上的原始，以及施工质量的粗劣。出于这种认识，社会上的公众普遍崇羡西式建筑，对中国建筑则多持鄙薄的态度[36]。如何看待中国建筑在现代建筑条件下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也成为梁、林中国建筑研究所面临的问题。虽然他们并不否认中国建筑在功能和工程技术方面的落后，但显然不愿意因此而否认中国建筑作为一个独立的建筑体系的存在价值和它在艺术上的成就。林徽因说[37]：
2007-07-17 13: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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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载更多梁思成先生是广东省新会人，1901年4月20日生于日本东京，1923年毕业于清华学校。1924—1927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学习，1927年2月获学士学位，当年6月获硕士学位。1927年7月～1928年2月在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研究世界建筑史。1928年3月与林徽因在加拿大温哥华结婚。1928年8月回国后创办东北大学建筑系并担任系主任，直至1931年6月。1930年加入营造学社，1931—1945年任中国营造学社法式部主任。1932～1933年在北京大学讲授建筑史。1933～1946年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通讯研究员并兼任研究员。1934年起任中国古物保存委员会委员。1945—1946年任中国战区文物维护委员会副主任。1946年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并担任教授、系主任。1947年被任命为联合国总部大厦设计委员会中国代表。1948年9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从1949年起，先后任北平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和北京市建设委员会副主任。1953年起任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学部委员。
他的主要设计作品有：北京仁立地毯公司铺面、吉林大学校舍《与陈植、童囗合作》、交通大学校舍、北京大学地质馆、北京大学女生宿舍等。他曾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建筑设计主持人）、扬州鉴真和尚纪念堂进行了方案设计。
梁思成先生对中国古代建筑和文物保护做了大量工作，他曾与同事对国内2000多处古建筑和文物进行过调查，并以此写出了《中国建筑史》。他对如何继承和发扬民族建筑风格，城市规划中如何保护优秀民族传统建筑，以及在传统建筑理论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索，写出了大量的理论文章，给后人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资料。
梁思成先生于1972年1月9日在北京逝世。
林徽因（1904～1955）
林徽因原名林徽音，福建省闽侯人。1904年6月10日生于杭州，1920年随父赴欧洲游历伦敦、巴黎、日内瓦，同年入伦敦圣玛利女校学习。1923年参加新月社活动。1924年留学美国，入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学院，选修建筑系课程，1927年毕业，获美术学士学位。同年人耶鲁大学戏剧学院，在G.P.帕克教授工作室学习舞台美术设计。1928年3月与梁思成在加拿大温哥华结婚。1929年出任东北大学建筑系副教授，讲授《雕塑史》和专业英语。1931年应聘到北京中国营造社任职。
1931～1946年在中国营造学社期间，参加调查研究中国古建筑，足迹遍及北京、河北、山西、浙江、河南、山东、陕西等地。
1946年担任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讲授《中国建筑史》，并为研究生开设《住宅概说》等专题课。1949年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徽设计工作，1951年为天安11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碑座设计纹饰和浮雕图案。1951年调查研究景泰蓝新图案，还亲自参与测试。
1950年兼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工程师，1953年当选中国建筑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建筑学报》编委、中国建筑研究委员会委员。
参与设计的工程有北京大学地质馆、灰楼学生宿舍，云南大学学生宿舍，清华大学教师住宅，中南海怀仁堂装修工程等。
她发表的有关建筑的论文主要有《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平郊建筑杂录》（与梁思成合著）、《清式营造则例》第一章绪论、《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署名林徽因、梁思成）、《由天宁寺谈到建筑年代的鉴别问题》（署名林徽因、梁思成）、《中国建筑史》（辽、宋部分）、《中国建筑发展的历史阶段》（与梁思成、莫宗江合著）。
她的文学作品主要有《谁爱这不息的变幻》、《笑》、《情原）、《一天》、《激昂》、《昼梦》、《瞑想》等诗篇几十首；话剧《梅真同他们》；短篇小说《窘》、《九十九度中》等；散文《窗子以外》、《一片阳光》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林徽因诗集》（1985年）。
林徽因集建筑师、教授、诗人、作家于一身，她是20世纪中国建筑界的才女。
林徽因1955年4月1日病逝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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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往建筑因人类生活状态时刻推移，致实用方面发生问题以后，仍然保留着它的纯粹美术的价值，是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和埃及的金字塔，希腊的巴瑟农庙（Parthenon）一样，北京的坛、庙、宫、殿，是会永远继续着享受荣誉的，虽然它们本来实际的功用已经完全失掉。
梁思成则试图从结构理性主义的角度论证中国建筑与西方最新的现代主义建筑的共同性。1932年出版的现代建筑经典名著《国际式━1922年以来的建筑》（International Style, Architecture Since 1922）一书恰好为他的立论提供了极好的依据。该书同样采取结构理性主义的立场，把现代建筑在结构方面的发展，尤其是框架结构的普遍采用，看作是现代建筑造型变化的根本原因和现代建筑的本质特徵。
“国际式”建筑的名称和它的基本原理，在1933年春天随着一位名叫林朋（Carl Lindbohm）的外国建筑师来到上海而被媒体广为宣传。林朋对国际式新建筑的介绍很快就引起中国建筑界的注意，有些评论家根据“国际式”建筑的名称批评它否定了建筑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所体现的民族性[38]。但是梁思成却发现了现代建筑所坚持的理性主义思想，特别是它在结构上所表现的合理性与中国建筑的一致。他说[39]：
所谓“国际式”建筑，名目虽然笼统，其精神观念，却是极诚实的；……其最显著的特徵，便是由科学结构形成其合理的外表。……对于新建筑有真正认识的人，都应知道现代最新的构架法，与中国固有建筑的构架法，所用材料虽不同，基本原则却一样━都是先立骨架，次加墙壁的。因为原则的相同，“国际式”建筑有许多部分便酷类中国（或东方）形式。这并不是他们故意抄袭我们的形式，乃因结构使然。同时我们若是回顾到我们古代遗物，它们的每个部分莫不是内部结构坦率的表现，正合乎今日建筑设计人所崇尚的途径。
因此，他充满信心地得出结论说：“这正该是中国建筑因新科学、材料、结构，而又强旺更生的时期，值得许多建筑家注意的。”[40]
梁思成和林徽因是中国民族主义知识份子的杰出代表，他们关于中国建筑史的写作与中国二十世纪20和30年代的文化政治密切相关。他们的工作不仅仅是实证性地记录和整理中国建筑遗产，而且还是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化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很强的目的性。
首先，他们阐明了以官式建筑为代表的中国建筑的结构原理和由此产生的形式特徵，为中国风格新建筑的创造确立了中国古典的规范；在另一方面，他们依据十九世纪以来在西方建筑评论中占主导的结构理性主义标准评价中国建筑，将它提高到与西方古典建筑和哥德建筑相当的地位，从而反驳了西方学者和中国一般公众对它的贬斥态度，并赋予它在现代建筑的条件下存在的意义。
本文无意否定当代建筑史家针对他们的历史写作忽视中国建筑的多样性以及社会历史因素的复杂性所提出批评。事实上，我还以为，他们一方面坚持结构理性的原则，一方面企图依据传统的“文法”和“语汇”去创作中国风格新建筑的作法存在着内在的矛盾━因为一种建筑的结构体系与它所用的材料互为因果，并与特定的功能要求密切相联。
现代生活、材料和技术的进步必然要突破传统的结构体系和与之相应的构图规则，也就是梁思成所说的“文法”。但是，我认为，对梁、林的中国建筑史写作进行历史考察非常必要，它不仅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他们写作的背景和目的，还可以使我们从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化建设的角度，重新认识他们工作的意义和价值。
*谨以此文作为对梁思成先生诞辰100周年，林徽因先生诞辰97周年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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