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今读：《论衡-祭意篇》

敬畏是一种继承，没有继承就谈不上创新。语言文字要继承，数理化知识要继承，技术体系要继承，信仰也需要继承，智慧、勇气、意志、道义也需要继承。谦虚地学习、继承人类千百年来积累起来的可靠知识、智慧，学习千百年历史上突显出来的仁人志士的高尚事迹和品格，举一反三，融会贯通，身体力行，自然会发现以往的不足，而创新也就在其中了！相反，天天喊着创新，不注重学习和继承，就是想以个人理性之浅薄与人类理性之深刻相抗衡，何其不自量力，何其浮躁，何其荒唐可笑！失去了敬畏的社会，必然是一个“砍倒大树、繁衍蔓草”、“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社会。要想在这种社会中去除浮躁，岂不是缘木求鱼吗？一个浮躁的人，学什么能够有恒心呢？没有恒心，学什么能够有成呢？一个浮躁的社会，怎么能够不险象环生呢？
信仰产生道德。纵观世界各国，祭祀和信仰的对象主要是神、人格神、和能够为他人牺牲的人（因而具有神性）。即使祖先崇拜，也是崇拜祖先的神性。对于儿女来说，父母就是自己的造物主，就是上帝，就是太阳。每一个人都既有兽性、又有神性。兽性是与生俱来的，神性是经过社会化教育而来的。普通的动物只有兽性，教育不出神性来。这是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道德意味着人能够超越自身的利益，能够换位思考，关心他人，体现的是人的神性面。对神性的崇拜和信仰，可以使有限的生命与无限的世界联系起来，使有限的个体利益与无限的群体利益联系起来，从而产生高尚的道德情怀。一个没有信仰的人，也许可以放弃个人的细小利益，或为他人效举手之劳，但不可能放弃自身的重大利益，更不可能为社会牺牲。
我倡导道德市场经济，希望道德能够作为独立变量加入经济生活。在《萨缪尔森〈经济学〉批判》中，我用市场机制的内在逻辑和事实，推演出道德加入经济生活的必要性，并进而希望由此产生一批理想主义者。现在看来，这希望乃是一种幼稚。对于绝大多数学生而言，这种推理逻辑再严密，也只能产生一时的道德激情，出了课堂，就会烟消云散。这种幼稚，说到底，是我头脑中残存的理性主义思维的幼稚，是理性主义、启蒙主义思潮的狂妄自大。当今世界，所有在理性主义、启蒙主义思维模式下举办的各类学校，其道德教育都极其苍白无力。任凭社会千呼万唤，任凭学校费尽心机，就是培养不出有道德的人才来。这些缺德之人可以接受制度的约束，但在制度约束不到的地方，则会产生各种社会丑恶现象。人们熟知59岁现象，不太清楚29岁现象。一个大学毕业生，工作7年以后，对企业或单位的情况熟悉了，朋友团伙结成了，可能也掌握一定权力了，钻制度空子的条件成熟了。另一方面，结婚生子的需要日益迫切，以权换钱的动机空前强烈。两相结合，就产生29岁现象。贪污腐败、勾结斗角、夫妻打架、子女遭殃、个人内心浮躁、焦虑、自杀现象频频出现，这些都在相当程度上是道德教育失败的结果。仔细体会一下“肆无忌惮”吧！那些没有信仰，没有敬畏的人，一定会肆无忌惮！
信仰有助于增强勇气、坚定意志。勇气和意志起源于体力劳动，但能成为在人生或历史的关键时刻的支撑力量，则还有赖于信仰。用流行的术语说，信仰可以理解为人生规划。如果一个人当下的行动可以和人生规划联系起来，那么支撑行动的不仅是眼前的损益，而是一生的规划，甚至是与人类社会共同体相联系的宏大事业。以一生之力突破一时之困难，以共同体的支撑突破个人的犹豫和畏缩，勇气和意志必将百倍地增长。
综上所述，一个人成长、工作和生活中绝大多数的事务都需要靠信仰来解决，而不是靠个人理性对一时一事的得失损益比较来解决。学校教育可以告诉人数理化，但是，却会使人自由地、自信地迷失在人生的汪洋大海般的选择和计算中。最后，“机关算尽反误了卿卿性命”，极大地降低了生命质量！

四、汇聚人类之善，沟通不同的信仰体系
看到这里，有人可能会想，那我们已经陷入了理性主义的选择泥沼中，怎么办呢？难道我得去重新祭祖？或者我得去拜佛？或者我应该加入基督教？或者我应该去烈士墓前倾听烈士的心声？还有，不同的信仰体系之间相互拆台，就像烈士拆了祖先的台，耶稣拆了烈士的台，默罕默德拆了耶稣的台，佛教四大皆空，见台就拆。
对此，我想，倒是一有句大白话值得回味：“宗教都是劝人向善。”我们能不能设想万教归一，将中国自尧、舜、禹起，百代的仁人志士，直至现代的烈士，印度的释迦牟尼，伊斯兰世界的默罕默德，基督教的耶稣，都当作向善的典范来崇拜？其实，宗教的典籍无数，精思妙语无数，但最吸引普通公众的，还是一些以身示法的事迹，是他们一心为解救社会甚至人类的追求。后世无数信徒崇信先贤圣哲，但大多数停留在心向神往，很少有人能够身体力行。抓住一个善字，身体之，力行之，古今中外的仁人志士们都会点头赞许。如此，人类的神性就可以逐渐上升，直至主导兽性。如此，人类社会就能逐渐告别“史前史”，从肉弱强食的动物世界走向人类社会。
但是，马克思主义可能会认为，这不是典型的唯心主义吗？在财产私有的前提下，善无非是施舍点小恩小惠而已，巩固统治秩序而已。千百年来，有哪一种宗教真正使社会去恶归善了吗？思想一旦离开物质，就会笑话百出。
我过去也一直这样认为，直到认识到中国革命的成功是烈士之牺牲换来的，是数百万共产党员在一个共同理想的感召下忍饥挨饿、顽强奋斗争来的，是愚公移山的结果，是精卫填海的结果，是组织化的善与组织化的恶长期较量的结果，也是双方领导集体智慧和意志较量的结果。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阶段论，1927年以后的中国应该走陈独秀指出的路，资产阶级革命已经成功，无产阶级有待壮大，等着二次革命吧。
这里的要害差别的于，以往各类信仰所崇尚的善大多是纯善，不含恶的善。“别人打你的左脸，把右脸也给他”、“爱惜蝼蚁纱罩灯”、“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等等。但是，不含恶的善是很难做到的。人活着就要吃饭，要呼吸，要消耗资源，要消灭一些动物或植物的生命。在追求纯善者看来，这些就是恶。更不要说领导一个企业或国家，其中必然包含着大量的物质欲望，因而包含着恶。所以，追求纯善的结果，最多只是追求了个体之善，局部之善，对改变社会之大恶无所助益。而中国共产党在追求社会之大善时，利用了恶、包容了恶，比如，利用了阶级斗争，利用了阶级仇恨，利用了分田分地，从而利用了恶，包容了恶。虽然这些恶的成份后来造成了新社会的蜕变，但不能否认，当恶被善所主导、所利用时，不但可以成为社会的破坏性力量，也能成为社会的建设性力量。

五、以善为主导，以恶为基础
理性主义、启蒙主义固然造成了社会和人心的大分裂，但是，的确造就了科学和技术的昌明。如果把进步理解为技术进步的话，恶的确推动了进步。无限膨胀的欲望和两极分化提供了技术进步的需求，追逐利润的欲望提供了技术进步的供给。在政府有形之手的多重有效调节下，市场的无形之手，即自利，即恶，的确可以推动商品丰富，技术进步，产生好的社会后果。
因此，认识到理性主义、启蒙主义话语的负面后果，正如认真到市场经济的负面后果一样，并不是要完全否定理性主义、启蒙主义和市场经济，而是希望把它们放到适当的社会和历史位置上，发挥它们对于技术进步的积极作用。其实，善是一种稀缺资源，把善放到保护蝼蚁上，是配置不当了。如果把善配置到利用恶、调节恶、引导恶的位置上，那么完全可能出现文化和制度相结合、公有和私有相结合、计划和市场相结合、垄断和竞争相结合的健康社会，甚至可以进一步通向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和谐、人内心和谐的和谐社会。
理性主义、启蒙主义话语造成了西方历史的断裂，也造成了东方历史的断裂。当这种话语体系运用到社会实践中时，就出现了20世纪两种类型的极端的社会实践，自由主义的极端，或专制主义的极端。可是，至今，东西方的主流社会还停留在这种制造极端实践的话语体系中，却以现代性自居，以文明社会自居，岂不悲哉！

三、为什么一定需要一个祭祀体系？
有人可能会认为，为什么一定需要一个祭祀体系呢？推翻一切祭祀体系，脱魅化，去魅化，人就自由了，解放了，人与人之间就彻底平等了，多好啊！
祭祀体系实际上就是信仰体系。过去，我不但局限于自身的经历，也自信地误以为自己的信仰是由事实和逻辑推演出来的，是理论思考的产物。现在，认真反省自己的成长过程才发现，事实和逻辑推演只是使我能够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面前辨别信仰、疏理信仰、增进信仰，而并不能赋予我信仰。信仰是由牺牲产生的。牺牲行为是人超越自身利益的最高境界和证明。一旦牺牲，牺牲者就证实了自己的真诚无私，证实了自己的神性，可以成为信仰的对象。牺牲者的肉身消失了，但他的追求、他的灵魂却因此可以获得永生，可以像火炬一样代代往下传递。对于一般程度的信仰者来说，信仰至少意味着诚实、朴素、谦虚、忍让。对于最高程度的信仰者说，信仰意味着牺牲。因而，接受信仰的过程一定是一个祭祀过程，祭祀牺牲者，认同牺牲者，而把自己奉献到祭坛上，与祭祀对象融为一体。
祭祀是信仰之根。由于信仰影响着人们的日常行为，塑造着未来的历史，所以信仰是未来之源。祭祀也成为未来之源。通过各类祭祀体系，当下的生活与过去和未来建立了联系，个人的生活与社会整体建立了联系，生活才能够不浮躁，物欲才能够被抑制，和谐的人际关系才有可能建立。我们所熟悉的，除了天地祖先祭祀和烈士祭祀外，还有基督教祭祀。基督教所以成为一个信仰体系，不就是牺牲了一个耶稣吗？基督教的圣经、教堂、节日不是构成一个庞大的祭祀体系吗？教皇可以腐朽、神父可以糜烂，但是，耶稣不会腐朽，不会糜烂，《圣经》不会与时俱进，信众就可以以耶稣之名推翻教皇，打倒神父，或者干脆“因信称义”，废除金字塔式的教会组织体系。教皇也许倾向于和剥削压迫的世俗政权勾结，为世俗政权辩护，但神父可以撇开教皇，以耶稣之名创立“解放神学”，站到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上。
当然，祭祀并不是万能的。就绝大多数人而言，他们是主要在反复的祭祀仪式的熏陶中接受信仰的，其程度也很不一致。对于少数理论思考能力较强的人来说，有可能摆脱反复的祭祀仪式，而直接吸收牺牲者的思想或灵魂，甚至进一步清晰地阐述牺牲者的思想，使更多的人能够更快地理解和接受信仰。
所以，接下来的问题是，人为什么一定要有信仰？
这首先是13亿人在同一片国土上相处的需要。
在改革开放之初，当时政界、思想界、文艺界都涌动着一股冲决一切束缚的思想解放浪潮，其核心则是人的私欲、私心的解放浪潮。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有关人道主义的辩论，还是文学界的“伤痕文学”崛起，或者是中国青年报发起的“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的讨论，都强烈地冲击着此前的烈士精神教育。“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被广为传诵。躲避崇高，告别革命，成为时代潮流。在许多思想界人士看来，这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而此前的三十年则相当于是“黑暗的中世纪”。
但是，问题并没有因为个性自由、解放甚至性解放而消失。在政治权力仍然高度集中的前提下，“自私自决权”的运用，“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结果，是形成了“靠权吃权”、以权谋私的局面，分配不公、两极分化、一次性剥削重新成为社会现实。内部腐败，对外妥协，中国社会重新成为一盘散沙，重新面临着四分五裂的前景，重新请回了三座大山。共产党的先烈们在地下都睡不着了！
到此时，一直迷信市场和制度可以协调相互冲突的私利的精英们也都慌了神。他们发现，光有市场经济不够，还要有民主选举、多党竞选的政治制度；光有政治制度不够，还要有基督教的信仰体系来约束政治人物的行为。他们开始加入基督教！但是，晚了，改革之初他们不但摧毁了烈士信仰体系，也同时摧毁了一切信仰体系。现在，人们只信钱！一旦打开束缚着私欲的瓶子，私欲就会从一缕青烟化作“口像山洞，鼻像烟囱”的巨大魔鬼，将社会撕裂，将人心撕裂，将大自然撕裂！要让这位魔鬼再度回到瓶子里，历史就又得经历一个轮回。
其次，信仰还是个人成长的需要。
信仰产生敬畏。信仰天地，对天地产生敬畏；信仰烈士，对烈士产生敬畏；信仰上帝，对上帝产生敬畏；信仰祖先，对祖先产生敬畏；信仰科学，对科学产生敬畏。
敬畏是学习的最强大、最持久的动力。对天地自然有敬畏之心，就会产生探索大自然奥秘的浓厚兴趣，在江河湖海中与鱼虾戏耍，在大山森林中逐猎野兽，师法自然，成为一生创造性思维的丰富源泉；对烈士有敬畏之心，就会对烈士的人格、追求产生深层的认同，心胸自然就开阔，祖国和人民就会在心中生根；对上帝有敬畏之心，就容易遵守道德戒律，容易产生为他人牺牲的想法；敬畏祖先，就容易孝敬父母，感激父母的养育之恩，就容易产生对下一代的责任感。对科学畏敬，学习数理化时就会变得主动、活跃，不须督促，成绩自然就好。
就像信仰一样，敬畏是从长辈身上传递下去的。如果不是唯物主义教育的影响，我想，当我平日尊敬的父亲跪在地上，五体投地崇拜天地之神时，我也会对天地之神产生敬畏。你所尊敬者尊敬的东西，一定会使你同样起敬。遗憾的是，西方的理性主义思潮所至，个人理性被夸张到极点，怀疑一切成为主流，敬畏荡然无存。实际上，人类千百年中实践和思考所积累起来的理性要远高于个人理性，值得我们敬畏。离开了这种间接经验，个人理性可能比一只猴子的理性高不了多少。怀疑一切的结果，不但上帝死了，祖先也死了，天地也死了（没有灵性了），烈士也死了。我们今天如果说有敬畏，只敬畏一种东西，那就是科学。而这本身是怀疑一切的产物。其实，严格按照怀疑一切的态度，科学也需要怀疑。科学解决不了战争，科学解决不了剥削压迫，科学解决不了失业，科学解决不了无限膨胀的物欲和有限的自然资源的冲突，科学解决不了成长的烦恼，科学解决不了我们面对无数选择的困惑，科学不能把我们变得像吃饱了的猪那样快乐，科学解决不了我们空虚和无意义感。科学不能告诉我们该如何与父母相处，与老师相处，与邻居相处，与同事相处；科学不能帮助我们谦虚谨慎、深沉执着、临危不惧、意志坚强。科学解决不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无数困扰。科学只是一种认识世界的极为有限的工具。科学凌驾于一切之上，成为人们的唯一敬畏对象，这不是现代人变得深刻了，而是变得肤浅了，变得不知天高地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