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于：2007-06-04 22:54:04
来自：站务休闲/闲聊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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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反党"的帽子
文革结束以后，痛定思痛，十年浩劫中的怨假错案统统平反，不仅刘邓反党集团、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以及大大小小的反党集团统统平反，而且50年代的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反右斗争的50万右派，更早的胡风、潘汉年反党集团，一直到延安的抢救运动，中央苏区的AB团、福田事变，二方面军的贺龙、夏曦、段德昌，井冈山上彭德怀亲自杀害的王佐、袁文才，杀人的和被杀的，一股脑儿，统统平反的平反，不算的不算。于是乎，党内留下来的反党集团就不多了。"四人邦"反党集团和林彪反党集团都与文革有关。其实，有了"形左实右"的"5.71工程纪要"，林彪都有人同情。在大陆战争历史故事电影里，寡言少语的林总已经多次以正面形象出现了。连1962年"利用小说反党"的习仲勋、贾怀志、刘景范反党集团也平反了。这样一来，高饶反党联盟自然突出得醒目。一眼望去，建国以来，硕果仅存的高饶、"四人邦"两个反党集团，都是"左"。
高大麻子一身江湖土匪气，称兄道弟，结邦拉派，封官许愿，男女作风糜烂；饶漱石两袖清风，一本正经，却从来就是"窝里斗"：新四军里先是帮着项英与叶挺斗，接着与陈毅、谭震林斗，到组成反党联盟的时候，斗争矛头直指提拔自己的老上司-刘少奇。高、饶这两个人，不招人喜欢，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为什么不能恰如其分地就人品说人品，譬如说：高岗是土匪，饶漱石是"窝里斗"，所以要清除出党，永不叙用，不是更好吗，为什么一定要说是反党呢？所有党内被冤屈的好人，大多都尝过被说成是"反党"的滋味。将心比心，推己及人，道理都是一样的：高岗与刘志丹、谢子长共创陕北苏区，才有了中央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的最后落脚之地；解放东北后，接替林彪任一把手，成就了四野百万大军入关作战，推翻蒋家王朝的战略大后方；抗美援朝，背靠苏联的东北成为志愿军的总后勤部，彭德怀-高岗-周恩来，朝鲜-东北-北京一条线，打败美帝野心狼。所有这些，当时都是当成民族英雄称颂的。为了实现反党的目的，枪林弹雨出生入死，把国民党、美帝国主义打得屁滚尿流，犯得着兜这么大一个圈子吗？
党内路线斗争关系到建党、建国的大政方针，确实严肃，来不得半点含糊；有时你死我活，容不得对政敌心慈手软，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甚至也是参加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是否一定要用"反党"的帽子，平心而论，好处并不多。特别是把这帽子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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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我来说两句-
lmf200404
沙发
主义初级阶段50年不变，不仅一脉相承，而且发扬光大。中间隔了两段-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从生产关系的"一大二公"到意识形态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结果真的是鸡飞蛋打：70年代末期，城市里酱油、醋、咸菜都要凭票供应，油炸花生米成为过年才吃得上的大菜；农村则两亿人吃不饱肚子。倘若一进城就依了刘少奇的《历史任务》，将新民主主义过渡阶段20~30年不变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50年不变一以贯之，就不需要反右；就不需要大跃进的瞎折腾，饿死成千上万人；就没有三年困难时期，也没有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根据这20年改革开放、发家致富的速度，中国大陆的富裕程度还不超过台湾？
2007-06-04 22:5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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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f200404
板凳
力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毛泽东思想"也从正式文件中拿了出来。不曾想，据王光美说，八大结束的第三天，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就对刘少奇说："党的八大关于我国基本矛盾的提法不正确。"不管实际发生的具体细节如何，接下来的历史是：1957年反右，1958年大跃进，1959年庐山会议，1960~1963年"三年困难时期"，1964~1965年四清，1966~1976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整整持续了十年时间。几乎所有部门和地方的领导都被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而遭到批斗、夺权，接替毛泽东当了多年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全家遭到迫害，本人被残酷迫害致死。
2007-06-04 22:5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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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载更多路线斗争30年，改革开放20年，留下一个逻辑上令人困惑的理论遗产。刘少奇昭雪平反之后，亲人们在总结毛刘之争时写道：
刘少奇与毛泽东思想-毛一生中伟大的光辉的正确的那部分理论和实践，不可分。正如要坚持四卷，必否定五卷；要坚持毛泽东思想，必否定"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要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必要恢复刘少奇的本来面目。
高岗的朴素提问就成为难以回答的原则问题：28年武装斗争夺取政权，无数革命先烈前赴后继，抛头洒血，就是为了夺取政权以后大力发展继续革命的对象-资本家、地主富农，按照剥削有功的道理，等他们通过剥削而充分发展了，实力充分强大了，再动员被剥夺得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进行一场剥夺剥夺者的社会主义革命？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政治路线上、执政纲领上，面临着越来越难以回避的理论挑战。建国之初的争论，在实践中始终没有结束。由此看来，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定下"不争论"的框框，真的是老成谋国之言，政治用意颇为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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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刘少奇留下的困惑
毛泽东从来不满意先资本主义、后社会主义的发展程序。早在1948年，毛泽东把张闻天起草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中，"决不可以采取过早地限制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改为"决不可以采取过早地限制现时还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为此，毛泽东专门致函刘少奇解释：
因为就我们的整个经济政策来说，是限制私人资本的，只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才不在限制之列。而"有益于国计民生"，这就是一条极大的限制，即引导私人资本纳入"国计民生"的轨道之上。要达到这一点，必须经常和企图脱出这条轨道的私人资本作斗争。而这些私人资本虽然已经纳入这条轨道，他们总是想脱出去的，所以限制的斗争将是经常不断的。
接着，1952年，毛泽东继续革命，在修改中共中央《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决定》时，根本不顾资产阶级民主党派的脸面，毫不客气地明确提出：
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
大跃进和三面红旗，是超越先资本主义、后社会主义发展顺序的一场悲壮尝试；文化大革命则是多年积怨的一次总爆发、奋不顾身的大决战。前者是从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进步两个方面超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后者是从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两个方面，通过群众运动式的大民主，防止中国重复资本主义的旧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建国之初高饶联盟的这场路线斗争，谁是谁非，似乎是一目了然了-50年代初的新民主主义过渡阶段20~30年不变与80年代初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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